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女性的政治参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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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武帝时期女性的政治参与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女性自身的直接参与，总体呈现出由盛及衰的发展趋势，其二是外戚集团的政治参与，呈现出逐渐上升的局面。以《史记》为中心，通过分析窦太后、王太后、卫皇后、李夫人及其相关的外戚集团在武帝时期的政治活动，可以得出女性权力的盛行终于武帝，而外戚权力的盛行始于武帝的结论。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内朝在与外朝的权力角逐中获胜的结果，这为西汉晚年外戚乱政埋下了祸根。
关键词：女性;外戚;《史记》;内朝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1-0080-07
公元前141年正月十七日，宣室迎来了它的新主人，一位年仅十六岁却英姿勃发的少年刘彻。无论是殿前跪拜的群臣，还是幕后摄政的两位太后，都不会想到，这位稚嫩的小皇帝将开始长达五十二年的执政生涯。他北伐匈奴，首开丝路，重兴礼乐，独尊儒术，开创了西汉王朝的巅峰时期。虽然汉武帝一生功绩卓著，但如司马迁所言，有些帝王之所以能够受命于天开国创业，或是继承帝位延续祖业，不仅因为自身品德才能之高，往往少不了后妃外戚的影响。而武帝亦如是。①
从十六岁即位到七十岁驾崩，在武帝漫长的一生中，陪伴过他的女性不计其数。但要论对武帝朝的政治参与，其人数仅有寥寥几位，分别是：太皇太后窦漪房、皇太后王娡、皇后卫子夫、爱妾李夫人以及她们的外戚集团。这四位女性在武帝朝的不同时期分别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她们的存在影响了一个时代历史的书写。
一、汉武帝时期女性自身的政治参与
（一）窦太后
窦太后（窦漪房）是武帝时期最为权高位重之人，早在其丈夫汉文帝在位时，她对政坛的影响就初见端倪。窦太后幼时家贫，与弟弟窦广国很早失散，直到文帝即位立她为皇后，窦广国才闻讯前来相认。姐弟相认本为好事，这却让高祖开国功臣周勃、灌婴二人寝食难安。他们唯恐窦氏家族人多以致势众，再次酿成吕氏之祸。为防患于未然，他们选派诸多德高望重的长者君子与窦皇后兄弟来往，窦氏兄弟因此成为谦谦君子，从未倚仗外戚身份骄横作恶。这段记载看似在说明周、灌二人对吕氏之乱心有余悸，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对“井绳”之怕是由于它与蛇之间的相似律的关系，由此及彼，周勃恐怕看出窦皇后对政坛具有一定影响，宛若曾经的吕后，故而他们及时采取措施，防止窦广国、窦长君变成吕禄、吕产之流，助長窦皇后的势力。
景帝即位后，窦漪房从幕后走上前台，不断干预朝政，大至国家意识形态、皇储废立，小至家庭琐碎之事，只要是窦太后认定之事，景帝也不好直接反对，每每搬出正直敢言的朝臣如周亚夫、袁盎等人解决困局。窦太后在景帝政坛的作用已如此之大，要谈到窦太后对武帝的影响，恐怕从刘彻被立为储君时就开始了。
窦太后和景帝长期争执不下的一件事就是立梁孝王为太子，直到袁盎给窦太后搬出“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祸乱，五世不绝”[1]535的历史惨案后，窦太后才放弃这一想法。既然立弟不可，只能立子，除废太子刘荣之外，景帝还有十三个均为庶出的儿子。在此情景下，窦太后和景帝都认可的公子便最有可能成为太子。《史记·外戚世家》记载了刘彻母亲王美人和长公主刘嫖的地下交易，刘嫖助刘彻成为太子，作为回报，令其女儿陈阿娇为太子妃。刘嫖和梁孝王一样，都是窦太后的心头肉，从“遗诏尽以东宫金钱财物赐于长公主嫖”[2]339一事就能显示出她对女儿的宠爱。立储已与梁王无缘，既然女儿有了合适的人选，窦太后自然和女儿站在同一战线。由于景帝也对刘彻十分中意，他们二人达成一致，景帝便立王美人为皇后，十二天后，胶东王刘彻被立为太子。据《史记·周勃世家》记载，王美人立为皇后之后，窦太后催促景帝尽快封王娡兄长王信为侯，但景帝认为“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2]373从此事看出，窦太后对太子和皇后非常满意，她对分封其家属的热情比景帝本人还高。如果窦太后反对立刘彻为太子，且不说景帝要怎样大费周折搬出朝臣，窦太后请封王信是万不会发生的。
时至武帝朝，长寿的窦太后历经三代，对权力的欲望丝毫不减，反而因为多年的积累更加轻车熟路，汉武帝在窦太后的压制下步履维艰。武帝与窦太后的主要矛盾是意识形态的选择，武帝年轻好胜，倾向“有为”的儒家，窦太后却坚守文帝时期的思想，崇尚黄老之术、清净无为。窦太后对意识形态的干涉在景帝朝就存在。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景帝对儒学有所好感，偶尔会听儒生与黄生辩论，但窦太后好黄老之术，碍于母亲的势力，朝廷里仅有的几个儒学博士不受重用。更有甚者，窦太后与儒士辕固生交谈，辕固生认为 《老子》是“家人言耳”，窦太后大发雷霆，将他扔进野猪圈，不仅可见窦太后之残暴，也让世人得知她对黄老之术崇敬之甚。汉朝以仁孝治天下，太后喜欢黄老之术，“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2]339
但十几岁的武帝年轻气盛，不像父亲那般对窦太后言听计从，不敢公然对抗，他和王太后通过试探，企图利用意识形态的变化夺权。从《史记·武帝本纪》可知，武帝即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推广儒术，招纳贤良，任用“俱好儒术”的窦婴和田蚡两位外戚担任丞相、太尉之职。窦太后虽厌恶儒术，但此次并未有任何明显举动，仅仅是不悦而已。窦太后这种“放任自流”的态度，被雄心勃勃的武帝和众位儒臣误以为这是她退居后宫的信号，御史大夫赵绾便上书武帝，不再向窦太后请示政务。一石激起千层浪，窦太后得知赵绾等人要逐她出政坛，勃然大怒，向武帝的尊儒运动发起强势攻击，罢免了“三公”窦婴、田蚡、赵绾的职位，以及郎中令王臧，朝廷最重要的几位儒臣全部被废。她亲自任命许昌为相，庄青翟为御史大夫，这两位都是黄老学派的人物。韩兆琦评论“此次政变惨遭失败的情形与近代的戊戌政变几乎完全相同，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就其斗争的剧烈和对整个社会的震动上，一点不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差。”[3]512武帝登基后操办的首件大事就这样在窦太后的强势压制下以悲剧告终，还搭上了赵绾、王臧二位高官的性命，他最初筹谋“变服色、改历法、设明堂”的设想，也因窦太后的阻挠胎死腹中。 从此，武帝大兴土木，整日沉溺于游乐之中，《资治通鉴》的编年体体例更能凸显政变前后武帝行径的差异。之前他是一位雄心壮志的小皇帝，此后宛若一个纨绔子弟，耽于嬉戏，甚至因为破坏农田惊动官府：“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自称平阳侯。旦明，入南山下，射鹿豕狐兔，驰骛禾稼之地，民皆号呼骂詈。鄂、杜令欲执之，示以乘舆物，乃得免。”[4]2149前朝风云诡谲，后宫波澜丛生，窦太主和皇后陈阿娇倚仗着扶持武帝即位的功劳，恃宠生骄，导致武帝的厌恶。碍于窦太后势力，为保皇位无恙，武帝只能忍气吞声。他在外无所事事、寄情山水，在内刻意讨好窦太主母女，武帝空有皇帝冠冕却无实权，窦太后才是真正的君主。四年后，窦太后薨逝，武帝被掣肘的局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他仍然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亲政，因为东宫还有他的母亲王太后。
（二）王太后
王太后是一位非常富有心计和政治头脑的女性，从她早年编造太阳入怀的梦境以及和长公主刘嫖的交易就足够看出她的城府之深，武帝顺利登基绝对离不开母亲的鼎力相助。武帝在位的前六年窦太后大权在握，但这不代表王太后对此毫无作为。其实，建元二年的“尊儒”运动就是她和武帝一起发起的夺权之战。从窦太后堂侄窦婴地位的变化上，就能证实这次政变的性质。最初，王太后为扶持弟弟田蚡，推荐田蚡为太尉，窦太后堂侄窦婴为丞相，既保住了权力地位的平等，还因让贤博得窦太后的欢心。接着，他们利用窦婴发起夺权运动，窦婴虽为丞相，实际却是王太后一派的出头鸟，窦太后再狠也不会因此杀窦婴，窦婴不死，田蚡也得以保全。当武帝可以真正推行儒术的时候，却没有任用好儒的窦婴，这充分说明王太后当年“尊儒”的虚假，儒术只不过是一个空头口号，于她而言，只要能达到夺权的目的，尊法尊墨都无所谓。
窦太后的反击让王太后和武帝沉默多年，窦太后去世，王太后结束了如履薄冰的生活，再也无人能压制她。王太后的权力欲自窦太后去世才渐起，她和武帝的矛盾因为她的权欲而日益尖锐，二人从早年的反窦同盟逐渐对立起来，从“贬窦婴举田蚡”一事开始渐行渐远。
武帝再次推行儒术没有任用窦婴，司马迁给出的原因是“魏其失窦太后，益疏不用，无势。”[2]622其实并非武帝不愿任用窦婴，而是王太后从中作梗，为扫清窦氏集团的势力逼迫武帝不能用窦婴。通过《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对田蚡灌夫之争一事的记载，不难发现武帝对窦婴是很尊重的，他不仅同意窦婴的看法，认为灌夫罪不至死，还赐以饭食，专门为此事举行东宫廷辩。是否将窦婴判为死罪武帝也是反复不定，背后的原因不难想见。总之，武帝对这位曾经平定七国之乱的功臣充满了好感，虽然罢免窦婴是铲除窦氏势力的关键一步，但平心而论，武帝不愿伤害他的性命，让其赋闲在家足矣。但迫于王太后的压力，武帝在利益的权衡之间选择了妥协，最终窦婴被弃市，不得善终。
随着窦氏势力的肃清，王太后的弟弟田蚡日益显贵。在田蚡罢撤太尉赋闲在家的时候，一些势力之人已看出田蚡日后贵不可测，而窦婴大势已去，他们纷纷离开窦婴投入田蚡门下，田蚡愈发骄横。果然如他们所料，窦太后一离世，田蚡立即出山为相。政治上他无君臣之礼，把持官吏任命，试图大权独揽，其行径“权移主上”。生活上亦无长幼之序，他在家中请客，自己居于上座，却让兄长王信坐于次席，“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2]622汉惠帝贵为天子尚知礼让兄长刘肥坐于上位，而田蚡一个靠裙带上位之人，却如此张牙舞爪。更过分的是，他因私仇囚禁失势的朝臣灌夫，滥用私刑，企图将灌家一网打尽。武帝对田蚡忍无可忍，本想趁此机会举行廷辩，打压王太后和田蚡的嚣张气焰，不料群臣畏惧王太后田蚡之势，唯唯诺诺毫无主张，连一向以正直敢言闻名的郑当时也闪烁其词，不敢替窦婴说话。王太后得知此事斥责武帝不维护田蚡，武帝立即妥协，不再坚持为窦婴辩护。武帝向王太后的夺权计划以破产告终，结局就是无辜的灌夫和窦婴相继被杀。也许是天意眷顾武帝，窦婴被杀的这年春天，田蚡突患怪病，“专呼服谢罪”，不久病逝。随着田蚡的死去，王太后偃旗息鼓，自此在朝堂上几乎销声匿迹，不再对武帝构成威胁。
总而言之，王太后不似窦太后权势滔天，直接插手朝政，她对政坛的影响主要通过田蚡得以外化。无论是田蚡的“滋骄”还是“权移主上”，都是王太后一味纵容的后果。为何王太后在田蚡死后基本退出政坛，原因有二。其一，武帝此时二十七岁，不再是还需母后摄政的稚嫩少年。加之武帝本人雄才大略，不受他人左右，这在田蚡为丞相时就有所表现。王恢因马邑之围要被处死，他贿赂田蚡希望能免除死罪。但武帝直言拒绝田蚡和王太后的求情，认为王恢非杀不可，王恢最终自裁。可见，田蚡手握大權时，王太后并非处处遂心所愿，田蚡死后，武帝迅速收归权力，王太后不得不收手。其二，王太后的兄弟大多才干平平，只有田蚡能言善辩，最为出色，所以受到王太后的大力提携。事实表明，田蚡只是一个巧言令色的小人，王家最出色的外戚不过如此，其他兄弟更无济于事。内有武帝的控制，外无可靠的外戚，王太后不得不退居后宫，过上颐养天年的清闲生活，虽然偶尔也会给武帝推荐官吏，比如义纵②，但这种干涉不足以触及武帝政权的根本了。
（三）卫皇后与李夫人
田蚡于元光四年去世，武帝在这一年实现亲政。历经窦、王二位太后长达十一年的牵制，武帝本人对女性干政以致君权失效有着切肤之痛，这让他有意识地开始限制女性权力。王太后在田蚡死后彻底失势，但在《史记》《汉书》中仍能看到王太后荐举官吏、谈论政事的身影，但卫皇后和李夫人在政治上却是真正的失语，纵然他们家族的外戚出将入相、风光无限，但她们本人没有涉及政治的只言片语，遑论谈论政务，就连为家人请封邀赏都不曾有过。
武帝爱妾李夫人临终前蒙被不见，武帝为见李夫人最后一面有云：“夫人弟一见我，将加赐千金，而予兄弟尊言”。[4]2909但李夫人婉言谢绝：“尊官在帝，不在一见。”[4]2909李夫人至死不忘“尊官在帝”，可见武帝后妃坚守妇人不得干政的信条，即自己家人的封赏取决于皇帝的意愿，但她们本人没有话语权。 从权势滔天的窦太后到对政治缄默不语的卫皇后、李夫人，我们可以发现武帝一朝女性本人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小，终化为无。短短几十年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第一是因为武帝与后宫诸人的关系。窦、王二人是武帝的长辈，他在祖孙、母子关系中处于低位。卫、李二人是妻妾，武帝在夫妻关系中处于高位，高低位的区别导致话语权的不同。但窦、王二人为皇后时已经显露出政治野心，与失语的卫皇后大相径庭，这便是原因之二。武帝注意防范女性势力膨胀，对后宫不断规训，不要她们涉足政治。武帝性格强势、雷厉风行，不似父、祖那般宽仁，所以其后宫中人谨遵君命，从未有过逾矩之事，故而李夫人至死不忘武帝的告诫。
虽然卫皇后和李夫人本人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这不意味着她们真的在武帝朝无所作为。她们受宠带动了整个家族的兴盛，甚至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对政治的作用，丝毫不亚于窦太后，乃至直接称制执政的吕后。
二、汉武帝时期外戚集团的政治参与
前文得出武帝时期女性自身政治参与的总体趋势是由盛及衰的，但外戚集团的发展则反其道而行之，呈现逐渐上升的局面。若说西汉初年女性权力的盛行终于汉武帝，那么外戚权力的盛行则始于武帝。
（一）窦氏与王氏集团
武帝即位时，窦氏集团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势力庞大，盘根错节，主要以窦婴和窦太主为首。窦婴虽为外戚，但为人侠义正直，颇有才干。吴楚七国之乱时他临危受命，被景帝拜为将军，成功击退叛军，凭军功得封魏其侯。此后，天下士子争先恐后地投奔其门下，在朝中他和丞相周亚夫平起平坐，无人敢与之分庭抗礼。当时，就连田蚡也常去讨好窦婴，跪起如子姓。时至武帝朝，窦太后在世的几年里，窦婴仍然地位崇高，曾官至丞相。直到他被罢免后才一蹶不振，直至被杀弃市，也未被起用。总而言之，窦氏外戚势力虽大，在武帝朝却没有什么突出功绩，因为“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窦家为迎合太后喜好，都是黄老学派的拥护者，仅有一个窦婴好儒，还被王太后和田蚡利用，并未真正起到推行儒术的作用。
窦太主虽不算外戚，但在窦氏集团内部绝对是不可忽视的人物。窦太主是窦太后的爱女，她在景帝朝就有干政之嫌，除立储外，还参与了梁孝王后嗣的封赏一事。“景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说，为帝加壹餐。”[2]375可见她在景帝执政时很有话语权。到了武帝朝，窦太主倚仗对武帝的扶持之功胆大妄为，毫无忌惮。窦太后薨，武帝铲除窦氏势力自然不会对如此强劲跋扈的一脉视而不见，窦太主母女的垮台是必然的。所以，元光五年的巫蛊之祸是否属实并不重要，它只是加速了皇后废立，让武帝尽早决断。韩兆琦推测，“窦婴被杀的时间是在元光五年，又正好和陈皇后巫蛊案的时间相同，大概也不是偶然的巧合。”[3]513失势的窦太主被武帝逐出政坛，女儿被废也毫无发言权，颇为“惭惧”，只能给武帝姐姐平阳公主哭诉武帝忘恩。其实武帝不算忘恩，他虽废陈皇后，却从未伤害窦太主，对她的男宠董偃也颇为礼遇。后因东方朔“董偃有斩罪三”的直言进谏，武帝才疏远董偃。随着窦婴和窦太主被武帝迅速清除，窦氏集团群龙无首很快没落，自此退出武帝的视野。
窦家倒台后，王氏集团崛起，曾对窦婴“跪起如子姓”的田蚡位及三公之首，尊贵无比。王氏家族繁盛之极，却也短暂之极，田蚡病逝导致王氏一族后继乏力，就此没落。综观田蚡一生行迹，的确是恶行大于功绩，但有一事或许会让武帝感念许久。武帝即位年仅十六，外有不服新主的老臣，内有权倾三代的窦太后，武帝母子处境艰难。就在这种新旧交替的时刻，是田蚡和他的门客为武帝出谋划策，防止政局发生动荡，坐稳皇位。后来武帝对田蚡委以重任，可惜他并非善类，欲壑难填，已为丞相仍不满足，甚至在淮南王面前说出大逆不道之语。难怪武帝六亲不认想灭田蚡满门，实是他自作孽，不可活。
（二）卫氏集团
在《史记·外戚世家》中，司馬迁会记录外戚家族的封侯人数，以反映势力的强弱。据司马迁统计，薄氏一人为侯，窦氏三人为侯，王氏三人为侯，卫氏五人为侯。卫氏家族后来居上，在武帝的扶持下取代了窦氏集团和王氏集团，形成独霸天下的局面，其核心人物是卫青与霍去病。
尽管卫青功绩彪炳，但不得不承认，他的发迹全要仰赖姐姐卫子夫。卫青出生卑微，自己的姓氏也马马虎虎，不能随父姓郑，便冒姓卫氏，稍大后成为武帝姐姐平阳公主的骑奴。由于武帝召幸卫子夫，卫青得以进宫，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化。卫子夫受宠遭陈皇后妒忌，窦太主私自囚禁卫青，要将他杀害，多亏好友公孙敖出手相救才虎口逃生。武帝得知后，大加封赏卫青和卫家亲族，没有任何功劳的卫青很快从一个卑贱的骑奴变为大中大夫。这固然是武帝宠爱卫子夫的结果，同时也有通过借助提携卫家，抑制窦氏一族的势力的意图。
元光六年，卫青为车骑将军，和李广、公孙敖、公孙贺各自领兵一万，攻打匈奴。据《后汉书·百官志》对将军级别的记载：“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5]2431车骑将军属于高级将领，其地位仅次于大将军和骠骑将军。卫青首次出征就为车骑将军，地位甚高。但当时的卫青无功无名，却能和李广等老将一起出征，武帝的确有任人唯亲之嫌。虽然“任人唯亲”暗含贬义，但没有武帝的任人唯亲，就没有后来扫荡匈奴、开疆拓土的大将军。在这一点上，武帝比汉文帝开明，当年文帝认为窦太后的弟弟窦广国为人贤明，欲拜为相，但思忖许久却放弃了，因为他“恐天下以吾私广国”。[2]571这样固然防止了外戚势力的膨胀，但于国家而言，却失去了一个好丞相。
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当其他三位将军或无功而返，或全军覆没，靠姻亲上位的卫青却直捣匈奴王庭，获得龙城大捷，这是汉朝对匈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卫青虽然斩敌不多，但给匈奴人以沉重打击，为汉军远途作战提供了范例。武帝对此次胜利特别重视，封卫青为关内侯。自此，卫青不止是武帝的小舅子，更是他值得依赖的一员猛将，他收河南，设朔方，凭靠军功成为长平侯。元朔五年，卫青指导部队长途作战，大败右贤王，武帝给予卫青莫大的荣宠，拜为大将军，尚在襁褓之中的三子皆封侯，他的部下校尉也通通封侯，卫青到达人生巅峰。否极泰来，盛极必衰，卫青从卑微的骑奴成为大将军，但也没能逃过盛极必衰的宿命。因为军功，武帝尊他用他，也因为军功，武帝防他疑他。此时的卫青看似风光无限，天下士子纷纷投靠大将军门下，就连武帝的姐姐、卫青曾经的主人平阳公主也来依附，主动提出下嫁卫青。但卫青功高震主，武帝已生戒心。随着霍去病的出现，证实了武帝和卫青的关系从早年的亲密逐渐冷淡起来。 元朔六年，卫青再次出征，此战虽胜，但副将赵信投敌，苏建全军覆没，损失惨重。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却崭露头角，以八百骑斩首两千。战后，武帝封霍去病为冠军侯，卫青没有任何加封，仅得到一千金，为取悦武帝还将五百金赠予武帝新宠王夫人。至此，对匈作战的重任转移到霍去病的身上，卫青多年赋闲在家。这位少年英雄敢打敢闯，率领轻骑一路向西，过焉支，至祁连，收复了河西走廊一带，解除了匈奴多年来对长安的威胁，打开了通往西域之路，而且俘获众多小王、王后、相国等匈奴贵族，匈奴实力大大受挫，从此无力侵犯汉王朝。霍去病凭借着自己的一股锐气，在舅舅卫青奠定的良好基础上，为汉朝立下汗马功劳。霍去病越来越受到武帝的喜爱，他虽然年轻，朝中地位几乎可与卫青相比。这种局势的形成，固然是武帝欣赏霍去病，但他将霍去病提拔到如此尊崇的地位，除了赫赫战功，恐怕还有一重要目的就是压制卫青，分化其兵权。
元狩四年，武帝为彻底摧毁匈奴在漠南的势力，派卫、霍二人将兵数十万深入漠北，武帝的战前安排已能体现出他的态度。第一，武帝起初令霍去病从定襄出发，直接攻打单于，后来从俘虏口中得知单于在东部，于是改令让霍去病从代郡出发，卫青出定襄。可见武帝偏心霍去病，更想让他捕获单于，立下头功。第二，二人所带将士数量相当，但汉朝的精锐部队都在霍去病麾下，在人员配置上明显优于卫青。第三，武帝给卫青配备了前、后、左、右四位副将，协同作战，霍去病这边无副将牵制，都是些英勇善战的年轻校尉。然而天不遂武帝愿，实战当中却是卫青遇到了单于。意料之外遭遇单于主力，卫青发挥了出色的指挥才能，“机智运用了车守骑攻、协同作战的新战术，先借助战车的防御能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继而发挥骑兵迅速机动的攻击能力，迂回包抄敌军的两翼，一举击溃单于的主力军。”[6]6673由于李广迷路延误战机，导致抓获单于的计划没能实现。霍去病那边则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封狼居胥，达瀚海之滨，斩杀敌人七万多人，自己仅损失十分之三。
武帝在战后的封赏更加有失偏颇，他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霍去病为骠骑将军，跟随霍去病的将士封侯受赏者众多，而卫青却是“大将军不得益封，军吏卒皆无封侯者。”[2]651虽然卫青未能完成捕获单于的终极目标，但他此战打得非常漂亮，基本歼灭单于主力。茅坤评价此役“青武刚车之战，气震北虏，而去病斩馘虽多，非青比也。太史公特抒愤懑之词，无限累欷。”[7]霍去病斩敌多于卫青，但他对匈奴形成的震慑不及卫青。即便如此，武帝对卫青乃至跟随他的将士们皆无封赏。
不久，武帝设立大司马一职，让卫青和霍去病同时担任，二人俸禄位次一样。天下士子纷纷领会武帝抑卫扬霍的意图，卫青众多门客投入霍去病门下，正如当年魏其、武安的权势之变，卫青像曾经的窦婴一样衰落，霍去病的地位恰似田蚡如日中天。卫霍二人的地位虽发生变化，但对卫氏家族而言，他们的实力并未降低，反而因为霍去病更加得势。此前，卫家仅有卫青独撑，如今则卫霍并峙。
漠北之战后，匈奴单于向西北方向逃遁，从此漠南无王庭，胁迫汉朝百余年的匈奴边患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两年后，霍去病不幸病逝。武帝痛彻心扉，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葬于茂陵附近，“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2]652
霍去病死后，卫家逐渐衰落，卫青三子相继失侯。漠北之战直到卫青去世，这十四年间卫青再也没有领兵打仗，至于在干什么，《史记》没有明确记载，对一个将军而言，不打仗便失去了价值。据《卫将军骠骑列传》载，汉朝不再攻打匈奴是因为漠北一役后缺乏马匹，且当时忙于诛两越、伐朝鲜、击西南夷，所以没有多余的人力物力再去打匈奴。但司馬迁在《匈奴列传》中提到，匈奴实力受挫，主动要求与汉朝和亲，双方未达成一致发生纠葛，互相扣留使者。武帝正准备征集兵马攻打匈奴，恰逢霍去病去世，汉朝于是久不攻胡。司马迁对同一件事却有不同的解释，恐怕缺少物资是表面原因，霍去病去世后，武帝不愿卫青出征立功才是关键所在。卫青戎马一生，战功赫赫，于元封五年逝世。按汉朝律例，父亲死后应由长子继承侯爵，卫青长子卫伉曾因矫诏之罪失侯，理应不能袭爵，因为平阳公主的关系，武帝特施恩典令卫伉袭长平侯。
卫青离世对卫氏集团的打击是致命的，卫家自此接连发生变故。征和二年，卫子夫的姐夫、丞相公孙贺一家因巫蛊之祸被武帝灭族，卫皇后两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和卫伉均被诛杀。卫霍去世后，公孙贺是卫家唯一强势的外戚，如今他被灭族，以江充为首的小人开始构陷太子刘据。他们污蔑刘据以巫蛊诅咒武帝，激起刘据的恐惧与反抗，太子为自保发起兵变，最后失败自杀。卫氏集团因为巫蛊之祸被武帝血洗，烟消云散。
卫氏是武帝朝最强大的外戚集团，它对武帝、太子起到的作用非同小可。卫家由微贱而起，凭卫子夫逐渐上位，武帝通过卫氏来压制窦氏和王氏的势力。随着卫青的将帅之才被武帝发掘，他倚仗军功成为大将军。毋庸置疑，卫霍二人功劳很大，但武帝每次给他们的封赏往往大于其功劳，卫青对此心知肚明，他曾说“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间”，[2]649他明白今日之荣宠是因为外戚身份，所以他为人谦逊，从不居功自傲。武帝厚遇卫霍，他们二人亦不负武帝，为汉朝解除自白登之围以来的匈奴边患，收复河南、河西、漠南大片土地，打通去往西域的道路，为国家的政治安定、贸易往来、文化交融作出巨大的贡献。卫氏集团是武帝的得力助手，也是太子的强劲靠山。《资治通鉴》提到，“卫青薨，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竞欲构太子。”[1]727可见卫青去世后，朝中奸佞才敢对太子下手。尽管卫青后来失势，被武帝冷落，但他依然是群臣之首的大司马大将军，只要他在，卫家就不会垮。
武帝对此看得很透彻，但他恐惧卫家势力的日益膨胀会养虎为患，威胁刘家政权，武帝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远有吕后乱政的教训，近有自己少时被外戚掣肘的经历，恰好刘据性情仁厚，宛若孝惠帝，武帝晚年不得不担忧太子的未来。他压制卫青和公孙贺一家是出于削弱卫氏集团的考虑，防止他们日后干涉太子执政，不料被小人利用，反而害了刘据。纵然武帝悔恨而建思子台，刘据却不可能再回来。 武帝一生任用的外戚颇多，但卫青和霍去病堪称完美。霍去病因不体恤将士，行事任性遭人非议，卫青几乎毫无瑕疵。他靠军功安身立命，官至大司马大将军。虽然功高震主，但为人低调。他性格勇猛沉稳，对将士体恤关怀，对同僚仁厚恭敬，对武帝忠诚不二。武帝和卫青的关系是君臣，是好友，是亲戚，二人的感情有敬重，有知心，有猜忌，有欣赏。武帝虽然忌惮卫青，却从未伤害卫青。对帝王而言，他真想除掉一个人是不愁借口的，再谨小慎微也于事无补。比如岳飞被害风波亭，宋高宗给的理由就是“莫须有”。武帝残暴多疑，一生杀人如麻，他对卫青尽管猜疑，却未动杀心。卫青病逝后，武帝以“烈”为谥，《逸周书·谥法》解释为“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业曰烈。”[8]48卫青在抗匈战争中立下了赫赫功劳，堪称“有功”;解除了汉代数百年的边患危机，让边境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确为“安民”;他为人仁厚有礼，实是“秉德”;接过抗匈的艰巨任务，自此漠南无王庭，将“遵业”发扬光大，远胜数代将领，一个“烈”字高度评价了卫青的戎马一生。另外，武帝还将卫青的陵墓安葬在茂陵东北角。能安葬在皇陵附近，于臣子而言是莫大的荣宠，武帝把这份能给予卫青的最后荣宠毫不吝惜地赐予他。武帝和卫青的关系经历了多次微妙的变化，但他们君臣之间的惺惺相惜却一直都在。
（三）李氏集团
在“完美外戚”卫霍二人的映衬下，窦婴都显得有些黯然失色，更别说完全凭借着女性裙带关系上位的李延年、李广利了。司马迁在论述李氏兄弟事迹时，反复强调李家盛衰与李夫人的密切关系，如“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后，爱弛”、[2]726“而欲侯宠姬李氏”，[2]719对他们鄙夷的态度一望可知。李延年因音乐才华而显贵，被封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但他毕竟是宦人，只负责作乐，李家参与朝政的核心人物是李广利。
在司马迁笔下，李广利之所以能成为将军，一来因为他是李夫人之兄，二来他不是宦人，除此之外，似再无其他缘由。从李广利参与几次战争的表现来看，的确是无勇无谋的庸人，远不如配合他作战的副将大校。李广利的战争生涯中，两次攻匈奴，两次伐大宛，给汉朝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不说，也没有取得什么战绩，完全是劳民伤财。
李广利首次出征是在太初元年，恰好是卫青去世的第二年。因为大宛人未献汗血宝马，武帝勃然大怒。去过大宛的姚定汉告诉武帝，大宛实力很弱，不堪一击，此时武帝欲封李广利为侯，为给他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于是发兵远征大宛。武帝已有大宛易伐的前见才派遣李广利，可见他了解李广利并非将才，才把这块好啃的骨头扔给他。李广利率领六千骑兵、郡国恶少年数万人前往大宛，但兵至郁成，未有任何战役发生就只剩几千人。后来攻打郁成大败，退回敦煌不足两千人。李广利束手无策，上书武帝请求召回，却被痛斥一番，留在敦煌待命。朝臣见此纷纷反对攻打大宛，武帝怕被西域诸国嘲笑，一意孤行，倾全国之力支持李广利，以至于“天下骚动”。他前后派出六万多人、五十多个校尉供李广利调遣，还有牲口十几万，粮食兵器更是齐全，阵势堪与漠北之战相比。此次伐宛总算带回了宝马，“军正赵始成力战，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为谋计。”[2]720在司马迁看来，功劳都是各位副将校尉所立，主帅李广利倒如旁观者一般。班师回朝时“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2]720伤亡如此惨重的原因并非因为战争，而是“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众”。[2]720李广利带兵可谓一塌糊涂，既无智谋决断，也没有约束部下的能力，即便如此，武帝仍然重赏他。李广利回朝后被封海西侯，食邑八千户，功劳很大的赵始成、上官桀等人的封赏反不及李广利，可见武帝对李广利的偏爱程度。
天汉二年，武帝又派李广利攻打匈奴。匈奴不似大宛好对付，除卫青、霍去病以外，其他将领都曾受其苦，飞将军李广也被俘虏过，何况庸才李广利。可想而知，李广利攻打匈奴的过程十分惨烈，第一次被匈奴重重包围，几乎不能脱身，多亏假司马赵充国带领百人突破重围舍身相救，他才免于被俘。在李广利的指挥下，经此一役汉兵就折损十之六七，损失惨重，武帝却没有给他任何处罚。两年后，武帝再次派李广利率六万骑兵、十万步兵攻伐匈奴，他以十六万战单于十万，却屡战屡败。好运气总有用完之时，此次李广利被匈奴俘获。《汉书》详细记载了燕然山之战李广利被俘的全过程。战役之初匈奴屡占上风，当李广利得知全家因巫蛊之祸被灭族，心中忧惧，为邀功赎罪打算深入郅居。李广利并非将才，情急之下更无完备的作战方案，他不与其他将吏商议就一意孤行，因为一己之私，不惜以数万将士的性命作为代价深入匈奴。汉朝长史和匈奴单于都看出了他的急功近利，他不仅没有及时悔悟，反而杀害长史，最终被俘。李广利投降匈奴后也没能善终，身死单于之手。他临死前咒骂“我死必灭匈奴！”不料这句话居然“应验”了，匈奴数月雨雪纷纷，冻死牛羊无数，庄稼不得成熟，匈奴人多害疫病。不费一兵一卒就让匈奴受到巨大创伤，这恐怕是李广利一辈子做的唯一一件对得起国家之事了。
历代史家对李广利均持批判态度，讽刺他毫无才能却多次作为主将出征，劳民伤财，李广利背后的支持者——汉武帝更遭世人诟病。他因为宠爱李夫人，欲贵其家，这才派李广利攻伐大宛，给他创造封侯的机会。李广利首战以大败告终，武帝看出他不过是庸才一个，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委以重任，每次出征都规模庞大，耗资甚多。武帝与其战后“悔远征伐”，不如择将时三思而行，也不会有此败局。司马迁囿于时局不敢妄言，他对武帝的褒贬寄于“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2]646微言大义，一目了然。司马光则直言批判武帝：“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借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臣曰过矣。”[1]700司马光因为李广利一人便否定武帝选拔将领的眼光未免偏颇，武帝在提拔卫霍二人上还是很有远见的，他不介意二人资历太浅、兵法不精，對他们信之任之，予以机会放手一搏，这一搏就结束了自高祖以来的百年耻辱，换来了汉朝多年太平。不过司马光前几句评价颇为精准，武帝宠爱妃妾就肆意妄为，不惜以国家前途为代价，这与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别无二致。 武帝朝的外戚集团接连不断，一家瓦解，另一家取而代之，外戚势力的发展趋势呈现不断上升的局面。究其原因，和武帝在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有很大关系。武帝掌权后，权力欲望极大，外朝行政运作的客观化、程序化和理性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武帝，于是他发展身边的近臣集团对抗相权，内朝逐渐形成。武帝开始征伐匈奴之后，内朝愈发重要，逐渐形成一个决策中心，外朝宰相丧失部分决策权，变成了单纯的执行机构负责人。武帝喜欢在内朝安排外戚任职，致使外戚权力越来越大，当卫青成为大司马大将军后，内朝首领的权力地位已经超过三公九卿之首的丞相。武帝临终前任命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之职辅政，外戚对朝政的控制力越来越强。从西汉中晚期霍氏家族的膨胀，终至王莽篡位，这期间外戚势力有增无减，家族之间的权力更迭从未停止。汉代外戚乱政的现象，在武帝朝已经埋下祸根。
三、总结
总而言之，汉武帝一朝的女性政治参与程度很高。武帝登基之初，窦太后占领政坛多年，母权压过皇权。窦太后薨后，王太后对政局的影响主要通过田蚡得以外化，此時外戚势力已逐渐崛起。田蚡早逝，王家后继无人，卫家后来居上。卫霍二人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在朝堂上无人望其项背，但卫子夫本人没有任何关于政治的只言片语，李夫人亦如是。可见在武帝真正掌权后，女性的政治影响已从自身转移至其背后的外戚集团。女性的政治参与程度呈现出由盛及衰的趋势，而外戚集团则反其道而行之，呈现逐渐上升的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武帝在政治制度上的变革。为摆脱外朝对皇权的束缚，武帝创设内朝，以外戚充任要职，随着内朝在与外朝的权力角逐中获胜，外戚对朝政的控制力越来越强，为西汉晚年外戚乱政埋下了祸根。
注 释：
①据《史记·外戚世家》载：“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参见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②据《史记·酷吏列传》载：“义纵者，河东人也……纵有姊姁，以医幸王太后。王太后问：‘有子兄弟为官者乎？’姊曰：‘有弟无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义姁弟纵为中郎，补上党郡中令。”（参见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参考文献：
[1]（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56.
[2]（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韩兆琦.史记通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6]韩兆琦译注.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0.
[7]（明）茅坤.史记钞[M].万历书志事项刊本.
[8]（三国）皇甫谧.逸周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陈佳宁（1995—），女，汉族，甘肃天水人，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张玉芳（1970—），女，汉族，甘肃天水人，单位为天水市第六中学，中学一级教师，研究方向为语文教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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