山西长治地区唐墓人面鱼身俑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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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唐墓随葬人面鱼身俑的现象始于山西长治地区，亦主要分布于以长治地区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人面鱼身俑往往以单件的形式作为随葬品置于墓中应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通过对唐墓随葬人面鱼身俑的情况和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从考古发现的人鱼结合器物和纹饰出发，探讨人面鱼身俑随葬所反映的丧葬习俗和文化内涵。
　　关键词：唐墓;人首鱼身俑;文化;内涵
　　1 唐墓人面鱼身俑概况
　　唐墓人面鱼身俑随葬主要集中在山西长治地区，在辽宁、河北、河南等地也有零星出土。管见所及，在长治地区唐墓中出土有人面鱼身俑随葬的共有九例，现将材料整理如下。
　　2003年3月，在山西省襄垣县县城的一座唐墓中出土人面鱼身俑（仪鱼） 1件。人首，尖耳上竖。身体鱼形，彩绘鱼鳞，鱼尾上也有彩绘。鱼身下有细弱的四肢，伏于长方形板上。通长20厘米，宽5.5厘米，高9厘米。墓葬的年代为公元653年[1]。
　　1986年7月，长治市博物馆在山西长治县宋家庄发现了几座唐墓，其中一座唐墓出土陶人面兽l件。身长17厘米，高8厘米。周身涂红，面部似人，前有兽足，后有鸡爪，身有鱼鳞、鱼尾。墓葬年代为公元660年[2]。
　　1993年12月，长治市博物馆在市东郊长淮机械二厂发掘清理了一座唐代墓，出土人面鱼1件。高13厘米，身长30、底长21.5厘米，人首上仰，鱼身肥大，宽尾巴，腹内空。墓葬年代为公元676年[3]。
　　1954年4月，山西省文管会长治工作组在长治市东郊发现了一座唐墓，出土人面鱼身镇墓兽1件。猫耳，有四足，脸饰白粉，身涂朱彩。墓葬年代为公元679年[4]。
　　1960年7月，山西省文管会晋东南文物工作组在长治城东6公里的壶山西侧清理了两座唐代砖室墓，其中四号墓中的8号器物“陶鱼”应为人面鱼身俑，面朝前[5]。
　　1984年8月，长治市博物馆在长治市北郊安昌村发现一座唐代砖室墓，出土陶人面鱼身俑1件。中空，长22厘米，头高10厘米。墓葬年代为公元689年[6]。
　　1986年10月，长治市博物馆在长治市西郊瓦窑沟的建华菜场发现一座唐墓，出土陶人首鱼1件。长27厘米，高9厘米，人首鱼身，鱼背部有锯齿状鳍，鱼身中空。墓葬年代为公元691年[7]。
　　2002年7月，在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发现一唐代砖室墓中出土人面鱼身俑1件。泥质灰陶，手制，通体涂白彩，大部脱落。人面鱼身，面容圆润丰满，口涂朱，无颈。鱼背凸起，鱼腹平。长28厘米，高32厘米。该墓葬的年代为公元700年[8]。
　　1961年4月，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东南文物工作组在长治市东郊北石槽清理了两座砖室唐墓，其中三号墓出土一件人首鱼身，红色，身上有鳞，高11厘米。墓葬年代为唐代早期[9]。
　　通过对长治地区考古发掘简报进行梳理可知，这些人面鱼身俑通常情况下每个墓葬中均随葬一件，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人首与鱼身结合为一体，造型独特，一般体长20～30厘米，高大多集中在10厘米左右。鱼身大多为中空，周身涂抹红色。其中，山西长治襄垣县唐墓（2003M1）出土的人面鱼身俑应该是年代最早的（公元652年），除长治地区外，在太原南郊金胜村三号唐墓也出土人面鱼身俑1件，头有角，全身饰白粉，长17厘米，墓葬年代约为初唐时期[10]。相比较其他地区而言，长治地区唐墓出土的人面鱼身俑主要集中在初唐时期。另外，在有些唐墓中发现了兽首鱼身俑、人首兽身俑以及双人首蛇身俑等，有着较强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点。
　　2 人鱼结合形象溯源
　　公开考古资料表明，唐墓人面鱼身俑应肇始于长治地区，主要集中在初唐时期，至晚唐五代以后这种人面鱼身俑已是很少见，即便偶有发现多集中自南方地区，北方地区这种人面鱼身俑随着现象逐渐消失。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人面与鱼身结合形式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就已经开始出现，这种“人面鱼纹”主要出土于陕西省境内，如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宝鸡北首岭、西乡何家湾、临潼史家遗址等[11]，其中最为著名的应是在仰韶文化中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除此之外，人面纹、鱼纹在新石器时代也有单独出现，有红山文化中的玉鱼和河姆渡文化中的陶鱼、木鱼等。尤其是鱼纹俨然已经成为陶制食器中的主要纹饰，如仰韶文化早期秦安王家阴洼出土的游鱼纹彩陶瓶。而良渚文化则把“兽”的元素与人面进行了融合，比较典型的是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饰。
　　在青铜器时代，尤其是商至西周时期，写实鱼纹在商周青铜器上也是比较常见的，更多是作为辅助纹饰的形式出现，而人面纹像也是青铜器上具有代表性的一类纹饰，多用浮雕或透雕的技法将人的面部整体或者局部以写实或者抽象的形式雕饰在铜器上，如人面纹方鼎、人面纹铜钺等。除此之外，春秋战国青铜剑[12]和战国两汉时期的瓦当[13]上也刻画着人面纹和鱼纹。
　　在汉代，画像石上这种鱼和人结合的形象开始大量出现，如山东邹城汉画像石墓《河伯出行图》中河伯骑乘是由三条鱼组成的，在鱼之上还有一个人头鱼神的画像在作飞行状态;又如江苏徐州铜山县洪楼村出土的画像石上中同样也有由三条鱼牵引着一个头戴鱼冠骑乘鱼车的神人[14]。另外，在战国秦汉的墓葬中，陶鱼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随葬品[15]。
　　隋唐五代时期，人首与鱼身结合的陶俑作为随葬品在墓葬中出现，有着较强的地域特色，初唐时期人首鱼身俑集中分布在以山西长治为中心的华北地区，而与此同时的中原两京地区和南方地区则甚为少见。晚唐五代时期，人首鱼身俑在墓葬随葬现象则多发现于东南地区，及至宋代，这种人鱼陶俑开始大为减少，仅在江西、福建、四川、浙江、湖北等地零星发现。
　　3 唐墓中人面鱼身俑探析
　　唐墓人面鱼身俑的性质学界多有争论，这些人面鱼身俑的命名和功用尚未有着统一的认定，有学者称之为“人首鱼”“仪鱼”“人面兽”和“雷神”等。在考古学界，这种器物最初被归入到了镇墓兽的序列，认为其是镇墓兽的一种，将其称为“人首鱼身俑”，如《南唐二陵发掘简略报告》（1951年）、《山西长治唐墓清理简报》（1957年）、《太原南郊金胜村三号唐墓》（1960年）、《江西彭泽宋墓》（1962年）、《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等。徐苹芳先生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一文中对这些人面鱼身俑有了初步的研究，认为其可能是《大汉原陵秘葬经》中所记载安放于公侯卿相高级官员墓葬中的“仪鱼”或者是《宋会要辑稿》所记永定陵明器中的“鲵鱼”[16]。这种说法提出以后在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影响，有些考古发掘简报中开始把这种人面鱼身俑称为“仪鱼”或者是“人面鱼”。但也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如《雷神俑考》[17]一文中认为该器物称之为“仪鱼”是不妥的，这种人首鱼身俑多出土于中小型墓葬，随葬者大都官职不高，称之为“仪鱼”属于“逾越礼制”，唐宋墓葬中所出人首鱼身俑应为道教雷神。这种说法也有学者提出了异议，《雷法议玄篇》成书于南宋，但人首鱼身俑的出土年代主要为唐及五代，是否能据此认为唐代人首鱼身俑就是雷神形象之一，此种说法值得商榷[18]。有学者认為，人首鱼身俑应是《大唐六典》中“四神”中“地轴”的变形体[19]。由此可知，唐墓中这种人面鱼身俑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 　　《山海经》有着“人面鱼身”的记载，如《山海经·海内南经》云：“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面而鱼身，无足。”《山海经·海内北经》云：“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可见，关于这种人面鱼身的记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比较成熟。除此之外，东汉郭宪所著《汉武洞冥记》、西晋张华所著《博物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梁朝任昉著有《述异记》、唐代郑常所著《洽闻记》、北宋初年徐弦所著《稽神录》等书中都有着人鱼形象的记载。这些文献表明古人对于自然界中的“鱼”有着特殊的情感，人们希望与其产生某种密切的联系。这在考古发现中有着确切的体现，如新石器时代的人面鱼纹，青铜时代的鱼纹、人面纹，汉画像石上的人鱼形象等。新石器时人面鱼纹是原始人类的崇拜生殖，与其种族繁衍直接相关，象征人类的生殖繁盛;青铜器时代青铜器作为政治权力的象征，青铜鱼纹的出现赋予了其一定的政治色彩;而汉代画像石内容多用以表达汉代人祈福禳灾，希望长生的美好愿望[20]。
　　可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虽然对于鱼有着不同程度的认知，鱼形象的出现也有着不同的方式，但是人们对于鱼却有着美好的寄望。因此，唐墓人面鱼身俑以随葬品形式也应有着美好的寄托。比如唐代盛行“鱼符”与“鱼袋”制度，是鱼文化在政治制度层面的体现，而人首鱼身俑见于唐人墓葬中，是鱼文化在丧葬中的运用，有着辟邪消灾的功能。唐墓人面鱼身俑，人首多为光头或戴冠，这是作为男性的一种具象表现，而鱼身代表的则是女性，正如闻一多先生曾言：“中国人上古起以鱼象征女性，象征配偶，而鱼的这一象征意义起源于鱼的繁殖能力最强。”按照此说法，这种人鱼结合也是一种阴阳结合的体现，有着阴阳交合之意，有着子孙繁衍的意蕴。同时，《抱朴子》有云：“河者，天之水也，随天而转入地下过。”地川和天河为一体，则鱼便成为沟通天地之间的使者，可以引导亡灵进入天界，承载着墓主人希望借助人鱼羽化成仙，超越生死，达于长生极乐之境，游弋于天地之间的愿望，是古人对另一个世界的美好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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