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非理性

作者:未知

  摘 要:当代西方哲学关于“意志软弱”问题的讨论是从唐纳德?戴维森开始的。他认为意志软弱是可能的,但是是理性的缺陷,属于实践非理性。米勒则在批判戴维森意志软弱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动机水平、自控失败、注意力情况和回报临近性等四因素的修改版的信念-欲望解释模型,尝试为这一非理性的行动进行充分的合理性解释。
  关键词:意志软弱;严格意志软弱行动;自控;非理性
  苏格拉底首先提出“无人有意作恶”,否定了意志软弱存在的可能性。戴维森则论证意志软弱是可能的,虽然只是作为理性的缺陷存在,即违背行为者的理性最佳判断的行动,从实践理性角度而言显然是非理性的。而米勒认为这一实践非理性的论断尚有讨论的空间,且并努力尝试为这种主观上的非理性行动寻找合理性解释。
  当面对相互冲突的动机时,行为者为什么出于此理由做出此行动,而不是出于彼理由做出彼行动,是米勒修改解释模型最希望解决的难题。通过对戴维森和皮尔斯解决方式的批判,他认为解释模型中必须加入:动机等级水平、行为者的注意力情况、可知回报的临近、以及自控失败等因素。
  一、批判心理分离假说
  后期戴维森为解决非理性矛盾的问题,提出心理分离假说,将心灵分割,认为违背行为者较佳判断的行动,包含着“不是由它引起的心理项的理由的心理原因”,即一个心理项是另一个的原因,但是并非是它的理由,那么它们就属于不同的心理分支。
  以“理由关系的破裂定义了分支的边界”为分割原则,他假定心灵具有“两个或者更多半自主结构”,才能解释这样的心理原因。而且,他通过观察人际间案例中的这种关系运作,来解释它是如何可以运用到单个人身上。要解释非理性,就要假定心灵可以分割成相互独立结构。
  如果按戴维森设想的人际间的模型来运作,那么心理原因处于一个心理分支,而它产生的结果(心理原因不是它产生的结果的理由)处于另一个心理分支。米勒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借助人际间模型,而且没必要进行心灵分割。
  他举例说明:巴特为了考试要记住罗马七座山的名字,他准备考试时用首字母缩写的方法,即老师问山名时,首先想到首字母,由此想到山的名字。巴特“想起首字母”这一心理事件固然是他“记起山名”这一心理事件的原因,但是,显然,无论“记起山名”这一心理事件的理由会是什么,至少作为其原因的东西不是其发生的理由。心理事件的原因和它导致的结果都在同一个行为者中,这并不矛盾,即使硬要将它们分隔开来,那它们也应该被放在同一个心理间隔区间,因为原因(想起首字母)和它意向产生的结果(背出七座山名)以目标导向的系统运作的很好,根本不需要借助心理分离或分隔来解释,这就是说,确实两者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合理的理由关系。
  米勒并不否认可以用心灵分离来解释不能自制行动,只是认为很多案例中根本没必要借助它,而且如何通过心灵分离来解释意志软弱行动也不是很清晰。戴维森也承认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比如这样的双重结构是如何运作的,如何解释意志软弱行动,但他想强调的是,这样一种心理分离假为解释主观非理性留有解释空间。
  皮尔斯在戴维森分离假说基础上进行改进,提出心理因素被单独分配给某个支系统,只能是因为它“没能以理性的方式同主系统中(它本应以理性方式作用的)因素相互作用”。按照这样的原则,只有“警告的信念”这一个因素被单独放置于一个支系统中,这个的信念与行为者希望相信的观点有关,是相信这个观点是非理性的这样的信念。类比到严格不能自制行动中,即是指,实施不能自制行动是非理性的这样的信念,或者是,反对实施不能自制行动的决定性较佳判断。那么这个信念或判断为何没能阻止不能自制行动呢?如果说,因为它是处于支系统而不是主系统中,所以没能阻止,那么必须要继续追问,为什么它会被限定在单独的支系统中。
  皮尔斯解释:“支系统是以非理性信念的希望为核心建立的,而且像人一样组织。尽管它是行为者的一个分离中心,但是从自身角度而言,它完全是非理性的。它想让主系统形成非理性的信念,而且意识到如果允许警告信念干涉的话,主系统就不会形成这个非理性信念。所以它阻止了警告信念的干涉”。
  以蘇珊散步的案例为本分析:
  “宿舍里,苏珊正抓紧最后的时间准备明天的历史期中考试。此时无聊和困乏袭来,她想在安静的春天的晚上独自走走。全盘考虑后决定最好还是继续待在宿舍学习。因为最近校园里出现的很多抢劫事件,令人害怕,而且想通过考试的话,她确实还有很多任务要做。每个考量都让她有充分的理由放弃散步,但是没过一会,违背了较佳判断,她走出宿舍散步去了。走到校舍门口时,碰到了一个朋友,朋友看见她现在还出来走走很吃惊。苏珊认真地说:这就是我们哲学老师说的意志软弱。”
  用皮尔斯的改进假说可以这么看待苏珊散步:支系统是建立在希望独自散步之上的,它想让苏珊散步,而且意识到如果她的较佳判断或者散步是非理性的信念干涉的话,苏珊就不会出去散步,所以它就阻止了判断或是信念的干涉。
  米勒认为没必要这么拟人化地设定支系统。首先,支系统采用的阻止判断或信念干扰的认知措施,其实没必要,因为只要欲望够强烈,它们就会自动发生。其次,通过把相关的心理项纳入到主系统中,可以削弱支系统的人格化。比如,促进苏珊散步的因素构成引发行动的支系统,这个支系统仅由她想散步的欲望、支持欲望的欲望以及让她更有动机散步的心理事件构成。这些因素组成一个系统,是说它们合在一起可以产生某个结果,解释力在于这些因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而不在于分离的支系统人的格化的设置。
  在拒斥心理分离假说和人格化支系统设定假说后,米勒认为借助心理学实验科学的研究成果,积极地寻找关键的动机影响因素,构建对主观非理性行动的理性解释模型。
  二、注意力-临近假说
  (一)自控失败和动机等级
  行为者自由地实施的意向性行动是意志软弱的充分条件,若是被强迫或是受无法抗拒的欲望驱使,就是不自由的,不需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也非意志软弱行动。可以说米勒比任何人都强调自控对动机改变的影响,他具体区分出自控能力,认为除了技术策略方面的技术性抵抗和简单的意志抵抗,还有行不行使、什么时候行使,都是行为者的自控能力的表现。   欲望具有动机力量,而行动是受欲望驱使的行动,且不同的动机具有不同的动机力量。米勒认为,欲望具有价值层面和动机层面两层含义,这两个层面相互独立,可以出现分离,即对欲望的价值评价可以与该价值的动机力量不等。行为者做出判断时,会收集相关的欲望、信念、意向等,构成他行动理由,在这些理由中存在着导致行为者最终实施行动的动机,也存在导致行为者做出决定性判断的动机。那么,决定性较佳判断和具体行动的背离,表示我们需要考察行为者行动时的总体动机平衡是如何倾倒的。要分析总体平衡走势,就需要先确认行为者的动机等级水平,以及可以对动机产生影响的因素。
  行為者的动机等级水平,即行动时,行为者自制行动的动机力水平,或者意志软弱行动的动机力水平。米勒区分了三种影响欲望动机力量的因素,即积极的动机基础、消极的动机基础,以及行为者的认知因素。对这些影响动机力量因素的分析,可以发现最终的动机平衡是如何达成的。
  (二)注意力情况和临近假设
  在确认了自控和动机等级水平这两个基本因素外,米勒在对乔治·安斯利(George Ainslie)、艾米丽·罗蒂(Amelie Rorty)等实验心理学理论和研究成果考察的基础上,借鉴“注意力”和“临近”两个概念,提出了包含注意力元素的临近假说,最终形成自己的修改版行动解释模型。同时,通过包括自控、动机等级水平、注意力和临近性在内的四因素的解释模型,顺利解决了其严格意志软弱行动问题和非理性矛盾之处。
  安斯利提出“冲动”的概念,即行为者自由地“选择回报少而不是多的选项”。与稍晚时候的回报相比,人们更偏爱当下的回报,而且当回报更接近现在时,这种倾向也随之增强。米勒认为,对临近回报偏爱的倾向,会增加奖励临近项的动机力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临近解释,即,通过回报的临近性对动机产生的影响,来解释行为者的动机平衡状况。
  艾米丽·罗蒂通过对意志软弱行动的吸引力策略考察,提出意志软弱行动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主导或集中行为者注意力的能力”、“具有很强的习惯性”、“受社交流媒体的影响:追随拥有个人魅力的领导、同情或是反感影响机制、以及角色扮演模式”。米勒将其归结为:注意力策略、习惯策略和社会策略三种,认为注意力策略对临近的动机力量影响最为重要。而且,实验心理学的实验数据也表明:增加回报的临近性,会产生增强其动机力量的结果。
  在吸收前二人理论和实验心理学成果基础上,他提出包含注意力元素的临近假说,认为这个假说可以充分解释很多意志软弱的行动案例。具体地,他认为临近假说要包括下面四个方面:
  “(1)意志软弱行动选项可知回报的临近性;
  (2)行为者实施自制行动的动机等级以及实施意志软弱行动的动机等级;
  (3)行为者自控失败;
  (4)行为者的注意力情况。”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来解释行为者行动时的动机平衡,就能解释他的严格意志软弱行动。而且它们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四种元素及其相互间的作用关系所构成的解释力刚好可以解决米勒提出的严格意志软弱行动。
  还是以“苏珊独自散步”这个典型的严格意志软弱行动为例:
  (1)意志软弱选项的可知回报临近性:独自漫步的可知回报近在眼前,比如夜晚习习凉风、暂时逃离宿舍压抑单调的学习环境后的愉悦等,而她仍继续准备考试的回报却是相对未知而遥远。
  (2)苏珊尝试自控失败了,因为她最终还是独自散步去了。
  (3)当她做出决定性较佳判断时,行使自控继续学习的选项动机等级比较低,不够驱使她意志自制地按照较佳判断继续学习。
  (4)注意力情况:她的注意力明显偏向了离开宿舍出去散步的那些理由上。对逃离无聊和烦闷的功课复习的迫切想象,清凉的晚风、清新的空气和放松的身心等生动的认知呈现,使该方向的欲望更有动机力量。
  这些原因,单个或者整体都会影响苏珊的动机平衡,使其最终落在意志软弱选项的一边。比如,当宿舍枯燥烦闷考试压力比较大时,她的注意力很容易就着眼于出去散步的愉悦和轻松上,注意力情况直接影响相应行动的动机力量,加上散步的回报比考试的回报要更近,因此,她出门散步的动机力量就会高于她对出门散步的价值判断,最终的动机平衡就落在了出门散步的那一端。
  结论:
  米勒并没有打算建立一个完备的行动解释理论,只是在寻求能够解释他提出的严格意志软弱行动的解释元素,将它们加入到传统解释模型中。他认为,当动机冲突出现时,解释行为者的意志软弱行动通常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需要识别行为者行动的理由;第二个阶段,解释他为何出于这些理由行动而不是另外的理由做出另外的行动,即解决较佳判断和最强动机之间的不一致,尝试说明行为者的动机平衡是如何倾斜的。
  当然,这样的解释并不是赋予行为者的意志软弱行动以理性,因为他毕竟违背了自己的较佳判断,是非理性的。但是这样的解释保障了,理性从未从行为者的行动思考里缺失,他依旧是通过理性思考形成较佳判断。我们对严格意志软弱行动的解释,就是要解决违背当下意向的自由的意向性行动是如何产生的,而且并不需要祛除行为者的理性背景。
  据此,米勒解决了,在严格意志软弱行动中出现冲突动机时,较佳判断和欲望动机不对等的情况下,行为者最终的动机平衡是如何达成的。同时,也顺带解决了意志软弱非理性矛盾问题。当然他关于意志软弱问题的研究仍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但其对意志概念本身、自控主体的实体设定、自主性、自欺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更利于我们合理地看待非理性、深入地理解意志软弱问题。
  注释: 心灵分割即“mind-partitioning”, 参见Donald Davidson, Problems of Ration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4.   2David Pears, Motivated Irration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 105.
  3“警告的信念”即“the cautionary belief”,參见David Pears, Motivated Irration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 95.
  4 David Pears, Motivated Irration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 87
  5Alfred R. Mele, Irration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81,93-95.
  6冲动即“impulsiveness”,关于冲动的详细论述,参考George Ainslie, ‘Specious Reward: A behavioral Theory of Impulsiveness and Impulse Contro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75, 82:463-496.
  7 临近解释即“proximity explanation”,参见Alfred R. Mele, Irration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85.
  8Amelie Rorty, ‘Akrasia and Conflict’, Inquiry, 22:193-212.
  9 Alfred R. Mele, Irration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86-88.
  10米勒对认知科学、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实验的运用,参见Alfred R. Mele, Irration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84-93.
  11 Alfred R. Mele, Irration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92.
  参考文献:
  [1]Alfred R. Mele, Irration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Amelie Rorty, ‘Akrasia and Conflict’, Inquiry, 22:193-212.
  [3]David Pears, Motivated Irration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 105.
  [4]Donald Davidson, Problems of Ration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4.
  [5]George Ainslie, ‘Specious Reward: A behavioral Theory of Impulsiveness and Impulse Contro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75, 82:463-496.
  [6]George Ainslie, Pico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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