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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六记》的性灵传统与现代意识

作者:未知

  摘要:清代嘉庆年间苏州落魄文人沈复的《浮生六记》,是深受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思潮影响的杰作,同时又表现出男女平等、婚姻平等、反对礼教、崇尚家庭等现代性特征,是探讨中国新文学之源流的重要视角。
  关键词:《浮生六记》 性灵 现代性
  《浮生六记》是一部产生于清代中期嘉庆年间的自传体小说,却表现出诸多现代文学的特征,提前预示了中国文学的变革,而这种变革的动力,则源自中国文学的性灵传统。
  一、“性灵”之渊源
  “性灵”作为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范畴,源于古代诗以言志之论,虽然出现得很早,但一直到明代中期,还只是在传统诗学性情论的语境中使用,其意义也不外乎情感、性情、灵机等,强调诗歌等文学作品应当运用一定的技巧来抒发情感;同时,这种情感当受到伦理道德的制约。而它真正成为一种文学思潮,以至于成为中国文学历久不衰的传统之一,已经到了晚明。面对理学思想禁锢的强化,思想家李贽倡导“童心”(《童心说》);肯定自然人性。戏曲家汤显祖提出“至情”(《牡丹亭题词》),反对礼教;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文学家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相号召,赋予古老的“性灵”以新的含义:张扬个性,贵我尊己,重趣尚俗,贵真崇变。这一全新的文学思潮,大胆突破了传统伦理对人性的禁锢,扩展了文学表现的内容。至清代中期,袁枚重新树起性灵之大纛,高扬个性的自由和人欲的合理,同时又不失基本的经学立场,渐有席卷时代之势。综观晚明袁宏道和清中叶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思潮,其核心的理念是对作家主体心性的张扬,表现出强烈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藐视传统伦理强加于个人的一切。
  二、《浮生六记》与性灵
  与袁枚同时而稍后的苏州人沈复及其带有自传性质的《浮生六记》,无论是作家的个性特征,还是作品的思想内容,都处在性灵思潮的影响之下。沈复强调自己“多情重诺,爽直不羁”(《浮生六记》卷三),“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即论诗品画,莫不存人珍我弃,人弃我取之意”(《浮生六记》卷四)。这与袁宏道“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叙小修诗》)的创作原则,以及袁枚力倡独造、绝去依傍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他尽情地去表现生活的本真,所记之乐、趣、愁、快,皆遵从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体验,甚至对于男女主人公各自的缺点,也未有刻意的粉饰。俞平伯指出这部书“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这正是创造性极强的表征。反对模拟与雕琢,崇尚天工与自然,符合性灵派作家起于匠心而终于灵机的创作理路。此外,小说的主人公沈复与陈芸夫妇,处困厄贫贱而不失其兴致趣味,物质的匮乏丝毫没有减损精神与个性的丰富。这与闺怨、相思之作大异其趣,他们在匮乏甚至困厄当中,努力去探寻和创造生活的乐趣,用盆景、园艺、花草、诗文、流连山水、徜徉自然来丰富精神的世界。袁宏道说:“世人所难得者惟趣。”这样的人生趣味与境界无疑是对生命价值和个人体验的深入开掘,琐碎、平淡、真实、快乐,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和对自然人性的肯定。
  三、《浮生六記》的现代性
  《浮生六记》又表现出较多的现代性因素。最为突出的是以夫妇人伦之美彰显了家族威权之恶。以夫妇间的相濡以沫作为作品的主题,只有明代归有光等少数作家有所涉及,正如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景,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此外,夫妇间的脉脉温情是在严酷的家族威权与礼教的背景下展开的。沈复父亲的粗暴与弟弟的无行,导致了夫妇二人被逐出家门,最终妻子陈芸病情加重,以致天亡。对逝去的美好家庭和爱情的追忆,对被迫害、被摧残历程的描述,客观上对封建的家庭伦理提出了强烈的控诉。这正是现代文学常见的主题,也是对传统爱情、家庭主题的拓展。
  男女平等的思想也是这部作品的闪光之处。沈复本身亦体现出强烈的男女平等的意识,对女性有着发自内心的尊重,他甚至对妻子陈芸说:“来世卿当作男,我为女子相从。”(《浮生六记》卷一)二人婚后亦不囿于男尊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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