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之古今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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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夜》是沈尹默早期的代表作之一，于2017年被收入部编本九年级语文教材。回望百年诗坛，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1期正式发表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人共九首诗作，作为新诗草创期的第一批实验之作，迎接它们的是反对派的激烈言论与新诗人的热切响应，但无论如何，随着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等的新诗见诸报端、传播讨论，早期白话新诗在“四面八方的反对声音”[1]中确立了自身的合法性。其中《月夜》因“五四”精神的高扬、独立诗境的彰显和白话文法的运用而被誉为“第一首散文诗，被选入康白情次年编辑的《新诗年选》。康白情认为这首四行短诗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妙处，他道破了蕴含其中的现代诗美和浓郁诗情，并将《月夜》的艺术风格与“胡适之体”直露浅近的特点区别开来。
一、新诗之独立诗境
沈尹默的《月夜》只有短短四行，但意蕴丰富，耐人寻味。其境界之新，体现在“月夜”既是诗歌的标题，又是诗人精心建构的自然环境与抒怀对象。第一二两句中，描绘了夜晚“呼呼的”霜风和“明明的”月光，叠音词突出了“霜风”之强劲、“月光”之明朗。以寥寥几笔勾勒出一副“寒风明月图”：诗人立在秋风肆虐的苦夜里，只有远在天边的光明予人希望，但是可望而不可及。细细读来，此时1918年的月夜已非初唐的春江花月夜，没有滟滟的春江、似霰的花林或汀上的白沙，沈尹默笔下的月夜笼罩着萧瑟霜风和明明寒光，恰好象征了扼杀生机、压抑个性的时代氛围。而在此月夜中的“我”，没有因循传统——举杯邀月、怀人思乡，只是与“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这株傲然矗立的大树，“顶高”又充满力量，迎着凄风寒月，抗争着肃杀的大环境。诗中的“我”选择与高树并排而立，“却没有靠着”。一个表转折的“却”，骤然将抒情的中心移至“我”身上，显示了“我”孑然一身，与“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的姿态。这里的“我“没有依附外物或寻求保护来抵御外部的危机，它不是传统意象中庄子笔下逍遥物外的我的自况，而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我”，拥有着独立精神的主体，敢于直面风云变化的危机，彰显了刺破暗夜的力量;同时，“我”将“树”视为外在的参照尺度，并以此投射内在的价值取向和信仰立场——“我”与“树”既是奋勇抗争的战友，有又互相衬托的意象，即高大的树不仅没有映衬出“我”的渺小卑微，反而显示出“我”强大的精神力量。诗人借景抒怀，在自然景致中抒发心灵体悟，将人生经验融入生命体验，他不再如古时士子，为臣死忠，为太平盛世讴歌，而是实验性地立足当下、书写现实和表现自我，探索自我与世界的特殊关联。其笔下的自然风光褪去古典的色彩，肃杀环境的“霜风”，指向光明的“月光”，无畏抗争的“高树”都被注入全新的时代精神，独立的姿态和无惧的品格的“我”的形象，发出觉醒了的一代人的声音。
二、“新”诗之现代诗美
新文学主将胡适在面对新/旧、白话/文言的新诗建构时，提出了“作诗如作文”的主张，极力倡导白话，强调的是“新诗”的“新”，即集中火力在语言工具和诗体形式的变革的聚焦点上，但也造成了诗意的匮乏和诗美的放逐。[2]但是，当《月夜》被置入白话诗草创期的整体框架中，进行横向对比时便可发现：早期白话“新诗”——《月夜》具有“新”和“诗”的双重特点，即它既充满现代的白话诗美，区别于旧体诗，又饱含浓郁的象征诗味，不同于浅近直白的“作文”之诗。
“新”诗《月夜》的现代性诗美，除了诗体特征上的长短不一、分行错落，更集中表现为现代白话的语言之美。首先是现代汉语中书面语汇的运用。胡适“作诗如作文”的主张渗透到早期白话诗人的创作实践中，体现为在保留白话口语色彩的同时，采纳“欧化”白话，注重严密的语法结构和自然的逻辑线索。在《月夜》中，诗人将9个虚词（如“的”“着”“和”“却”）引入诗行，表意精确、语法严密。例如诗人将动态助词“着”贯穿始终，表示动作的进行时，以时间的维度显示自然空间的延续性;转折连词“却”使得诗句的逻辑性、关联性增强，保持了语意和情感的洄漩。此外，现代人称代词在诗中的运用填补了古典诗词中“我”的缺席，并进一步置换了诗歌的主客体关系。[3]古人望月思怀远之作，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4]“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5]等，人称代词均被省略，抒情主人公被隐藏在背景中，留下了极大的空间供读者想象。但是“五四”时期的白话诗作却显现出不同的面貌，例如“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改变了传统诗歌的思维，运用主谓句子结构，体现了理性化、逻辑化的思维特征;同时，将物我两忘、物我交融的含混、不定的地带明晰化，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我”不再仅仅是环境中的一员，而是从幕后走向台前，作为不依附、不妥协的独立形象被渲染突出。其次，《月夜》中白话语言之美，表现为诗歌节奏的变化。如诗歌一二句“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诗人在每行行末都以现代汉语虚词“着”字结句，在语音上体现了“轻”又“短”的特点;助词“的”在行中轻读，弱化语音，“呼呼”、“明明”重读，突出强调，前重后轻的结构展现了悲壮的气息。虚词的激增，带来了语音轻重长短的变化，诗句内部的节奏顿挫，并进一步展现了诗歌节奏由平仄向轻重转变的感知方式。最后，《月夜》用韵自然，以虚词作为韵脚，押阴韵，与近体诗中以实词作为韵脚形成鲜明的区别，展现了新诗散文化的诗学内涵与诗美特征。
三、新“詩”之象征诗味
白话诗建构初期，阅读的重重障碍横亘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新诗人们的诗艺探索和普通读者的诗美期待之间也存在着矛盾。随着新诗在报刊杂志上传播，新文学公共空间的拓展，如何避免实验之诗写得过滥，如何促成大众对新诗的接受，实现对新诗合法性的确认，成为新诗人们在创作之前理应考虑的。
在处理读者接受问题时，诗人沈尹默表现出了经验作者的智慧：他将现代意识熔铸在传统意象之中，促成诗歌意象的象征化转向，赋予其多重意蕴。首先，《月夜》作为五四初期白话新诗中少数具有象征意味的诗篇，正如孙玉石先生所说，沈尹默的《月夜》“具有了超越传统的美学品格：完全打破传统外在和内在的抒写模式，体现了一种‘现代寄托诗’所具有的象征性质”。[6]不论是寒夜秋风，还是明明的月光、耸立的高树，已经不完全是传统诗词中的抒情载体，它们作为诗中的景物，皆被赋予了象征色彩。作为从传统转型而来的白话新诗《月夜》，诗歌在寄托之上也同样具有语言浅近、寄托深远的特色，更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与西方象征主义的潜在对话。诗人承认“能指”独立存在的同时，将“所指”放在被遮蔽的空白空间里;他表面营造的是凄苦的自然环境，而实际意图在于情景背后的象征——肃杀的时代氛围。他通过朦胧含蓄的抒情路径，给予读者联想与回味的余地，形成与其他白话新诗相异的美感体验。尤其是诗中不偏不倚地独立存在的“我”，已经远远跳脱出诗人内在的情感世界，并体现了五四独立自主的崭新气象，从而容纳了时代主题。最后，象征化的意象具有多重意蕴，从而比起写实的意象诗更添艺术的生命力。面对可能陷入旧体诗窠臼的危险，深谙诗歌传统的沈尹默，没有如胡适等人有意疏远自然审美空间，他仍然选择了古典意象——“月”。但是诗人采取了现实经验与传统意象巧妙融合的技巧，“我”不仅仅是置身寒秋凉夜的抒情主人公，更象征着浸沐五四时代精神的知识青年，“我”既是“我”，又是“我们”，都投注了现实的时代经验与情绪，富含多重意蕴，从而打开了诗歌抒情表意的空间。此“折中”之举，既是诗人的自觉追求，也在不经意间暗合了诗坛的期待视野，满足了大众对新诗“诗”性的审美要求。
注释：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2]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
[3]王泽龙.现代白话与“五四”时期新诗形式建构.文艺研究，2019年第5期.
[4]李白.静夜思.引自管士光.李白诗集新注.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16页.
[5]李白.月下独酌四首.引自管士光.李白诗集新注.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95页.
[6]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参考文献：
[1]沈尹默.沈尹默诗词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2]孙玉石.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康白情.新诗年选.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
[4]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7]管士光.李白诗集新注.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
[8]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9]冯至.读《中国新诗库》第三辑.诗刊.1992年第9期.
[10]王泽龙.现代白话与“五四”时期新诗形式建构.文艺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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