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在押服刑人员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的关系: 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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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研究使用量表法，对北京市某监狱与广州市某监狱420名男性在押服刑人员的孤独感、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水平进行了施测，并对其关系进行了探究。本研究发现：（1）社会支持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与负性情绪呈显著负相关;（2）孤独感与负性情绪呈显著正相关;（3）孤独感在男性在押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服刑人员;职务犯;社会支持;孤独感;负性情绪
　　分类号 B842.6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0.03.003
　　1 问题提出
　　服刑人员作为社会中的一类特殊群体，由于其所处环境的特殊性（与外界隔离、受到层层监管、缺少娱乐活动等），极易产生负性情绪（朱新秤， 舒莹， 2001）。在心理学中，负性情绪主要指的是焦虑、抑郁、紧张、痛苦及不满等（罗鑫森， 熊思成， 张斌， 毛新志， 2019）。
　　国内已有研究显示，男性服刑人员心理问题的总检出率占被调查的全部男性服刑人员的52.2%， 其中，具有中重度心理问题者达12.7%，显著高于普通成年人（崔荣宝， 杨曼， 刘亚， 2018）。除此以外，那龙等人（2008）在其研究中发现，相较于女性服刑人员，男性服刑人员的心理状态更不乐观。如果服刑人员的不良心理状态未能得到及时的发现与干预，可能会进一步产生焦虑、抑郁等更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严重者可能会表现出自杀、自伤等行为，这不仅会导致监狱监管难度加大，同时也成为了服刑人员改造过程中的重要阻碍。
　　国内研究者江琴等人（2013）的研究发现，男性服刑人员社会支持水平对于其心理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作用，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有效的减少服刑人员的心理问题。社会支持包括来自家人、朋友、社会等各个系统给予个体的帮助和支持，这些帮助既包括精神上的，也包括物质上的，还包括个体感知上的（肖水源，1993）。
　　学者李强（1998）认为，社会支持可以缓解个体产生的压力、维护个体的心理健康。杨春潇（2016）在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中也证明社会支持与抑郁等负性情绪呈显著负相关。谭春生（2010）在服刑人员的研究中发现，来自家庭的支持对服刑人员心理健康相关不显著，而来自狱友的支持则对心理健康状况呈显著负相关。
　　服刑人员是社会特殊群体，由于其生活在与外界隔离、受到层层监管、很难接触家人的环境中，导致孤独常常围绕在他们身边。孤独感是个体对社会交往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存在差距时产生的一种一维的情绪反应（Russell， Peplau， & Cutrona， 1980）。目前针对孤独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留守儿童、大学生等群体中，有关服刑人员这类特殊群体的研究还较少。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和孤独感程度与其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负相关（郭智慧， 常雅宁， 彭志启， 兰继军， 2018）。在对大学生进行的相关研究中显示，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个体，其孤独感相对较弱，焦虑等负性情绪体验也较低（何安明， 惠秋平， 刘华山， 2014）。在服刑人员的研究中也显示，社会支持对孤独感存在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韦耀阳， 蔡太生， 2015）。
　　在监狱内，焦虑、抑郁以及压力是服刑人员最常见的负性情绪，也是本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个体长期处于负性情绪下会严重损害个体的身心健康。服刑人员在监狱内为避免触犯各种规定法则，其行为特点普遍表现为小心谨慎，以免受到狱警处罚和其他服刑人员排挤与轻视，高压的生活环境让服刑人员每日处于紧张应激的状态中。限制人身自由、隔离的环境、被破坏的社交系统等都是给服刑人员造成压力的来源，不仅会导致服刑人员产生孤独感，同时也会增强其负性情绪体验，影响心理健康水平。并且有研究显示，孤独感水平越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就越低（郭智慧， 常雅宁， 彭志启， 兰继军， 2018）。Hojat（1982）、Lau（1999）等人也均证实了个体长期处于高强度的孤独感会诱发焦虑、抑郁。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男性在押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水平对其孤独感与负性情绪有显著预测作用，并且孤独感在社会支持对服刑人员负性情绪的影响作用中发挥了一定的中介作用。
　　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强， 监狱内职务犯数量逐渐增多。
　　据统计，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35804件，查办职务犯48632人。同时，一些新领域出现多种多样的受贿形式，如房地产交易中出现虚开纳税证明、规避楼市限购政策、送房产收受贿或以远低于市场价格购房、股金分红、委托理财收取收益等。
　　由于职务犯在入监之前大多身居高位，入狱之后身份转换巨大，导致自尊降低，权利感缺失，身份感也被降低，极易产生各种负性情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更是加大了对职务犯的惩戒力度，《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九）》等法案的出台，对职务犯减刑、假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艾冰， 2018），不仅影响了职务犯積极改造的动力，更增加了负性情绪的程度，甚至可能会导致其认罪悔罪的态度发生转变。除此以外，职务犯在入狱后许多人际关系被打散，从前交好的朋友担心“扯上关系”进而选择疏远他们，有的职务犯是被自己的妻子等亲人举报，这都导致其社会支持系统遭到破坏，进而产生无人可依，无人可信的孤独感，影响其教育改造等。因此，针对职务犯与非职务犯群体，有必要探究二者在社会支持、孤独感以及负性情绪上是否存在差异，并进一步思考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方案。 　　职务犯罪与其他类型犯罪相比较而言的一大差异在于，绝大多数情况下，职务犯服刑人员不存在再犯风险，但是暴力型犯罪、毒品型犯罪、侵财型犯罪等是再犯风险较高的几种类型（陈卓生， 张喆， 韩步新， 2005）。丛梅（2014）的研究结果显示，再犯人员的生活状况、经济状况较初犯人员更为不稳定，且对于自己状况的主观评价更为消极，相对剥夺感更强。还有研究显示，再犯罪人员大多有贪图享乐、好逸恶劳、甚至是赌博成瘾、吸毒成瘾的恶习（刘绍军， 2016）。这些习惯导致家人、朋友等厌恶、疏远再犯罪人员，所以会使再犯罪人员社会支持较低，负性情绪严重。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可能成为其再犯罪的原因。因此，本研究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对初犯与再犯人员之间的社会支持、孤独感与负性情绪差异进行了比较。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北京市某监狱、广东省广州市某监狱共420名男性在押服刑人员进行施测，共回收问卷412份，其中有效问卷38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45% 。样本年龄19～71岁，平均41.31±11.35岁。未婚133人，已婚202人，离婚45人，丧偶5人;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61人，初中151人，高中/中专44人，大专及大学104人，大学以上25人;职务犯109人，非职务犯276人，其中初犯328人，再犯52人，另有5人在初犯＼再犯上未作选择。职务犯罪类型为贪污受贿型犯罪、渎职型犯罪、侵犯公民人身和民主权利型犯罪;非职务犯罪包括暴力型犯罪、毒品型犯罪、财产型犯罪。
　　2.2 研究工具
　　2.2.1 社会支持量表（服刑人员版）
　　社会支持量表（服刑人员版）是由郭英、张梦柔、谢雨菲（2016）对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量表进行改编修订的更适合服刑人员的量表。量表包含17个条目，共有“主观支持”（7个条目）、“客观支持”（7个条目）、“支持的利用度”（3个条目）三个维度，采用Likert五级评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总分越高表示被试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
　　2.2.2 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体中文版
　　DASS-21是由中国香港Taouk等人在Lovibond等人编制的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的基础上修订精简版本（Lovibond & Lovibond， 1995）。该量表保持了完整版的DASS中的抑郁、焦虑、压力等负性情绪的三个维度。每个维度保留7个条目，采用四级评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4表示“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示被试近期负性情绪体验越高。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
　　2.2.3 孤独感量表
　　采用Russell编制的孤独感量表。量表共20个条目，采用四级评分：1表示“从不”，4表示“一直”，总分越高表示被试的孤独感程度越高。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
　　2.3 统计分析
　　本次研究采用SPSS 20.0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选用偏校正的Bootstrap对孤独感在社会支持和负性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3 结果
　　3.1 职务犯与非职务犯在各变量间得分比较
　　表1列出了职务犯与非职务犯在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孤独感、负性情绪之间的得分比较。表中所示，职务犯在社会支持的得分上显著高于非职务犯（p=0.03），其中在主观支持维度得分上显著高于非职务犯（p<0.001）;职务犯在孤独感得分上显著低于非职务犯（p<0.001）;职务犯在负性情绪得分上显著低于非职务犯（p<0.001）。
　　3.2 初犯服刑人员与再犯服刑人员在各变量间得分比较
　　表2列出了初犯服刑人员与再犯服刑人员在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孤独感、负性情绪之间的得分比较。表中所示，初犯服刑人员在孤独感得分上显著低于再犯服刑人员（p=0.01）;初犯服刑人员在负性情绪得分上显著低于再犯服刑人员（p=0.04）。
　　3.3 变量间相关关系
　　表3列出了社会支持、孤独感、负性情绪之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关系矩阵。各个变量之间相关关系显著。表中所示，社会支持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与负性情绪呈显著负相关;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的利用度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孤独感与负性情绪呈显著正相关。
　　3.4 孤独感在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
　　使用SPSS的宏文件Process （Preacher & Hayes， 2008），通过自抽样程序（Bootstrap），对“孤独感在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的假设进行检验。选择模型4，自抽样次数设为5000，采用偏差校正的置信区间。结果发现，“社会支持—孤独感—负性情绪”这一模型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限为-0.20，下限为-0.34，不包含0，表示中介作用成立，即孤独感在社会支持对负性情绪的预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72%。具体信息如图1所示。
　　4 讨论
　　4.1 职务犯与非职务犯在社会支持、孤独感、负性情绪上的差异分析
　　首先，在本次研究中，职务犯离异人数占有婚姻史人数的11.1%，非職务犯离异人数占有婚姻史人数的22.9%，尽管工作上的人际关系发生变化，但绝大多数职务犯家庭关系保持良好，入狱后家庭经济情况无较大变动且家庭结构也保持稳定。对比职务犯，其他类型的服刑人员情况则较为复杂。有些服刑人员入狱后家庭结构会发生变化，例如离婚等。研究者在访谈中发现，职务犯家属每个月都会给其写信并探监，而家庭作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之一（赵晓风， 毕成， 2011），在职务犯服刑改造期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其次，研究中109名职务犯的学历在大学及以上者占86%，而276名非职务犯中学历在大学及以上者占13%。职务犯大多集中在一个监区，在监狱内的人际交往局限于同类服刑人员，由于职务犯文化水平高、社会经验足、思维开阔，彼此之间能够和谐相处、互相帮助，且在狱内与干警关系也能相处融洽，职务犯在主观上依旧会体验到自己受到关怀、受到尊重的感觉，这与研究者在狱中得到的访谈结果是一致的，也同其他研究人员调查结果是一致的（邵晓顺， 2012）。
　　研究者通过调查访谈发现，职务犯在狱内可以同干警及狱友友好交往，绝大多数会同家人写信交流，闲暇时间大多用来读书、学习，在家属探监时会提出想看的各种书籍，而非职务犯却很少利用闲暇时间进行读书学习。非职务犯由于犯罪类型、犯罪情节严重程度、入狱前生活背景等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相互歧视与排挤的现象更容易发生，彼此之间很难有深层次的人际关系。同时，由于入狱前社会地位的差异，也不易同干警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非职务犯在主观上体验到的社会支持比职务犯低。
　　但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服刑人员，只要是在监狱内服刑改造，那么其所面临的监管环境都是一致的，所需要遵守的管理制度也是一致的，所以不存在某种类型的服刑人员会享受到“特殊待遇”，因此，职务犯与非职务犯在客观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度上是无显著差异的。在封闭的监狱环境内，社会支持较低的非职务犯比社会支持较高的职务犯更易产生孤独体验，也更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体验。
　　4.2 初犯者与再犯者在社会支持、孤独感、负性情绪上的差异分析
　　王志强（2010）的研究結果显示，再犯罪中犯罪类型最多的为暴力型犯罪、侵财型犯罪和毒品犯罪，这与本研究中再犯罪者的犯罪类型结果一致，本研究中52名再犯服刑人员暴力型犯罪占29%，侵财型犯罪占42%，毒品犯罪占29%，其他类型犯罪占0%。初犯服刑人员与再犯服刑人员在社会支持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在孤独感上初犯服刑人员显著低于再犯服刑人员，且初犯服刑人员的负性情绪也显著低于再犯服刑人员。有研究显示，再犯罪者的攻击性、报复性比初犯罪者更强，且同情心更低（陈卓生， 张喆， 韩步新， 2005），很多再犯罪者较初犯罪者戒备心更强（邓静， 2014），对他人信任感较低，不愿意与周围人进行交往，但是每个个体都具有归属需求，因此再犯服刑人员的孤独感较初犯服刑人员高。
　　在情绪方面，有研究结果显示，犯罪者犯罪次数的增加，导致进入监狱服刑的次数增多，其对法律的畏惧感逐渐降低，对剥夺自由的监狱环境、周围人的否定看法等的害怕也逐渐减弱，焦虑抑郁情绪逐渐降低（丛梅， 2008），这与本次研究结果相反，可能原因在于初犯服刑人员对未来的期盼较高，加上有家人、干警、监狱方面提供的社会支持，所以负性情绪较低。而再犯服刑人员由于多次进入监狱，对未来的期盼降低，即使拥有社会支持，也丧失了对自己未来的信心，因此负性情绪较高。
　　4.3 服刑人员社会支持、孤独感和负性情绪的相关分析
　　社会支持与孤独感和负性情绪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拥有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维护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减少孤独感体验。主观支持相比于客观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两个维度来说对孤独感的预测作用更为显著，这与韦耀阳等人所做的结果一致（韦耀阳， 蔡太生， 2015）。个体在实际生活中存在与参与的社会关系、所获得的物质支持对降低孤独感体验，提高积极情绪有重要作用，但是如果个体在主观上没有得到被支持、被理解的体验，即使拥有客观支持也可能会产生孤独感，也会影响个体对支持的利用程度。社会支持与孤独感的相关研究均证实了二者存在负向预测关系，即社会支持程度越高，孤独感体验越低（杨静， 董军， 严祥， 秦湘鑫， 2012; 叶俊杰， 2006; 张秀军等， 2010）。
　　有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可以缓解个体一定程度的心理压力，且社会支持良好的个体比社会支持不良的个体在抑郁、焦虑水平上得分较低（李伟， 陶沙， 2003）。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将焦虑、抑郁、压力统称为负性情绪，社会支持对负性情绪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即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的的服刑人员，其负性情绪水平就越低，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靳海风， 曾祥岚， 2015）。
　　服刑人员作为一类被社会大众边缘化的特殊群体，常常会受到污名化或者不公平对待。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减缓服刑人员的心理压力，有效降低孤独感、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体验，提高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水平，有益于服刑人员更好的改造。
　　4.4 孤独感在服刑人员社会支持和负性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将孤独感引入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之间后，降低了社会支持对负性情绪的直接效应，且结果显著，所以孤独感是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中介变量，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72%。社会支持可以直接影响服刑人员的负性情绪（如：没有来自家人、狱警的关心支持和努力帮助，致使缺乏积极改造动力），导致心理问题，形成焦虑、抑郁、压力;也可以通过孤独感间接影响从而导致服刑人员产生负性情绪，表明社会支持越低的服刑人员其孤独感程度越严重，孤独感越强烈，更容易产生焦虑、抑郁、压力等不良负性情绪。社会支持低者内心冲突常常不知向谁排解，常有逃避、回避、敌对、攻击等行为，自我封闭，减少与其他人的接触和交流（朱智佩，方黎，周国权，鲁威，2019），这样的个体更容易在平时生活和劳动改造中体验到孤独感，产生更严重的负性情绪问题。服刑人员是社会中比较特殊的一类群体，其在监狱内服刑改造的目的是接受法律惩罚同时能改过自新。社会支持对服刑人员的改造动机有重要的影响，缺乏社会支持会加深孤独感，导致严重的负性情绪问题，进而影响服刑人员的劳动改造，也会为监狱的管理带来不便。 　　5 结论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服刑人员社会支持水平对孤独感与负性情绪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孤独感对负性情绪会产生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孤独感在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服刑人员在改造过程中的情绪稳定性决定了其适应监狱环境程度，也影响着改造效果，因此提高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水平，有助于降低孤独感的产生，进而降低服刑人员的负性情绪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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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Negative Emotions of Male Prisoners：
　　Mediating Effect of Loneliness
　　ZHAO Yunhe; WANG Guofang; XIE Zhongyao; WANG Yuhao
　　（School of Soci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has used the questionnaires to measure the loneliness， social support and negative emotion level of 420 male prisoners in prison in Beijing and Guangzhou， and we have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is study found that （1） social support and loneliness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gative emotions， （2） loneliness and negative emotions show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and （3） loneliness had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negative emotions of male prisoners.
　　Key words：  prisoners; duty criminal; social support; loneliness; negative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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