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形神兼备的肖像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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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汉雄
小说中的人物肖像(外貌)是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因此肖像描写是凸显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方法。鲁迅小说人物肖像描写是典范，表现在如下诸多方面：
第一，鲁迅小说肖像描写的特点在于注重特征的概括，力求焦点的鲜明，强调艺术的神似。例如《药》中对刽子手康大叔的外貌描写：“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着一件玄色(黑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问”。这里并没有眉毛胡子一把抓，鼻眼耳口一起写，只着重写了他脸上的横肉，尤其是细笔描绘了衣服颜色、样式和穿法。黑的服饰，披装打扮，配上(后面所写)“闯”的行动和举座皆惊的吆喝声，便将一个凶残、卤莽、狡诈、狠毒的职业刽子手的形象刻画在读者面前。
再看，在《孔乙己》中，孔乙己穿着“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以表现他是个好喝懒做，衰颓凄怆的穷书生；在《伤逝》中，子君穿着的是“布的有条纹的衫子”和“玄色的裙”，以显示她是个苍白瘦削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在《祝福》中的祥林嫂，她的装束是“头上扎着白头绳，穿的蓝假袄，月白背心，乌裙”，以表现她是勤劳朴实的农妇(寡妇)。以上的几个外貌特征捕写，均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作者写人物的衣著，着眼点在于贴切，而不在于新奇，所以哪怕是一件普通的散着纽扣的玄色布衫，一件人们司空见惯的布的有条纹衫子，一件寻常的蓝夹袄和月白背心，由于艺术形象穿得正“合身”，所以一经作者写上就永远也脱不下来了。
第二，鲁迅小说中的肖像画，用的是典型化而不是脸谱化、类型化的写法。上述《药》中的刽子手康大叔是如此，《故乡》中对“豆腐西施”杨二嫂的肖像描写，用的也是典型化的艺术笔法：“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是一个凸罐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腰问，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这里，作者用白描勾勒出一个伶牙俐齿、尖嘴薄舌的庸俗市侩女人的形象。从杨二嫂的体态、年龄、面容、神情姿态的描绘与随之而来的尖声怪叫中，尤其是两手插腰，张着两脚的圆规姿势，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物活生生的肖像，一个名副其实的老牌的“豆腐西施”肖像，谁来冒牌顶替她也不行的肖像!
第三，鲁迅作品中的人物肖像，往往不是一次性刻画成功的，而是在各种不同牛活的场景下，配合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在人物行动中相机描绘人物肖像。如《药》中对华大妈的短发和老花眼睛，分两次介绍；《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先介绍他的直腿、假辫子，在阿Q接触时才提及他手拿一根哭丧棒。对阿Q，故事刚开始时，我们并不了解他的长相，到第二章《优胜记略》中，才了解他“赤着膊，懒洋洋的瘦伶仃的”。当看到阿O和别人口角时，又知道他头皮上有一种“高尚光荣的癞头疮”，了解到他说话时喜欢“瞪眼睛”。在怒目主义失败后，我们又发现他有一条经常被人揪去碰响头的可恨的“黄辫子”。还有他的厚嘴唇，一直到他和王胡比赛咬虱子时我们才知道的。
第四，鲁迅描绘人物外貌是在人物行动中进行的。例如，在《孔乙己》中，通过酒客的嘲笑写出孔乙己脸上的新伤疤，通过孔乙己与别人争辩写出他“睁大眼睛，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在《离婚》中，通过爱姑在客厅里的观察，发现七大人的外貌特征：“虽然也是团头团脑，身材却比慰老爷魁梧得多，大圆脸上长着两条细眼和漆黑的细胡须，头顶是秃的，可那脑壳和脸都很红润，油光光地发亮”。在《故乡》中，由“我”的直观写闰土：“这来的便是闰土……他身材增长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第五，鲁迅小说人物肖像描写，不仅反映了人物的性格特征，还分明流露了作者对人物的评价褒贬，使作品的思想性更加鲜明和强烈。如在《阿Q正传》中，描写把总是“一个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阿Q疑心他是和尚”。字里行间蕴涵着作者对这个投机革命的晚清官吏的嘲弄。《离婚》中把打“顺风锣”的尖下巴少爷比作“瘪臭虫”，这一肖像画显然涂上了作者鄙夷憎恶的感情色彩。《伤逝》中写“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紧贴在脏的玻璃窗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了一个小平面，谁看了都会深深厌恶”。这是多么令人可憎的“动画片”。在《一件小事》中，写车夫“满身灰尘的后影”，写老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语言中流露出作者对下层劳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尤其是在《故乡》中，写闰土“戴的破毡帽，穿的破棉衣，变作灰黄的脸，像是松树皮的双手”，就早已超出了描绘人物肖像和生理状态的范围，而分明是在诉说着一个农民的悲惨遭遇和痛苦生涯了。
第六，在鲁迅笔下，不是千人一面，而是千人千面。同是写老年人脸上的皱纹，《祝福》中柳妈打皱的脸笑起来，“蹙缩得像一个核桃”；《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的脸却“皱得如风干的香橙”。同样是写辫子，阿Q头上是“黄辫子”，赵七爷脑后是“乌黑发亮的大辫子”。前者出身贫苦家庭的雇农(长工)，营养不良，自然辫子不会油光可鉴，后者是酒店老板，酒肉满腹，自然辫子不可能发黄。《示众》中写围观“犯人”示众“壮举”的无聊看客们的肖像画，其中有“戴着雪白小帽幼稚无知的小学生”，有“一座很阔的背脊的胖大汉”，有“耳朵左边有一片灰发的秃头”，有“挟着洋伞的长子”，有“竭力伸长了脖子的瘦子”，有“抱着小孩的老妈子”，有“粘着灰土的椭圆脸”……。总之，这场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胖有瘦，有高有矮，长相各异，表情不一。鲁迅不愧为神奇的速写画家，寥寥几笔，就将人物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第七，鲁迅指出，“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这是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从眼神中的变化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个性特征。因而他描写人物肖像最重视眼睛的刻画。如《药》中写康大叔的眼光正像“两把刀”，写华老栓的眼睛因劳累过度和受煤烟熏染“圈着一囤黑线”；《明天》中的何小仙说了半句话就“闭上眼”，作为拒绝别人回话的信号；《幸福的家庭》中那位青年作家的妻子“两只阴凄凄的眼睛”；《伤逝》中的子君听到涓生向她表白爱情时“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长明灯》中的疯子“两只眼睛闪闪地发光”；《祝福》中的祥林嫂“只有那眼珠问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鲁迅写眼睛不在于眼睛的形状，而在于眼睛的动态，从中反映出人物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乃至性格特征。
第八，鲁迅描写人物肖像，对同一人物不同时期外貌的变化作鲜明、强烈的对比，意在揭示人物的不幸命运是社会造成的根源。《祝福》中对祥林嫂的肖像有三次描写：祥林嫂初次来到鲁四老爷家做女佣时，她“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还是红的”。表明这时的祥林嫂不仅年青，而且身体强健，虽然是个寡妇，但“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所以四婶不管鲁四的皱眉还是将她留下了。几年以后。祥林嫂第二次来鲁四老爷家做工，她的衣着虽说同上次一样的装束，也“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这说明祥林嫂被婆家抓回去逼迫改嫁，身心受到压抑，而变得面色憔悴，神态苦楚，没有精神了。最后一次“我”见到祥林嫂：“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象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个活物。……她分明已经纯乎一个乞丐了”。祥林嫂死了第二个丈夫，又被狼拖走了儿子，后来到鲁镇沦为乞丐。在这年除夕前，“我”在路上遇见她，从她的肖像尤其是眼神中，看出她已到了人生的末路，即将了却悲惨的一生。《故乡》中的闰土少年时是“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显然这时的闰土是个生动活泼的农村少年。到了中年的闰土是：“先前紫色的圆脸，已变作灰黄，而且加上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先前那“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闰土从少年到中年在肖像和外貌上发生的根本变化，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每况愈下，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劳动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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