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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史方法的差异与对象的差异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张蒙蒙

  [摘 要]对美术史的相关研究大多数是关于艺术家对个人观点的分析,我国大约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建立美术史学科,在此之前并没有针对美术史系统性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体系。最早针对美术史的研究是1935年沃尔夫林的弟子巴赫霍夫的《中国美术史的起源和发展》、喜龙仁的《中国绘画大师与原理》和高居翰的《中国绘画》等。随着我国美术事业的不断发展,中西方美术史的研究理论也日渐丰富。该文主要对美术史方法的差异与对象的差异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美术史;方法差异;对象差异
  [作者简介]张蒙蒙(1994—),女,内蒙古通辽人,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美术史论。
  [中图分类号] J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0)27-0113-02 [收稿日期] 2019-11-05
  一、引言
  对同一幅作品,不同的美术史学家会站在不同的角度,根据自己的观点进行相关分析,所以不同的美术史学家在分析上会存在分歧。对艺术来说,这种分歧的存在是好的现象。如1988年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展出了一幅相传为五代董源所做的《溪岸图》,这幅作品与作者本人的其他几幅作品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所以对这幅作品的真伪性,不同的美术史学家有着不同的观点。
  二、围绕溪岸图真伪的观点
  对溪岸图的真伪,主要存在三方面的观点:
  第一种是以高居翰为代表的观点,他认为这是一副张大千的伪作。他从作品的造型、构图、印章等各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这幅作品的画作存在很大的问题,如在作品当中,河流与道路并不连贯,家庭情景等描绘与作者早期的山水画风格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且他认为这幅作品中许多惯用的画作场景,与张大千作品中的一些手法有些不同。由于溪岸图并没有出现在历史古代典籍中,并且在元代以后的绘画中没有出现以溪岸图为原本的绘画作品,所以存在着较多的疑点。此外,历史上徐悲鸿为了得到金农的画题跋而交换画作一事存在诸多疑点。所以,高居翰认为这幅画是伪作[1]。
  第二种以班宗华、石守谦为代表的一些美术史学家认为,这幅画并不是传说中的董源所作,也并非是张大千所作,而是五代北宋时期的作品。石守谦曾经对溪岸图的风格与画意进行了相关研究,并通过具体的风格来证实了自己的观点。他的风格研究方法来自西方,是一种针对作品的风格形式进行相关分析的方式。他提出既然现代的研究者无法分清溪岸图的真伪,可以先抛开溪岸图去研究作者在其所属时代中创作的不存在争议的相关作品,并且将这些作品的具体风格结合起来进行有效的分析后,再对溪岸图这幅作品进行相关研究[2]。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最具权威的是苏立文与方闻,但是在这种对风格进行研究的方式中,石守谦对画意、韵味的相关分析与研究最有成效。
  第三种是以方闻、启功等人为代表的观点,他们认为溪岸图就是董源的作品,并且根据10世纪墓葬的壁画、佛经插图等与溪岸图进行了相关的图像对比分析,认为这幅作品就是董源于940年左右所创作的真迹,并且对作品当中的相关碳含量进行了分析,证明这幅作品确实是那个时代的作品。
  从不同美术史学家对同一幅作品的分析角度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同一问题,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们所持的研究方式不同,所以对美术史的研究方法也不相同。
  三、研究视野的不同
  西方学者对于美术史的研究视野不同,高居翰从早年开始追随罗樾进行中国艺术史的学习,他的代表作品主要有《隔江山色》《江岸送别》《画家的生涯》等,对中国元、明、清等朝代的画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3]。高居翰对艺术史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内部视觉文本的分析与对外部语境的研究等,对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地域文化以及作者的生平等进行详细的探索。他对艺术史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结为对风格的整体研究,而要对风格进行有效的研究,就必须要对作品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等进行详细的了解。高居翰主要的研究方式包括采用视觉方式研究、非社会历史批判式的外部语境研究和对绘画风格的研究,从这三方面对作品的风格及相关价值进行有效的探索,对作者的创作意图进行相关研究。
  在20世纪,第一个向西方系统阐述中国绘画史的西方艺术家是苏立文。苏立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将理论与现实进行有效的联系,将所研究的对象放置在历史的语境中,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进行考察,并且他尝试站在中国的视野上对中国的绘画进行理解,避免由于西方思维造成对中国绘画的误解[4]。
  班中华对高居翰的相关研究方法存在着很大的质疑,高居翰主要对内部视觉文本和外部语境等方面进行研究和分析,他认为职业的画家在进行创作时,并不会在画作中透露自己的真情实感,而班宗华认为这是一种艺术家的偏见,他认为高居翰对明代绘画的一些评价有失公正。
  腾固是我国最早在西方留学,并且取得了博士学位的艺术大家。他在国外留学期间深受西方美术史研究的感染,认为美学艺术学应当被列入文化学科中。他认为中国的美术史从魏晋时期发展到明清时期就已经停滞不前,直到西方的观点逐渐融入东方,才开始有了新的发展。
  方闻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其认知方法与对宇宙意识的观感上。通过对中西方绘画的不同價值与不同功能进行的相关对比研究,他认为研究宋、元、明、清时期的绘画就必须要搞清这一时期背后的文化传统[5]。中国的艺术背后都包含着许多精神方面的因素,而在西方研究当中,更多的会侧重于对目的因果的相关研究。中国的许多绘画作品都是从千年文化与相关语言中孕育出的艺术产物。其中包含着具有特点的艺术形式,譬如书法等,通常可以用来表达作者内心深处的想法,许多人认为这些书画作品展示了艺术家的心声。巫鸿也认为,对中国美术史发展的研究,应当着重于对相关文化古籍资料的研究。这种方法要尽量避免在研究当中出现理解偏颇,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有效的考察,对历史上存在的许多问题,避免由于相关历史事件对艺术作品造成误解。应当还原当时的情景,再去对作品进行有效的考察与研究。对作品进行分析时,应当考虑作者创作时的大环境,并且对于不同的绘画作品,应当探寻与其同一时期作品的联系性,将整体的绘画作品与时代背景进行结合,建立完整的结构。
  对相关美术史的研究,一方面要“外向观”,注重对相关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作家生平的社会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因素进行考察与分析。另一方面要“内向观”,根据作品的性质及方法,对作品本身进行相关的研究,主要针对作品的形式、风格等进行分析。这两种研究方法都是致力于对相关艺术作品的意味进行研究。研究方法的不同,主要是由不同历史学家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同一历史作品在理解上产生的差异造成的。所以我们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应当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美术史的作品进行有效的分析。采用更多的新方式、新成果,不断地拓宽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方式。
  四、结语
  在我国存在着大量非常优秀的中国艺术史学家,这些艺术家对美术有关研究都采用不同的方式,并且包含许多自身的思想,对美术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第十三届全国高等教育美术史学年会上,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余晖曾讲到,关于西辽美术史的研究还是比较稀缺的。可见,对美术史的研究与写作,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事,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潘登福.史哲结合抓根源纵深比较找差异—关于中国美术史教学的思考[J].美术大观,2007(05):61.
  [2]潘凡,王晶.谈《中外美术史》课程与《美术鉴赏》课程的差异[J].文教资料,2010(34):103-104.
  [3]Dietrich Seckel,赫云.东方美术的比较学研究[J].文化艺术研究,2013,6(04):134-140.
  [4]费军.主持人与不同访谈对象的差异性访谈方式[J].活力, 2017(8):139.
  [5]刘勇,周婷,全冰婷,等.基于对象多属性差异的灰色发展聚类方法及应用[J].运筹与管理,2018,27(12):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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