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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庸俗实用主义的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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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目标,但在实践中出现了特定的政策偏好。这是由于庸俗实用主义产生的影响,人们只关注了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表面利益。实用主义哲学和进步主义教育哲学告诉我们,庸俗实用主义指导下的现代职教体系建设存在不足,应该在更完整的哲学理念指导下进行建设。进步主义教育哲学和改造主义教育哲学为我们指明了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方向,我们应该以此深化体系建设。
  【关键词】现代职教体系建设;庸俗实用主义;教育哲学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9)36-0015-06
  无论从政策文件来看,还是从实践办学来看,中高职衔接都是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关注的重要主题。所谓中高职衔接,是指中职与高职通过学制创新联合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一种办学形式,常见的形式有“3+3”“3+2”等。然而,中高职衔接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有人甚至将中高职衔接的价值理解为解决职业教育的招生难问题。在实践运行过程中,中高职衔接问题重重,甚至与政策设计的初衷相违背。以上种种问题的存在,要求我们必须从理论层面深刻探讨中高职衔接的目的、当前阶段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未来可能的改革对策。
   一、中高职衔接的政策初衷
   (一)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
   众所周知,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杜威所言,如果教育是生长,这种教育必须循序渐进地实现现在的可能性,从而使个人更适合于应付后来的要求。[1]因此,对于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需要遵循其成长的自然规律。根据舒伯的职业生涯发展理论,人的职业生涯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成长阶段(出生—14岁)、探索阶段(14—25岁)、建立阶段(25—45岁)、维持阶段(45—60岁)与衰退阶段(60岁以后)。也就是说,从14岁起,人就进入职业生涯的探索阶段。根据我国学制,14岁大概是学生初中毕业的年龄。由于学生年龄相对较小,可塑性较强,也容易产生对技术技能的学习兴趣,因此更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职业意识,也有利于学生学习专业性较强的技术技能。与三年制中职相比,中高职衔接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更高。经过短短三年的中职培养后,很多学生在没有做好知识与技能准备的条件下,就不得不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续职业生涯发展空间十分有限。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之下,中高职衔接培养的人才层次更高,与三年制中专相比优势更加明显。与三年制高职相比,中高职衔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时间更早。对于某些专业领域的技术技能学习而言,初中毕业学习与高中毕业学习效果差异明显,较早的技能学习更有利于深化学生对技术技能的理解。而且与三年制高职相比,中高职衔接可以帮助学生节省一年的宝贵时间以及相应的学费,在毕业之后也可以拿到大专学历,因此更受学生的欢迎。
   (二)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开篇即言,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但前提是,职业教育需要建立独立于普通教育的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体系。随着职业教育在学制上的完善,加快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任务在国家层面越来越迫切,因为在高等职业教育大规模发展起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职和高职分别由职成司和高教司管理,以致二者之间的脱节非常严重。[2]为了改善这一问题,实现中高职之间的有效衔接,国家提出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目标。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最早提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满足人民群众终身学习需要,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结构合理、形式多样,灵活开放、自主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紧密衔接,发挥高等职业教育在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同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2015年,初步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人才培养层次更加完善,专业结构更加符合市场需求,中高等职业教育全面衔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体制基本建立。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实现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有效衔接,那么将很难完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工作。
   (三)满足多样化高等教育需求
   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受教育需求也会随之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曾推行高校扩招政策,人们的高等教育需求更是被大大激发。但是,高等教育资源仍然存在总量不足、费用偏高、投资收益不确定等问题。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扩招政策影响下,也获得了大力发展。如今,高等职业教育在招生规模上已经与普通高等教育“旗鼓相当”,占据了我國高等教育体系的“半壁江山”。然而,与巨大的高等职业教育需求相比,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仍然十分有限。而且在传统的招生考试制度之下,中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在与普通高中毕业生的竞争过程中并没有优势,这就导致仅有少部分中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有机会升入高职院校接受继续教育。但我国毕竟是一个注重学历的社会,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筛选价值。尤其是在当前文凭要求日益拔高的趋势之下,中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很难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足够的优势。与之相比,中高职衔接大多以项目的方式进行,它是一种专门为中职学生提供的升学渠道,学生可以通过竞争进入高职院校学习,从而满足其接受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
   二、中高职衔接的突出问题
   (一)专业目录不匹配
   推进中高职衔接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目录不匹配。一般而言,中高职衔接是以专业为基本单位开展的,这就要求二者专业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但在我国中高职衔接实践中,中高职在专业层面的衔接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出现一些非专业化的操作现象。比如,有的“3+3”项目中出现农林专业对接畜牧专业的“跨专业衔接”现象。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就在于中高职专业目录的不统一。由于主管部门不同,多年来中高职各自规划自己的专业设置,分别进行专业目录编制,没有一种有效机制对两类专业目录进行沟通衔接,因此中职与高职的专业目录存在严重的不对应现象。[3]在这种不同的专业目录之下,大量中等职业教育阶段设置的专业高等职业教育阶段并没有,而高等职业教育阶段设置的专业中等职业教育阶段也没有。因此,对于想要开展中高职衔接项目的学校来说,只能退而求其次,找尽量相近的专业进行衔接。    (二)管理体制不协调
   中高职衔接是一项复杂工程,它涉及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当在实践中不能理顺彼此之间的关系时,就会影响到中高职衔接工作的正常开展。目前来看,管理体制上的障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上级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不协调。在地方层面,教育厅通常会下设职业教育处和高等教育处,分别管理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虽然从隶属关系来看,两个部门同归教育厅管辖,但是从实际运行效果来看,职业教育处与高等教育处不仅存在一定程度的职能交叉,而且容易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这就使得我们无法统筹规划职业教育事业,中高职在招生规模、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专业设置、课程与教材体系、教学与考试评价等方面缺少总体设计、有效衔接。另一方面,试点院校之间的沟通程度也有待提高。比如,“3+3”项目人才培养方案的一体化大多停留在纸面上,中职与高职在联合进行课程开发、实施与学生管理方面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
   (三)转段设计不科学
   就现状而言,中高职衔接的主要方式仍然是传统的考试制度。虽然在考试方式上设置了文化考试与技能考试,但是技能考试的项目相对单一,操作也较为简单,并不能真实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当前,我们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技能考试选拔制度,技能考核的项目设计、难度控制等没有很好地促进日常技能教学,中高职衔接考试甚至演变成职业教育领域的应试教育。而且,能够通过现有招生考试制度升学的学生比例仍然较低,中高职衔接通道颇为狭窄。此外,在参加中高职衔接项目之前,不少学生并未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做过良好规划,不能判断自己是否适合继续升学,有不少学生在高学历与虚荣心驱使之下,盲目参加了中高职衔接项目。如此一来,学生在完成职业教育转换之后,并不能很快适应高职院校的生活环境与学习方式,以致不少学生选择中途退学,这就大大影响了中高职衔接的效果。
   (四)课程设置不合理
   回顾以往的中高职衔接实践,大部分地区都是采用实体衔接的方式进行,在某所中职学校与某所高职院校之间建立衔接关系。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满足中职学生日益旺盛的升学需求,另一方面是缓解高职院校日益严重的招生困境。在这种模式之下,中高职衔接的标准化、系统化程度都停留在较低水平。然而,中高职衔接如果仅仅停留在实体层面,而不进行更深入的课程衔接,将极易陷入形式主义。目前来看,我国中高职课程衔接仍然存在一系列困境:其一,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标准仍然在探索之中,对地方层面中高职课程衔接的指导作用不明显。其二,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路径仍然不够清晰,大多仍是按照传统的学科式课程理念来开发课程,不利于技术技能人才的能力养成。其三,中高职衔接中的课程设置比较混乱,重复设置现象较为严重,且出现大量基础课程下移到中等职业教育阶段的现象,未能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设置相应的课程。
   三、中高职衔接的改革对策
   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来看,深入推进中高职衔接都是一项复杂工程,它不仅涉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而且涉及从国家到地方再到院校等多级管理部门。为了更为有效地推进中高职衔接,必须直面中高职衔接的突出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革对策。
   (一)统一编制中高职专业目录
   从本质上来看,国家推进中高职衔接工作,其目的主要是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合适的“立交桥”,通过完善技术技能人才衔接培养体系,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这应该成为统一编制中高职专业目录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在编制中高职专业目录时,一方面要关注产业发展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人力资源需求结构变化,进而根据人才培养结构需要,调整相应的专业目录,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结构与产业人力资源需求结构的吻合度。比如《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在学前教育、护理、养老服务、健康服务、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扩大对初中毕业生实行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招生规模。另一方面,要明确同一类专业在中高职阶段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涉及主体多,牵扯范围广,实际操作复杂。因此,在编制专业目录时有必要明确某一类专业在中职与高职分别面向哪些岗位培养人才,对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又有哪些重要区别。唯有如此,方能促进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有效衔接。
   (二)理顺中高职衔接管理体制
   无论是中等职业教育办学,还是高等职业教育办学,通常都是由地方政府统筹管辖的。基于此,至少需要理顺两个层面的管理体制。一是在省级层面理清职业教育处与高等教育处的关系,改变以往职业教育处管理中职、高等教育处管理高职这种“各管一段”的做法。建议赋予职业教育处完整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管辖权,使其对中高职院校进行统一管理,对中高职衔接项目进行统筹安排,改变行政管理层面的人为分割问题,提高职业教育行政管理的效率,从而在教育系统内部理順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整体推进中高职衔接工作。二是在院校层面建立稳定的沟通协商机制,加强中职学校与高职院校之间的平等对话,促进中高职衔接制度的规范设计。在以往的中高职衔接实践中,高职作为衔接的上位学校,通常具有天然的强势地位,对与之衔接的中职学校课程、教学、师资安排等具有很强的导向与规制作用。这就造成下位的中职学校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影响到其常规教学工作。鉴于此,中高职院校在开展衔接项目时,有必要达成基本的共识,二者并非上下级关系,而是人才培养的合作伙伴关系。
   (三)规范中高职衔接转段制度
   中高职衔接之所以难成体系,很大程度上源于转段制度设计的不规范。为此,必须加强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并建立系统的生涯规划指导制度。在我国,招生考试制度是职业教育办学的重要指挥棒。《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职业教育逐步“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但并未对其具体内容、结构、分数比例等做细化要求。这就造成各地在执行过程中参差不齐,导致选拔的学生不一定适合接受高等职业教育。为此,必须深化“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以职业技能素质作为招生选拔的主要标准,并确定合理的文化素质分数与职业技能分数比例。生涯规划指导制度在高校中较为常见,其主要功能是帮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涯发展方向。而在中等职业教育阶段,虽然也有个别的生涯咨询室,但总体来看,系统性不够强。对参与中高职衔接项目的学生来说,一旦选择错误,中途很难换专业,不利于其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优势。只有当人格特质与职业因素具有较高的匹配度时,个体才能获得完美的职业生涯。也就是说,人格特质与工作要求之间衔接得越紧密,职业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4]鉴于此,必须加强生涯规划指导软硬件建设,建立系统的生涯规划指导制度。
   (四)明确中高职课程衔接路径
   课程衔接是中高职衔接的重要基础,如果不能在课程层面展开有效衔接,那么其他一切办学要素将无法得到系统安排。新时期,当务之急是明确我国中高职课程衔接的科学路径。第一,发挥职业教育国家标准尤其是专业教学标准的引领作用。实际上,教育部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曾指出,要逐步编制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相衔接的专业教学标准。但从实践层面来看,由于这一工作的复杂性与专业性,仍然需要克服一系列困难,比如开发专家队伍建设、经费筹备等。第二,遵循能力发展的课程开发路径。这种课程开发路径通常包括三个核心环节,即职业岗位分析、工作任务分析与职业能力分析。首先是确定专业所面向的职业岗位,其次要根据这些岗位进行典型工作任务分析,最后要分析这些工作任务所需要的职业能力。第三,根据技术技能人才的学习特点、学习规律组织课程。课程组织方式不能仅仅考虑管理的便利程度,还应该从人才培养需要出发,对中高职课程进行统一安排、科学统筹。
   【参考文献】
   [1]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64-65.
   [2]徐国庆.从分等到分类——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之路[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14.
   [3]徐国庆.职业教育课程、教学与教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6:135.
   [4]郝天聪,石伟平.就业导向,还是生涯导向?——职业教育发展两难抉择的破解之策[J].教育科学,2017(2):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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