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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作者:未知

  摘要: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琵琶记》和《秋胡戏妻》两部作品,探讨作品背后的文化差异,了解女真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本文先简要介绍了两部作品中处境相同但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引出作者的创作背景,并深入剖析女真族与汉民族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民族文化上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琵琶记》与《秋胡戏妻》不同的美学风貌。
  关键词:《琵琶记》《秋胡戏妻》价值观念 思维方式 民族文化
  元代是古代戏剧盛产的高峰期。汉族作家高明创作的南戏《琵琶记》与女真族作家石君宝创作的元杂剧《秋胡戏妻》堪称元代文学作品中的瑰宝,这两部作品有很强的可比性。它们有相似的一方面,也有因不同民族文化上的差异所带来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的不同。两部作品中,丈夫在新婚不久,便背井离乡。面对丈夫突如其来的离别,两位新妇都表现出了懂事、识大体、顾大局的性格特征,体现出元代女性恪守封建礼教,遵循伦理纲常的优良品质。但经过仔细研究,看似相同的人物形象却有迥然不同的性格特点。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探讨两部作品背后所体现的思想观念、时代背景和民族性格。
  高明创作的《琵琶记》被誉为“传奇之祖”。他笔下的赵五娘委曲求全,受制于封建礼教,是守妇道的典型代表。赵五娘在蔡伯喈离家进京的日子里,独自一人撑起门户,勤勤恳恳照顾公婆。她去义仓借粮,却让乡官把粮食全都抢了去,赵五娘想到公婆没有粮食吃,无颜面对公婆,甚至想投井自杀,但又想到蔡伯喈临走前交代自己,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照顾好公婆,只得咬着牙活下去。她把自己的首饰衣物全都卖了,用来换粮食吃,她将米留给公婆,自己却只能偷吃糟糠。婆婆发现后,以为她背着他们吃好的,痛骂赵五娘,赵五娘忍气吞声,并没有解释半句。后来婆婆发现真相,后悔不已,痛心离世,随后公公也因饥荒去世。可家中没有钱来下葬,赵五娘剪下自己的头发,想要卖发来安葬公婆。在封建社会,头发被看作是如生命般珍贵的东西,而赵五娘肯剪下自己的头发,可见她的自我牺牲精神。她自筑坟墓,一个人背着公婆的遗容,带着琵琶,走上了进京寻夫的道路。
  而石君宝笔下的罗梅英形象与赵五娘有所不同,她自尊自爱、泼辣直率,有远见,不贪图荣华富贵,不向恶势力低头,有很强的自主意识,明白事理,虽然她和赵五娘一样勤劳能干,忠贞孝顺。秋胡在刚新婚不久便被叫去充军,罗梅英留在家中尽心尽力照顾老母.家中情况不甚乐观,梅英毫无怨言,恪守孝道。婆婆体弱多病,她只能靠自己洗衣刮裳,养蚕择茧,为婆婆治病。她一心盼着秋胡回来,却无奈遇到财主李大户骚扰。李大户想要强占罗梅英,以金钱交易威逼利诱,与梅英的父母相互串通,却遭到梅英的强烈反抗,梅英在金钱面前不卑不亢,骂道:“我道你有铜钱,则不如抱着铜钱睡!”这可以看出她的直言不讳。秋胡做官返乡,恰巧在采桑园碰到梅英,因时隔多年,夫妻双方早已不记得彼此的模样。秋胡看到梅英有几分姿色,上前调戏,欲以金钱诱惑将其娶为小妾,梅英严词拒绝,并痛骂秋胡,丝毫不留情面,她说:“似你这伤风败俗,怕不的地灭天诛。”回到家中,她看到刚刚调戏自己的正是多年未见、日思夜想的丈夫,并不因为多年想念而将此事搁置,或当作一切都没有发生,她询问秋胡刚刚是否调戏了一名妇女,梅英本想让秋胡自己承认错误,却听他说自己并未有如此行径,拒不承认,于是心生厌恶。她欲写休书,整顿“妻纲”,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后李大户又前来骚扰,梅英和秋胡一致对外,赶走李大户。后来在老母的劝说下,罗梅英终于答应原谅秋胡,与秋胡过上了幸福生活。
  作家在创作时都会遵循着一定的价值观念,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了解作者的生平有助于对作品主旨和思想感情的理解和把握。
  高明出生于受传统儒家观念熏陶的知识分子家庭,受宋明理学影响很大,他的祖父、伯父和弟弟均为诗人,与其联姻的陈家也同样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老师黄潘是朱熹的弟子,他追随老师研习《春秋》。元代科举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为纲。高明十分推崇其忠孝節烈思想,不仅以身作则,还大力宣扬,《琵琶记》便是典型代表。同时代作家石君宝是女真族人。女真人在建立金朝时,积极学习汉族文化,在创作中融合汉族文化,同时保留本民族文化特色,在诗、词、散文、元杂剧等方面都颇有造诣。蒙古灭金后,仍有一部分女真人留在中原地区,继续创作文学作品,促使社会不断向封建化发展。石君宝虽受到儒家观念影响,但在创作中仍带有女真族的文化特点,将女真人的豪爽率真融人人物形象,因而出现了虽与赵五娘有相同遭遇,却有不同性格的罗梅英形象,具有研究价值。下面通过以下三点来分析两部作品背后的文化差异。
  一、价值观念——崇尚伦理教化与追求个性独立
  《琵琶记》是由民间南戏《赵贞女》改编而来。《赵贞女》讲述的是蔡伯喈应考,中了状元,为了追求荣华富贵,抛弃了自己的父母和妻子,入赘丞相府,留赵贞女一人替蔡伯喈尽孝。公婆死后,赵贞女上京寻夫,蔡伯喈不与其相认不说,竟还放马踩踹,对赵贞女拳打脚踢,终被暴雷轰死,受到了上天的惩罚。而由高明改编的《琵琶记》中,主人公蔡伯喈先是以在家照顾年事已高的父母为由拒绝进京考试,无奈蔡公望子成龙,一再劝说下,蔡伯喈不得不入京应试。接着,蔡伯喈中举,牛丞相想要招他做女婿,可伯喈仍不为所动,再次以家中父母无人照料为由想要辞官、辞婚,无奈皇帝和丞相不许,最终才被迫落得“不忠不孝”的罪名。入赘牛府之后,蔡伯喈无心享受荣华富贵,他没有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终日弹琴解忧,想着父母,常写书信询问家中情况。蔡伯喈虽顶着“不忠不孝”的罪名,却是“全忠全孝”之人,不同于《赵贞女》中的负心汉形象。而赵贞女与赵五娘的形象并无太大差别,二人都是封建礼教的典范,勤劳能干,勇于自我牺牲,隐忍坚强。
  高明《琵琶记》的改写,过分强调封建礼教,将主人公蔡伯喈置于“全忠全孝”的理想状态,更是将赵五娘按照“有贞有烈”的人物形象塑造,以一定的道德准则来评判人,用“善”来作为衡量人的生命准则,强调自省,反思自己的行为。蔡伯喈为国家效力而不能照顾父母,表达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的思想。高明十分重视封建礼教对人的规范作用,崇尚伦理教化,但作品由于过于理想化而缺少真实性。   与《琵琶记》一心强调以封建礼教来规范人的写法不同,《秋胡戏妻》更多的是真情实感的抒发,剧作中增添了许多激烈的矛盾冲突,女真人特有的豪爽刚烈、泼辣直率的性格全被石君宝赋予作品人物身上,由此也可以看出女真族人敢于反抗,追求个性独立的精神品质。
  一个民族的气质决定了这个民族的行为方式。中国古代社会封建观念根深蒂固,男尊女卑,以至于汉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便是遵循伦理道德,重视三纲五常,受儒家观念影响一味强调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看重忠孝在个人身上的体现,尊重传统,鼓励百姓读书,赞扬像赵五娘那样一切以丈夫、以家庭为中心的妇女形象。
  而“女真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反映了女真族嗜酒豪饮的生活习俗和狂放倔强的民族性格。他们惯有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价值观念:豪迈不羁,崇尚武力,坚强勇毅,敢闯敢拼,向往自由,强调个人主义。罗梅英形象的塑造,更多展现的是元代作家对男权社会的抨击,以及对当代女性独立自主形象的探索与思考。
  二、思维方式——中和之道与力求抗争
  《琵琶记》中描写的人物,喜怒哀乐皆有,但最多的应是“怨”,尤其是赵五娘的情绪特点。她心里有很多怨气,无论是刚完婚不久,丈夫便离家,还是家遇饥荒,她独挑大梁。可她只怨不怒,委曲求全,一味隐忍,总是在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不会有过激越界的举动。她忽略自己的情感诉求,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丧失了保护自己的能力和女性的话语权,一生遵守“夫为妻纲”的原则。赵五娘是高明笔下过于理想化的人物形象,也正说明了汉民族文化中崇尚的女性形象是坚韧隐忍、自我牺牲,而汉民族的思维方式是中庸求和之道。
  《秋胡戏妻》最早载于西汉刘向的《列女传》,而后又改写于经济文化繁荣的唐朝,为唐变文《秋胡变文》,后经由石君宝进行改编,即现在的《秋胡戏妻》。通过比对变文和石君宝的作品,可以看出变文中只是平铺直叙,表明罗梅英忠贞于秋胡的决心,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情节平缓;而石君宝笔下加入李大户的逼婚,反而加剧戏剧冲突,在强烈的情节变化中,罗梅英敢爱敢恨、力求抗争的形象深入人心。秋胡在采桑园调戏梅英这一折,由变文中的“一马不被两鞍”以理相拒,改为男女双方激烈的矛盾冲突,更具动作性,更贴近真实生活,将罗梅英刚烈泼辣的女性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体现了女真族人敢于抗争的民族性格。但剧作尾声少了变文中罗梅英见到丈夫归来的细腻的动人描写,而是将男女主人公置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毫不吝啬地将罗梅英绝不忍气吞声的女性形象展现在大家面前,最终得到大团圆的结局,而这里的大团圆结局,正是各人物的性格使然。
  女真民族长期在东北草原、森林大漠中过着渔猎生活,他们豪迈勇悍,不拘泥于细腻的感情中,不像定居的汉民族那般儒雅稳健,他们往往有着自由不羁、豪迈直爽的性格,他们甚至没有明确的生命意识。而对于在稳定的中原地区定居的汉民族来说,女性独立意识听起来有如天方夜谭。游牧民族豪迈不羁的文化冲击影响着中原文化,使妇女渐渐有了捍卫自身权利的思想,开始喊话所谓的“夫纲”“父纲”。石君宝笔下描写的女主人公都善良勇敢,有很强的自主意识和斗争精神,勇敢挑战汉民族文化男尊女卑的社会不公平现象,这是石君宝的进步思想,也是少数民族和汉民族思想碰撞的结果。
  三、民族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
  在农耕社会,进行农业生产重要的前提条件是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建立。只要国家统一,社会各行业有条不紊地运作,就能保证农业生产有节奏地进行。靠天吃饭的农民在劳作的过程中,经验显得至关重要,因此老农民总是备受尊敬。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农耕社会形成了万事求稳,不求创新,害怕社会动荡,重视伦理道德,尊敬老人,等级观念严重,遇事忍受顺从的文化风格。这样的文化特征有利于社会发展,却也滋生出农耕民族的惰性心理,不求上进,一味追求稳定,易满足于现状,不重视自我感受的表达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样看来,赵五娘的形象便具有普遍性,实是农耕民族妇女形象的代表。在生活中她孝敬老人,一味顺从,在婆婆误解了自己之后,竟因伦理道德的束缚而丧失为自己辩解的能力。蔡公劝说赵五娘在自己过世之后改嫁他人,不要替自己守孝,她却说“不更二夫”“一马一鞍”。赵五娘上京寻夫,只是怕公婆绝后,她并没有为自己考虑,而是循规蹈矩地遵守着封建礼教,被伦理道德牵着鼻子走。她看起来独立自主,实则在性格中有很强的奴性。
  游牧民族生活在不确定的自然环境中,人畜总是需要转场,寻找丰美的水草资源,常常会出现牲畜跟着水草走,人追随着牲畜走的现象,这与只守着一片土地耕种的农耕民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游牧民族时常会遇到突发的环境状况,强壮的青年人要随时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他们担负着保护全族安全的重任,因此要优先保证好他们的粮食供应,而不是先照顾年长者。在这样的环境下,游牧民族更重视自我的个性展现与能力的发挥,这与农耕民族论资排辈、重视伦理的民族性格有所不同,他们重功利,轻伦理,崇拜英雄,看重自我价值的实现。生活在艰苦且充满变数的环境中,游牧民族需要不断观察周围状况,搜集各种信息,具備敢于接受挑战的冒险精神和不畏艰难险阻的斗争精神,这就形成了他们不同于农耕民族的争强好胜、积极进取、坚毅勇敢的良好品质。而罗梅英形象则是游牧民族妇女形象的缩影,敢爱敢恨,自尊自爱。她在恪守封建礼教的同时,注重真情实感的抒发,不因封建道德而失去自我,没有逆来顺受,而是大胆又大方地表达自我诉求。她性格泼辣刚烈,骂退李大户的逼婚,捍卫自己的爱情婚姻。她强调男女人格独立且平等,在面对丈夫秋胡调戏自己一事上决不妥协,甚至要整顿“妻纲”,维护自己的权利,表达出作者对女性独立自主性格品质的向往。
  高明和石君宝同生活在元代社会,他们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通过塑造不同性格的女性形象,来表达出他们想要宣扬的思想和他们自身所体现出的民族性格。《琵琶记》中的赵五娘太过顺从,委曲求全;《秋胡戏妻》中的罗梅英敢于表达真性情,捍卫自己的权利。人物形象的不同表现出作品背后的文化差异:高明是汉族作家,受宋明理学影响很大;而石君宝是女真族作家,虽受儒家观念影响,但仍在作品中表达出女真族人性格中的独立自主。在价值观念上,汉民族崇尚纲常伦理,忽视个人价值的实现;而女真人追求个性独立,强调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在思维方式上,汉民族受儒家中庸思想影响,常用中和之道解决问题;而长期生活在草原中的女真人则力求抗争,有着敢于斗争的冒险精神。在民族文化上,受农耕文化影响的汉民族安于现状,一味顺从;而在游牧文化中生活的女真族则争强好胜,坚毅勇敢。通过研究《琵琶记》和《秋胡戏妻》两部作品,可以看出汉民族文化和女真族文化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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