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迁子女家庭德育现状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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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迁子女是人口流动的重要群体，由于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区域发展差异、随迁家庭的经济基础比较弱、随迁子女的监护人年龄普遍比较高、随迁家庭的未成年子女比较多及随迁父母在德育实践中存在着比较突出的主观性问题，随迁子女在社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比较突出的失范问题。本文对随迁子女家庭德育现状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旨在为推动新时代家庭发展提供建设性建议。
关键词：随迁子女;家庭德育;教育现状
中图分类号：G40-0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24X（2020）08-0078-03
引 言
外来务工人员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中坚力量，始终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这种流动逐渐由个体劳动力转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特别是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在短期内无法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携带未成年子女的随迁家庭的规模越来越大。
在家庭流动过程中，成长环境的剧烈变化导致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入和行为调适较为困难，表现为其道德品质难以支撑其在新环境中的顺利成长，因此他们出现了许多成长的烦恼[1]。孩子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离不开具有初始性和生活性的家庭教育，这关系到孩子的终身发展。
随迁子女家庭道德教育的质量直接关系着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落实，特别是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大规模迁移的形势下，随迁子女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发展进程和水平，以及其能否成长为符合社会要求的劳动者和合格公民，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受到家庭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的影响。
本文从随迁子女家庭德育的主要相关因素出发，围绕影响家庭建设和家庭德育的客观因素與主观因素，设计了调查问卷，并在苏州市吸纳随迁子女入学的某初中校投放了问卷进行调查。其中回收的问卷中苏州籍398份，非苏州籍340份。通过数据的比对分析，笔者对随迁子女家庭德育现状的成因做了初步分析。
一、区域发展差异比较大
家庭教育的任务是复杂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系统性的知识技能学习逐渐从家庭中分离出去[2]。而孩子的行为习惯、是非善恶的观念及行为倾向，都依赖于家庭的长期熏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任何一个家庭的道德认知和行为方式的孕育与传承都是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并受到地域文化和家庭风气的影响。其中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会受到一定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影响。不同的区域发展水平和文化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家庭道德教育的模式、水平、内容和方向，并且在一致性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地区发展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表现在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东西部之间，西南、东北与东南沿海之间。这种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经济生活，还制约着家庭教育的方式和水平。另一方面表现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家庭教育的侧重点必然存在显著差异，但是每一种选择都是基于发展基础并服务于当下的。
同时，不同地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它们虽然都属于中华文明，但区域文化本身就丰富多彩、各具特色。这种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和区域文化差异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众多地域人。在文化背景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这种个性具有普遍性，并使个体获得归属感和价值感。从不同地区来看，这种差异使得不同来源的随迁家庭在家庭教育的认知和选择上，存在着较大差异。
因此，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的区域差异，在成长环境发生改变以后，也就是在随迁子女城市化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会保留原有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所以即便在相同的流入地，其随迁父母依然会作出多样化的教育选择。这种选择的多样化与原生区域的发展相一致，却往往不能适应流入地的要求。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家庭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的选择一般不能自然满足新环境、新形势下孩子的成长需要，甚至会成为一种阻力。以家庭教育的手段选择为例，部分随迁父母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往往会选择身体惩戒。而相比之下，作为流入地苏州籍家庭的亲子关系则表现为民主、平等和尊重。
二、家庭经济基础比较弱
根据调查统计笔者发现，由于随迁父母从事的职业在技能水平上总体较低，在职业收入方面，随迁家庭的年收入往往比较低，其中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占七成左右。
作为流入地，根据苏州的物价水平，这样的年收入要想支撑一个家庭全年的消费支出，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
以三口之家的随迁家庭为例，从家庭基本开支来说，随迁家庭如果租住两室住宅，每年大概需要支付租金三万元。同样，按照三个人的食品消费进行计算，每年基本的食品支出大概需要四万元。如果把改善型食品支出一并考虑进去，这个费用远远不足。此外，一些随迁家庭可能从事的是自由职业，由于收入不稳定，并未参加社会保险，很多时候需要完全自费医疗。加上正常的人情往来支出，以及家庭生活的其他支出，实际上，随迁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
因为经济上压力比较大，要想改善生活和生存条件，作为劳动力的随迁父母就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劳动。通过调查笔者发现，以一周为周期，有接近半数的随迁父母根本没有休息时间，他们每天都处于劳作当中。因此，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陪伴子女和教育子女，甚至也没有时间参加难得召开几次的家长会。根据后期的抽样家庭走访发现，随迁家庭的生活环境往往比较简陋，整个家庭的生存状态如同高负荷运转的机器，他们无法有效改变现状，也无力做得更好。这种情况下，孩子往往会产生自卑心理，会有更多心理负担。特别是未成年人容易产生的攀比心理，会让他们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或者厌恶父母和家庭，致使亲子关系比较紧张。 此外，由于家庭经济状况比较严峻，在子女的家庭教育和培训支出方面，随迁家庭的投入往往非常有限。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州籍家庭在孩子的教育投入方面比较充分。这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苏州籍孩子的发展更加全面和可持续，其学业和素养的发展更加完善，水平更高，能力更强。关于这一点，后文将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三、监护人年龄比较高
根据调查笔者发现，从年龄角度来看，随迁子女的监护人存在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较为年轻的随迁父母迫于生计等原因，往往将子女留在老家，等孩子大一些才开始带在身边一起生活。这样教育监护的责任，全部落在了老人肩上。二是由于多子女随迁家庭的普遍存在，对于幼子来说，多子女的随迁父母的年龄往往明显高于其他父母[3]。
前者属于典型的隔代抚养问题。隔代抚养有利也有弊。老人丰富的生活经验对孩子的初始照料往往比较充分，因而更加有利于孩子身体的发育。然而，由于年龄、老人自身的身体条件和思维模式等条件制约，老人在照顾下一代时，往往把孩子的基本生活需要放在首位，更加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因此，对于孩子的行为习惯、道德品质和法律素养等方面的关注相对会比较少。老人精力有限，因此没有更多的条件去关注孩子其他方面的发展需求[4]。而且，隔代教育中还存在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那就是溺爱现象比较普遍。长辈对于第三代的舐犊之情使得原本思想就比较保守的老人难以保持教育理性，特别是经过时间洗礼的生命观会导致老人形成比较片面和狭隘的教育观。在这种教育监护下的孩子特别容易形成一些错误的观念和习惯，如对学习不够重视、比较自我任性、缺乏规则意识和敬畏感、比较自私缺乏同情心等。此外，由于老人的思维相对比较封闭，不善于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虽然为孩子的成长付出了许多，但在教育孩子过程中，往往很难与孩子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很难了解和理解孩子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也难以给予孩子真正需要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很难取得较好的教育效果。
对于后者来说，由于随迁父母年龄较高，上有年迈的老人需要照顾，下有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需要操心，不少随迁父母甚至已经有了第三代，他们生计压力依旧，甚至比之前还要更加沉重。这样的生活状态，使得父母很少有时间与孩子沟通交流，亲子之间关系紧张。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因为相互之间缺乏了解，特别是孩子进入初中以后，巨大的年龄差使得两代人之间的认识分歧非常大，特别容易形成代沟。亲子之间的代沟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处理，不仅会影响亲子关系的建设与发展，还会影响孩子个性性格的塑造，影响其青春期的平稳度过。较高年龄随迁父母的思维相对保守和封闭，而孩子又追求自由、渴望得到理解和尊重，所以两者之间形成的矛盾就会更加尖锐，也就愈加影响家庭教育的实效。
四、随迁家庭子女比较多
根据调查笔者发现，随迁家庭中子女数量达到两个及以上的比例高达七成，远高于苏州籍家庭。
杜堂等在《农村家庭子女数量对农村家庭教育投入影响的研究》中描述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子女数量不同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投入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并且，子女数量与教育投入之间呈现一种典型的负相关联系。子女越少则教育投入的类型越丰富，教育投入越高。反之则投入越少。
以阅读和体育活动为例，多子女家庭与少子女家庭在孩子阅读及体育活动的投入上存在着明显差异。而阅读和体育活动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能促进孩子的精神发育和人格成长，另一方面有助于孩子的身体发育和意志发展。
精神和身体的发育是孩子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更能为孩子的人格成长和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阅读和运动是教育子女所有选项中特别有价值的选择。亲子阅读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共处创造了条件，使两代人有机会在同一资源和平台之上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从而可以真正做到相互了解和理解。这种了解和理解不仅有助于家长自我成长，还有利于其在充分了解孩子的基础上，为孩子的发展设计具有关怀型的成长方案，同时也可以让孩子在与父母的互动中更好地了解和理解自己的父母，并在这一活动中，实现两代人在观念和价值上的互通。而开展亲子体育活动，可以锻炼一家人的身体，磨炼孩子的意志，培养孩子的竞争和合作意识，让孩子正确认识自我，学会面对成功和失败。读书对精神的增益和运动对身体的增益相结合，能够塑造性格更加完善的孩子，营造知性的家庭氛围，让全体家庭成员在这一环境中获得自我成长、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
有父母陪伴的亲子阅读和亲子运动，对于构建民主、平等、和谐的家庭关系，促进孩子身心成长和父母生命的二次成长都有明顯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能够使子女更好地接纳家庭教育，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也能够更好地促进父母德育能力的提升，使随迁父母的人生获得感和幸福感得到不断提升。
由此可见，少子女家庭与多子女家庭之间的差异将深刻影响孩子的发展进程和发展质量。
因此，随迁家庭由于子女数量较多，对于未成年人的阅读和运动缺乏足够的投入，这也是影响随迁子女道德养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五、德育实践问题比较突出
认知和行动脱节是家庭教育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根据调查结果的对比笔者发现，随迁家庭和苏州籍家庭都能够认识到道德底线是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对于“父母的言行对孩子道德养成存在直接影响”，以及“孩子的品格培养离不开家长的主动参与”等观点，都有较为相似的极高的认同。
然而从调查走访和实践反馈来看，实际情况并不理想。在随迁家庭中，有接近四成的家长在子女教育方面认为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并且对家庭教育的实际效果，特别是孩子道德品质的养成，包括孝敬父母的行为表现，只有不到一成是比较满意的。这一情况反映了随迁家庭对现代教育理念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准备，然而这种准备在某种程度上是脱离家庭教育实践的。
笔者以为，教育理念只有落实到家庭教育的行动中，成为教育实践，才能在家庭教育活动中产生真实的效果，才能在具体的家庭情境中得到检验并结合个别情况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完善，从而真正促进孩子的健康发展，实现培养终身受用的基本德行这一基本目标。实际上，孩子作为孩子与父母作为父母，从人生历程上来说，是比较相似的，两者往往都是盲目和非理性的。因此，随迁父母需要通过自身的学习和实践活动，实现自我发展，成为具有理性和前瞻性的引路人，如此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父母的角色才能得到有效塑造，从而实现父母自身使命的达成和人生的成长。所以，子女和父母都是需要在家庭生活实践中成长的。关于这一点，可能恰恰是许多随迁父母在意识层面和行动层面都有所欠缺的。 规则教育不足也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根据调查笔者发现，随迁父母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是比较高的。相比之下，对法治教育的认识和实践明显存在着不足，只有不到百分之三的家长会经常对子女进行规则教育、法治教育。而且，有超过六成的家长认为加强规则教育、法治教育可能会扼杀孩子的天性，束缚孩子的思想，妨碍孩子的发展。有接近八成的随迁家长认为孩子遵守规则可能会在未来的发展中吃亏。这一社会现状告诉我们，随迁父母对孩子的关注依然以生物性为主，这种关注是需要的，但它只是低水平的基础性需要。父母对孩子的关注，还应当考虑他的发展性需要。孩子生活在社会中，他的生命不仅是生物性生命，更是关系性生命。因此，培养孩子处理各类关系的能力是必要的。
在关系的处理中，契约意识和规则意识是现代社会对公民的基本要求，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也是我国对未成年人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规则意识和法治观念既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国家治理的需要，也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正确处理与他人、集体、社会、国家之间关系的必备素养。因此，规则意识和法治教育的缺失和失范，必然会影响孩子的社会化进程。
结 语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高尚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道德情操，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家庭教育具有初始性和终身性的特点，其所建构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实践是孩子创造和感受幸福的一种重要能力，因此，我们应当基于現状进行反思和调整，培养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健全的人。
[参考文献]
赵石屏.家庭德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赵忠心.家庭教育学——教育子女的科学艺术[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邓佐君.家庭教育学[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李天燕.家庭教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葛永飞（1981.12—），男，江苏宿迁人，中小学一级教师，曾获苏州市周氏德育奖励。
宁建英（1972.7—），女，江苏苏州人，苏州市相城区蠡口中学校长，中学高级教师，苏州市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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