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公平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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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丁裕
【摘 要】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关于社会公平的思想观念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固然古代的社会公平观不同于现在，但是割不断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本文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平思想资源去芜存菁，削除其宣扬尊卑身份、保障皇权统治、固化男权社会秩序以及要求绝对平均主义的部分，吸收其体现中华美德、体现社会质朴关系、平等的部分，为构建当代社会公平观念注入传统文化的因子。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公平 思想资源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10-0024-03
一 平等思想
平等思想是公正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历史上，要求社会平等的思想由来已久，对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有着重要影响。
早在先秦，诸子们已经有了一个重要的共识：国君要有仁爱之心，统治者治国安邦、安抚百姓的重要方式是承认和维护一定的社会平等。孔子说自己：“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① 他出身平凡，在平民中间成长起来，熟悉民间生活，了解民间疾苦，这导致了孔子具有强烈的“泛爱众”①“爱人”① 的思想情怀。博爱大众，爱一切人，是他主张的“仁”的中心意思，也是“孔子式”的平等意识，这对儒家学说发展有很大影响。孟子也是平民意识比较强的思想家，他虽然认为尊卑等级是必须要有的，但强调“君轻民重”“社稷为重君为轻”等，甚至提出过“圣人与我同”②“尧舜与人同耳”“人皆可以为尧舜”② 等观点。当然他主要是强调重视民生，同时告诉老百姓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在德性上）成为“尧舜”。庄子则认为在自然（天）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说“天子”与“己”都是“天之所子”，“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③ 被归为法家思想代表的商鞅强调“刑无等级”，“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于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有赦”，④ 有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强调无论是卿相大夫还是庶人百姓，一旦犯罪在量刑上应该一致。
东汉杰出的思想家和无神论者王充主要以其“人无性知（先知先觉）”论及对神化圣人的批判表达了他特定的平等观。所谓圣人，主要指儒家崇奉的先王及孔子，有时也指当代帝王。圣人“神而先知”，垄断着对自然和社会各种必然性的认识。后世神化孔圣人，是为了神化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王充虽然也推崇孔子，但他反对神化和盲目崇拜孔子。他不仅对孔子多有批评，而且努力从哲学的高度把被神化的圣人还原为常人。王充认为，圣人也是人，是天地、父母合气而自生的人，且耳听目视与常人无异。“所谓圣者，须学以圣。以圣人学，知其非神。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知（先知先觉）者。”⑤ 他指出天地万物，凡是有生命的，都不是先知先觉的，孔子亦然，孔子也是学而知之。“圣贤不能性知，须耳目以定情实。”⑤ 这就充分证明了所谓的圣人和常人在天性上都是一样的（平等的）。
此后至近代，知识分子们对于平等思想有十分丰富的阐述。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李贽提出“凡圣无别”，他认为，人是天地的造物，在许多方面其实都是一样的。如“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圣万贤同，彼无加而我无损者也”。⑥ 在李贽眼中，圣人与凡人在能力和道德修习方面了无差异，他断言：“尧舜与途（路）人一，圣人与凡人一”。⑦ 戊戌变法的主谋者康有为则直接从自然人性的角度阐述平等的依据：“人皆天所生也，同为父之一子，同此圆首方足之形，同在一种族之中，至平等也。”⑧ 又说：“人人皆天生，故不曰国民，而曰天民。人人既是天生，则直隶于天。人人皆独立而平等，人人皆同胞而相亲如兄弟。”⑨ 他显然受到了西方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甚至提倡男女平等，认为男女“各有自主之权”，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三纲五常”，要实现男女平等，必先摒除“三纲五常”，尤其是“夫为妻纲”。中国近代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其“三民主义”中社会平等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民族主义是对外人争平等的，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民主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不许有军阀官僚的特别阶级，要求全国男女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⑩
应该说，平等思想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绵延不息，但总体上声音是微弱的、非主流的、朦胧含糊的，而且大多是一种道德要求，很难上升到政治层面。农民起义过程中的平等实践往往也前后矛盾，一旦夺得政权，统治者多数把平等主张抛诸脑后。中国传统社会是礼治社会，建立的是一种取消个性、否认个人独立利益的“东方秩序”，它以人伦为基础，把一整套“礼”的规范即尊卑名分注入社会关系，要求处于不同位阶的个人承担自己特定的（非平等的）责任与义务。因而中国古代有平等思想、平均思想但绝无平权思想（民权思想、民主思想）。不过，上述平等思想仍然十分宝贵，具有一定的批判和启蒙意义。
二 均贫富思想
在中国古代，社会平等思想其实更多的是以“均贫富”的经济要求面世的，可以说这一思想源远流长。当然，“均贫富”的对象一般不包括皇族等上层统治阶层，而主要针对社会平民（含无特定身份的豪富阶层）。
孔子首先反对贫富过于悬殊，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治理的隐患：“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段话是对他的弟子冉求说的，针对的是当时季孙氏等新贵的暴富问题。他意思是说，各诸侯或大夫，不必担忧财富不多，需要担忧的是财富分配的多寡不均，不均会导致不安定，那样就会出现混乱和颠覆。若是财富平均，就能消除贫穷，消除贫穷就会带来和谐、平安，这样统治就不会倾覆，远处的人就会慕名来归服于你。孟子对财富与社会安定的关系也有深刻的理解，他对齐宣王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意思是一般百姓都是只有财产足温饱才会有安定之心，否则为谋生糊口他们什么都会去做，难以要求他们遵守法纪持之以恒；一定要保证他们有稳定的财产收入，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不至于饿死；然后再教育他们为善，这样老百姓就会轻松如意地听从劝导。道家也有较为明显的均贫富思想。如老子提出“损有余而补不足”，主张“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熟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逆者。”○11 老子批评当时的一些统治者，采取的国策是损害本来就很穷的人而偏向富人，违反“天道”。 中国古代多有兼并土地、豪强乱世的社会现象，因而均贫富问题带有普遍性，受到长期关注。清代唐甄明确指出：社会不平（均）是民生疾苦的重要原因，而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又是人间最大的不平（等）。在当时，“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费上农一岁之获，犹食之而不甘。吴西之民，非凶岁为麦粥，杂以荞秆之灰；无食者见之，以为是天下之美味也。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12王公贵族一顿宴席所费抵得上农家一年的收获，农家掺有麸皮的麦粥，在饥饿之人看来不喾是天下美食。这样的不均等，还有什么能与之相比呢？
龚自珍的均富论也是发人深省的。龚自珍认为平均财富是自古以来帝王治理天下的最高准则，“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13他把古往今来的政治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平天下”，如远古之时，君民不分高下相聚共饮；第二类是“安天下”，如（夏商周）三代盛世，社会财富的分配犹如取水，君主取一碗，大臣取一勺，民众取一杯，相安无事；第三类是“天下安”，说的是君守其分，而大臣与民众彼此侵夺对方之水（侵占利益）；第四类是“食天下”，即君主想取一石水，民众也想取一石水，结果有人占夺太多，有人干渴而死。一般来说，贫富差别“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防止不均和实现均富是政治统治的重要任务。需要指出的是，龚自珍所谓的均富，不是指“人均”的平均主义，而是“齐贫富”。“齐”即每个社会成员依据宗法制度和社会等级占有相应的财富，无过与不及。也就是说，各社会等级的成员保有与身份地位相匹配的大致同等的社会财富，这与西方思想家的均等、比例平等思想有得一比。
农民运动是中国古代实践“均贫富”的主力军。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王仙芝自称是“天补平均大将军”；北宋末年钟相杨么起义军更直接打出“均贫富，等富贵”的口号。元末农民起义军喊出了“杀尽不平方太平”的口号，主张“摧富益贫”；明末李自成义军奉行“均田免粮”，承诺“闯王来了不纳粮”。到了太平天国时期，“均贫富”的思想发展到了极致，变成了一种天国幻想。太平天国提出建立一个均贫富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女，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务使天下共享……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也。”
均贫富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要超过一般意义的平等思想，而且具有普遍的倾向，几乎超越学术流派、官民分野。它对于遏制当时的社会分化弊端（抑豪强）有积极意义。但从另一个层面讲，它也是中国平均主义思想的根源。当今我们需要的社会均富，应是建立在“各尽所能”“按贡献”基础上的相对均衡，与古代社会的“均富论”有本质的区别。社会共济思想在过去，强调的是社会各阶层、各个群体的互相扶持，还不能与现代的社会保障思想相提并论。但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中，已经有现代社会保障的意思了，对中国社会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 普及教育和以才取仕思想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社会中，虽然总体上是礼治的等级社会，风行尊卑门第、世家大族的特权文化。但在社会教育和取仕方面，仍然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上较早倡导全民教育和考试取仕的国家。无论是“有教无类”理念，还是选贤与能主张，都积累了一定的公平经验和传统。
1.“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有教无类”语出《论语・卫灵公》，孔子的意思是人在教育之前是有区别的，有贫富、有贤愚，但是受教育之后就会慢慢消除这些差别，教育在培养人的德性方面意义重大。“有教无类”思想客观上还针对当时的教育对象问题，它希望无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应不吝赐教。在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可以接受教育，因而贵族子弟垄断了入仕的资格。但到了孔子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重心都在下移，这就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机会。孔子正是抓住了这一机会，开始了其创办私学的职业生涯，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广泛培养“贤才”和官吏，以实现其政治理想。孔子的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孔子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甚至还欲居“九夷”施教。孔子弟子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如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的，如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有教无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促进了中国特色“农耕社会”的发展，增加了广大平民受教育的机会。这种教育理念和制度也是日后中国科举制度的文化土壤，某种意义上也是孔子及儒家社会公平思想的组成部分。
2.“选贤与能”的任官思想
“选贤与能”强调选拔官吏或者人才时应以候选人的品性是否贤良、才能是否出众为主要标准，要求在任官制度方面实现公平“选任”。选贤与能也是儒家思想的特色之一。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就是要把正直的人举拔在邪曲的人之上，使民信服。孟子也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愿立于其朝矣。”意思是说只有将正直贤良和有真才实学之人选拔为官，天下的有才之士才会诚服，并愿意为朝廷效力。墨子的平等取仕思想也比较突出，认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14他明确提出为官的标准不在于出身的高下贵贱，而在于是否有才能，只要“有能”皆可“举之”。荀子对于选官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说得十分深刻：“选贤良，举笃敬”；“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15总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16，表达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中国历史上的九品中正制与科举制等虽然都有弊病，但其中多少贯穿了“机会平等”的原则，成为中国传统任官制度的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大多重视选贤与能者，把才能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唐太宗李世民就强调这一点。他说尧舜之所以成就隆盛的“帝业”，选拔贤士和英才起了重要的作用。“照车十二，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17他并且把能否选贤任能作为考察宰相以及衡量朝臣忠心的主要标准，要求他们摆脱细碎事务，以主要精力“广开耳目，求贤访哲。”○18对于积极举荐贤才者，他给予重奖，反之则加以严厉批评。李世民“选贤任能”尽管是为了家国利益，但在任官（担任公职）方面鼓励了各界有识人士，倡导了一定的公平，具有进步、积极的意义。
3.考试录用制度
以考试，而不是以门第高低和出身贵贱来录用官吏，是中国古代在选官制度方面的一个创举，现今东西方各国的文官考任制度，究其来源无一不受到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影响。科考制度主要通过考试的办法为国家选拔人才，一定意义上它是公开的和公平的。考试的对象是开放式的，面对全体知识分子；决定他们是否合格，能否升级、入仕的标准是考试成绩，总体上这是一个客观的而非主观的“标准”（考官个人因素及作弊不在讨论范围）。赴考者面对的是同一道试题，考验他们的是同样的门槛（试题难度）。在当时的体制环境中，科举制度社会公平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为那些“草根”但却富有才华的人提供了任官（报效国家、实现自我）的机会，意味着一个人不凭门第和出身，依靠个人奋斗同样也可以拥有辉煌的人生，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中国历史上的“选拔”制度与西方历史上的“选举”制度，在各自的体制环境中都起到了一定历史进步作用，都是符合当时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水平，理论上、实际上都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不能用今天的“政治正确”标准来衡量。中国科举选拔制度的优点是社会预期明确，标准统一，易于考生平等参与，利于社会稳定，个人积极性易于调动；其主要缺点是对考生的思想束缚比较大，并且没有鼓励考生回报当地民间社会的机制。西方古代选举制度的优点是鼓励候选人“联系群众”（争取选票），注重民意，缺点是实行范围有限制（直接民主，熟人社会），容易导致党争（如古希腊民主国家党争不息引发政治混乱）。对世界政治文化发展而言，它们各有贡献。
当然，中国古代的“有教无类”思想和“选贤与能”思想，其出发点都是“为君”、为统治者考虑，与今天的教育”平等、选贤与能主要强调公民个人的权利，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这是需要我们甄别的。
四 总结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各种各样的对于“公平”的向往，但这些大多可以归为“传统的公平”。今天我们要构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平，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最大限度地协调好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整合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传统文化给我们提供了社会公平的诸多思想资源，我们还可以在古为今用的基础上，立足于当前的现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社会。
注 释
①详见《论语・雍也》
②详见《孟子・告子上》
③详见《庄子・人世间》
④详见《商君书・刑壹》
⑤详见《实知》
⑥详见《续焚书・与马历山》
⑦详见《李氏文集》卷18，《明灯道古录》卷上
⑧详见《大同书》第2页
⑨详见《孟子傲》卷1
⑩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903
○11详见《老子》第七十七章
○12详见《谐书・大命》
○13详见《平均篇》
○14详见《墨子・尚贤上》
○15详见《荀子・王制》
○16详见《礼记・礼运》
○17详见《帝范》卷上
○18详见《贞观政要・择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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