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后殖民语境下的《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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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加拿大与美国同属英国的前殖民地，但两者所走的道路大不相同。美国于1776年独立后，加拿大仍然效忠大英帝国，虽然于1867年获得自治、1931年获得独立外交权、1982年获得修宪权，却至今奉英国女王为国家最高元首。从文化意义上讲，美国在政治上独立后很快实现了文化上的独立，而加拿大在文化上长期依附英国以及迅速崛起的美国，其文化“具有相当浓厚的后殖民色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加拿大民族主义运动达到高潮，文学也随之进入繁荣阶段，有关民族文化的讨论十分热烈。在这种背景下，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于1972年出版了学术著作《逃生：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以下简称《逃生》)，对加拿大文学和文化进行了界定，并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和广泛争议。支持者认为该书是加拿大民族主义的杰作，是加拿大文学和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阿特伍德本人也认为“《逃生》是英语加拿大文化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反对者则认为该书充满了偏见，是对加拿大民族个性的丑化和歪曲。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片争议声中，《逃生》已经成为加拿大文学的经典作品，对于人们认识加拿大民族文化和文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深入研究。
　　
　　一、加拿大的“民族病态”
　　
　　什么是文化?有学者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长久以来形成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民族心理。它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同时也成为了一个民族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一般说来，英国人、英裔美国人、英裔加拿大人同根、同种，属于一个民族，但加拿大民族主义者宁愿将加拿大民族视为一个不同于英国民族和美国民族的独立民族。为了体现这个民族的政治合法性，就必须构建不同于英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加拿大文化。加拿大不同时代的民族主义者为此进行了种种探索，《逃生》显然是这种探索的一部分，它从一个侧面对加拿大的文化特征进行了界定，阐述了阿特伍德对加拿大民族文化的认识。阿特伍德指出，《逃生》是一本关于“模式”(第11页)的书，这些模式将加拿大文学组成了一个整体，并且将加拿大文学与其他文学区分开来，也反映了加拿大民族的思维习惯。阿特伍德随后又进一步将这个“模式”解释为“一种象征”和“一套信仰体系”(第31页)，并明确指出：“毫无疑问，对于加拿大而言，那个在英语加拿大文学和法语加拿大文学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象征就是：逃生。”(第32页)
　　那么到底什么是“逃生”?阿特伍德的阐释表明，她所讲的“逃生”与通常意义上的逃生概念大不相同，它既不是积极主动的求生行为，也不是勇敢、顽强的抗争，充其量只是一个“还活着”的事实，确切地说是指一种对逃生的目标毫无益处的被动、悲观的情绪，一种焦灼的心理状态：“我们的核心情感……是一种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焦虑。我们的故事不是成功者的故事，而是不幸的经历……生还者除了生还的事实本身外毫无成就可言，除了为生还感到庆幸外，他几乎是一无所有。”(第33页) 这种逃生意识还包括恐惧：“人因恐惧而瘫痪。他甚至于惧怕生命本身；把生命当成对生命的威胁，堕入到恶性循环当中。”(第33页)这种逃生意识甚至包括对逃生本身的拒绝：“没能逃生，或者除了逃生外一无所获，这并不是敌意的外在世界所强加的必须，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选择。……对逃生的执着转变成不想逃生的愿望。”(第34页) 阿特伍德发现加拿大作家总是“花费大量的时间确保他们笔下的人物死去或者失败。……因为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感到失败是惟一‘正确的’结局，是惟一能够与人物的(或者作者的)宇宙观相吻合的结局”(第34页)。阿特伍德不禁问道：“难道加拿大人对失败的渴望与美国人对成功的渴望同样强烈，同样无处不在?”(第35页) 阿特伍德的阐释清楚地表明，加拿大人的逃生意识其实是一种“文化病态”。
　　与这种病态的逃生意识相一致的则是加拿大人同样病态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阿特伍德指出，加拿大人对自己的国家完全没有信心，“加拿大人永远像医生那样在病床边给这个国家切脉：不是看这个国家能不能活得好，而是看这个国家还能不能活”(第33页)。阿特伍德发现加拿大人厌烦自己的国家，因此，“(向加拿大人)讲授加拿大文学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行为。如果讲不好，他们会比如今更加厌烦他们的国家”(第14页)。
　　
　　二、对英、美殖民文化的批判
　　
　　阿特伍德等学者认为，加拿大与英国和美国的关系就是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的关系，抑或是被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关系。关于加拿大“逃生”传统的由来，阿特伍德强调了加拿大曾为殖民地的背景，提出：“加拿大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受害者，或者是一个‘受压迫的少数民族’，或者是‘受剥削’。我们来想象一下：加拿大是个殖民地。……是‘母国’挣钱的工具”(第35－36页)。她还指出：“与加拿大文学中的受害者接近的受害者出现在‘新兴国家’或者前殖民地和殖民地文学(或者正如某人所说，大劫难文学)当中。”阿特伍德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将加拿大文学界定为殖民地文学，并试图将加拿大人的“病态”文化归咎于新、老殖民主义统治。事实上，《逃生》从多个方面对加拿大文化、英国文化和美国文化进行了比较，详细阐释了加拿大的“病态”的“逃生”文化，并对英、美文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
　　阿特伍德发现，加拿大人由于受到以埃德蒙・伯克和威廉・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自然观的影响，试图将大自然当作圣母(DivineMother)加以崇拜，结果却遭到了加拿大残酷的自然环境的打击，以至于心灵扭曲，产生了对大自然的仇恨。“加拿大作家作为一个整体不相信大自然，总怀疑大自然耍阴谋诡计”(第49页)。她批评了英国自然观，指出：“华兹华斯式的和欧洲式的基督教幻想不过是一厢情愿，而且具有毁灭性：这些幻想妨碍了人们与实际生存环境进行有意义的接触。”(第54页) 在阿特伍德看来，在加拿大文学作品中之所以出现了面对大自然的病态、疯狂和死亡，以伯克和华兹华斯为代表的具有基督教色彩的自然观难逃干系。
　　《逃生》对美国文化的批判胜过了对英国文化的批判。阿特伍德认为美国文学从人类的视角描写人类捕杀动物，而加拿大文学则从动物的视角描写动物被捕杀。她认为加拿大人从动物惨死的经历中看到了自己类似的命运，“非常可能，加拿大人感到了威胁，感到自己的民族快要被灭绝，感到作为个体的生命被剥夺，他们对动物的认同表达了内心深处的一种文化恐惧”(第79页)。不仅如此，加拿大人还从印第安人的不幸中看到了加拿大民族的不幸。阿特伍德指出：“白种加拿大人将自己等同于作为受害者的印第安人，这种做法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演绎推理，大意是：‘我们之于美国人，就如同印第安人之于我们’。”(第100页) 在阿特伍德看来，加拿大人的自卑心态折射出对美国人的恐惧。
　　阿特伍德认为，与美国人自由塑造命运的自由观不同，加拿大人认同并追求“一种宇宙所固有的秩序”(第121页)。她认为这种秩序观同时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并承认“这种秩序观在北美这块大陆上很难站得住脚”(第121页)，十分含蓄地暗示了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文 化的颠覆。
　　阿特伍德还对加、英、美文学中的家庭描写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加拿大人的民族自卑感。她指出，英国人强调家庭成员的归属感；美国人强调必须摆脱家庭的羁绊，而且可以摆脱；而加拿大人则强调家庭是个难以摆脱的陷阱。她发现，在加拿大小说家笔下，“家庭成员们像风暴中的羊一样挤作一团，或者像鸡舍中的鸡：痛苦而拥挤，但就是不愿离开，认为其他地方寒冷、空旷”(第132页)。这种民族自卑感还体现在加拿大作家笔下的移民形象上。阿特伍德发现，美国作家笔下的移民在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跳人“熔炉”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后，能够获得经济上的回报；但是在加拿大作家笔下，移民即使自愿放弃原有的文化也毫无意义，没有一个现成的价值观等待着他去接受，等待他的只是失败，“不是除了钱一无所有，而是一无所有”(第150页)，“加入到不断膨胀的加拿大受害者的行列中”(第151页)。在阿特伍德看来，加拿大文学既包含着加拿大民族的自卑感和失败感，同时也隐含着对美国的嫉妒。
　　阿特伍德还发现，加拿大没有自己的民族英雄。在加拿大的历史和文学中，所谓的英雄往往死得毫无意义，因为在加拿大人眼里，骑警永远是合法权威的象征。她嘲讽加拿大“是世界上惟一把警察当成国家象征的国家”(第171页)，“加拿大人的反抗从未得到过民众的支持”(第172页)，“在加拿大文学中寻找个人英雄，那不仅找错了对象，也找错了地方”(第173页)。阿特伍德的分析既说明了加拿大人的法制观念，又嘲讽了加拿大人逆来顺受的民族心理，同时也影射了殖民主义的残酷统治。
　　尽管《逃生》对英、美殖民主义文化进行了批判，但这种批判显然非常微弱，将文化“病态”视为本质加以承认和接受。阿特伍德的结论是：“整体来看，加拿大文学调子是黑暗的。……加拿大文学冷峻、消极，反映了加拿大的民族心态。”(第245页)
　　
　　三、阿特伍德的“逃生”策略
　　
　　面对“逃生”这个传统，阿特伍德的态度非常复杂。她一方面告诫读者不必抛弃这个传统，认为“脚底下有一个灰暗的基础总比没有基础要好”(第246页)，但另一方面也告诫读者不必屈服于传统。她鼓励人们追求更高的境界，并借用玛格丽特・阿维森(MargaretAvision)诗中的话鼓励人们“冲破牢笼，重新创造”(第246页)。
　　值得一提的是，在阐释加拿大文学“逃生”主题的过程中，阿特伍德分析了人们面对自然的四种立场。首先，她反对人们盲目崇拜大自然，反对“人们在陷入泥潭并遭受蚊虫叮咬之际仍然自欺欺人地赞美自然”(第61页)，她把这种扭曲的不敢面对现实的自然观称为“立场一”。但对于阿特伍德来说，承认事实还远不能到达“逃生”的目的，因为承认事实很可能滋生一种逆来顺受的心理，即她所谓的“立场二”。她指出：“弄清楚可怕的事实固然很必要，但是若把这可怕的事实视为不可改变，将导致无力和徒劳。”(第63页) 但她同样反对一种被她称为“立场三”的自然观，即害人者与加害者交换角色的游戏。为此，她提出了她的理想境界“立场四”，即对二元对立原则的超越，强调人们“把自己当成过程的一部分；不是把自然当成恶，把自己当成‘善’或‘弱’，也不是把自然当成被动、无力，把自己当成‘恶’或‘凶’。……接受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性征，视之为过程的一部分，接受过程的多面性”(第63页)。概括地讲，这种立场就是：实事求是，顺应自然。这既是阿特伍德的自然观，也是她的人生观或生存观。
　　然而阿特伍德似乎不肯将她的“立场四”以文学的方式传播给世人，她否认作家具有教化和引导读者的责任，认为“作家的责任不是告诉世人应该如何生活，而是告诉世人他们正在如何生活”(第42页)。在她看来，世人都生活在“立场一”的病态中，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如何生活，她要求读者，“搞清楚你自己的处境，你自己的疾患……诊断是第一步”(第42页)。事实上，在阿特伍德本人的文学创作中，她所预想的“超越”、“再创造”、“立场四”始终未曾出现。她的创作似乎始终停留在“第一步”上，未能冲破逃生传统的牢笼；仍旧停留在“立场二”上，将生活中的邪恶和不幸视为不可改变，从而堕入消极。
　　
　　四、结 语
　　
　　诚然，任何理论都不可能解释一切现象。阿特伍德承认《逃生》具有想象的成分，反对人们把她的理论当成绝对，“不希望它像《圣经》一样；而更希望它像一个有用的假说，随着某种与文学现实更接近的假说的出现而被修改或抛弃”。她指出：“我曾致力于寻找这样的作品：它一方面认识到加拿大是一个被压迫的实体，另一方面做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努力以反抗这种被压迫的状态，即便是不成功，至少不是被动地接受失败。……但是我并没有找到这种作品(顺便说一下，我仍在寻找)。”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阿特伍德和她所属的加拿大文学尚未走出殖民主义所投下的阴影。但她否认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并引用了美国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nannervoconnor)的一句话：“心中没有希望的人是不会写小说的。”这对阿特伍德的读者们来说似乎是种安慰，但从目前的情况看，阿特伍德若想超越逃生文学传统，走出英、美殖民文化的阴影，写出振奋人心的作品，尚需时日。构建后殖民时代真正具有加拿大民族自身特点的文学和文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逃生，对加拿大民族来说，似乎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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