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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发展下中国和新加坡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

作者:未知

   摘 要:本文通过对国际贸易中心、中国国家统计局、新加坡统计局等官方公开数据的整理与分析,详细描绘出2007年至2018年期间中新贸易与投资合作的发展变化;同时总结了两国区域合作的模式选择,即自由贸易协定模式、跨国城市共建模式、跨國经济走廊开发模式;并且对报告期内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的14个城市与新加坡的经济联系强度作出了统计分析。研究表明,两国贸易与投资地位不对称,商品结构与投资领域仍有优化与扩大的空间;我国沿海各发达城市与新加坡的经济联系密切,为中新两国的合作发展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新;区域经济;合作模式
   近几年,“一带一路”的话题热度持续高涨,仅2018年互联网相关话题发文量高达3090万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为最受关注热点事件之一。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与新加坡海峡等核心亚洲航道中,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同时也是贯穿亚欧非以及大洋洲的海上运输枢纽。“一带一路”战略下随着中新经贸合作的逐渐深入,我国与新加坡政府之间在科技环保、金融、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中的合作项目都取得了新的成果。因此,如何在新时期维持中新经济走廊的稳步发展,特别是如何促进中新经济合作模式的优化升级,成为了深化与东南亚各国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与长期课题。研究中新区域经济合作关系,不仅弥补了中新经济关系的理论空白,也给予中南亚经济探究范畴加入新的思路。
  一、中新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现状
  
  (一)中新贸易合作发展现状
   从贸易总额来看,近十年来,中国与新加坡的货物贸易额呈现波动增长趋势。自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计划的提出,将两国贸易合作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除2016年以外,中新贸易总额在2014-2018年中都大约在八百亿美元。在贸易差额上,我国的贸易顺差地位显著,而且顺差的走向是波动递增的。尽管中新双边贸易快速发展,两国贸易潜力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两国贸易地位不对称。我国和新加坡出口对于彼此的依附程度总体较低,而且我国出口对新加坡的依附度要超过新加坡出口对我国。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对外开放水平的明显提升,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不断加强与美国、欧盟等经济强国的贸易往来,在2010-2018年间,中国出口对新加坡一国的依赖度明显减弱,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提出之后才有所缓解,在近两年来趋于平稳。我国是新加坡对外贸易的主要合作者,在2007-2018年双方的贸易总额在新贸易总额中所占据的比例平均在25%以上。从2013到2018年,我国一直都是新加坡的第一货物贸易伙伴,同时也是第二大服务贸易合作者。虽然两国贸易总额在中国贸易总额中的占比相对较小,但该指标仍然维持在2%左右,说明新加坡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从中新贸易商品结构来看,中新双边贸易以劳动密集型工业制品为主,初级产品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未分类商品所占比例较少。初级产品在全部贸易商品当中占据的比例出现平缓上涨的走向,在2014年达到30.22%(240.94亿美元)的高峰,近两年有所回落。比较中新贸易在初级产品上的进出口变化趋势,我国从新加坡的进口量大于出口量,特别是食品和活畜类产品的进口自2014年得到了显著提高。技术密集型产品(SITC5和SITC7类)在十二年间的占比平均7.05%,并呈现出先下降再回升的变化趋势。从2007年至2010年期间,此类产品的占比持续下降,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发展持续踌躇不前。2011年,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体爆发,尤其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等行业得到了突出的进步,这一年也成为了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复苏的转折点,化学制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的进出口量均稳步增长,但与其他类产品相比,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占比仍然太小。劳动密集型产品(SITC6和SITC8类)所占比重在十年间不断下降,它在中新双边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平均占比高达60.42%。与新加坡相比,我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赋予了劳动密集型产品极大的比较优势,在此类商品的贸易中,中国对新加坡的出口量远远大于中国从新加坡的进口量。未分类的产品(SITC9类)平均占比不大,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在2012-2018年连续七年间比重均超过8%,以摄影设备、医疗器械为主。
  (二)中新投资合作发展现状
   首先,中国对新加坡投资现状。根据新加坡国家统计局汇总的新加坡吸引外资数据,中国对新加坡的直接投资总额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由2007年的3.98亿美元到2018年的35.5亿美元,十二年间直接投资总额增长了8.92倍。中新自贸协定签订以来,我国对新加坡的投资规模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 2011-2018年期间,我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总额分别为32.7亿、15.2亿、20.3亿、20.3亿、28.1亿、104.5亿、31.7亿、63.2、35.5亿美元,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且在2015年增长幅度较大,投资规模突破100亿美元。新加坡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经济体,主要经济功能是包括金融、管理、物流、人员流动和贸易等方面的区域枢纽,其经济发展重点在地区的发展引领。中新两国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合作中包括三个行业,即硬件设施、金融管理、人才培训和培养。受“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我国对新加坡的投资重点聚集在贸易、石油、航运以及电力等行业,近几年来在金融、管理和信息咨询方面的投资合作也开始起步。
   其次,新加坡对中国投资现状。根据我国商务部统计年鉴汇总的我国利用外资数据,新方对我国直接投资总额呈现波动增长的趋势,是我国重要的投资合作伙伴。除了在2009年、2014年及2016年新加坡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额有小幅度的回落,2010年至2013年间投资规模间歇性增长,分别达到54.3亿、61亿、63.1亿、72.3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50.83%、12.34%、3.44%和14.58%。新方对我国的投资领域广泛,从早期的房地产开发和餐饮行业,近年来将投资重点逐渐向服务业、电力、海运及金融等领域。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兴起,新加坡对我国的投资区域也发生了改变,从我国的沿海领域逐步转向了西部及东北地区。    再次,中新双边投资的特点。通过中新双方的投资规模比较可以看出,两国投资合作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在利用外资的能力上差距很大。从两国利用外资规模比较来看,新加坡利用外资的总额是远大于中国的,并且在十年内飞速发展,迅速扩大与我国的差距。2014年新加坡利用外资总额约为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1.73倍。从两国双边投资的战略地位上看,新方对于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性是大于我国对新方的重要性的。报告期内,新对中的直接投资占中方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一直在3%-6%范围内小幅度波动,2010-2013年间此比重持续稳定增加,是新加坡对中国投资发展的增长阶段。而中对新的直接投资占新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一直较低,在2015年的高峰值达到5.46%。从2015年开始中国对新加坡的投资地位一度下滑,直至2018年才有所回升。
  二、中新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探讨
  (一)跨国区域合作模式的选择
   1.自由贸易协定模式。2006年,我国与新加坡就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展开谈判,两年之后,也就是 2008年10月23日,两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签订,自此以后两国作为合作伙伴深入开发市场。随“一带一路”战略计划的提出,中新自贸协定的全方位升级也在被打破, 2017年10月,在新加坡进行了第四轮的升级协商,双方在有关投资、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以及其他规则议题等方面进行协商,并达成统一。
   自从建立了中新自由贸易区,两国取消了关税、消除贸易壁垒,双方的市场结构从垄断慢慢的变成了完全竞争,其压力迅速增加,让双方企业加快创新研发的步伐,提高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进而达到了资源的高效配置,形成更加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其次,两国的双边投资也因为自贸协定的签订而得到显著的发展,中国企业在新加坡的工程承保业务逐年上升,在2018年的承包工程营业额达到了27.9亿美元;两国劳务合作也日益紧密,2018年末在新加坡的中国劳务人员达到9.7万人,占在外劳务总人数的3.86%。
   2.跨国城市共建模式。1994年,在我国国务院核准后成立了苏州工业园,地处苏州市吴中区,是我国与新加坡第一个政府合作项目,该合作区占地八十平方公里,管辖三个县,具有常住人口超过七十二万。通过十年的快速发展期,截至2003年苏州工业园区的主要经济指标已经达到整个苏州市1993年的水平,各媒体将其描述为“十年再造一个新苏州”。该项目大获成功的关键在于双赢二字,新方充分发挥本国的资本及创新优势,利用当时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资本中注入了新的力量,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中国获得了世界前沿的科技知识共享,把握人才培养和吸引外资的机会,成功将园区建设成为闻名全国的创新综合试验区。苏州工业园的发展不仅使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特别是在国内外都具有示范、领导和辐射的作用,随后和宿迁市合作创办了苏州宿迁工业园区,与老挝合作了万象综合开发项目,而且与印度、以色列等各国各地区积极进行国际合作交流。
   随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席卷各国,2008年,坐落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天津生态城项目开发计划应运而生。天津生态城作为世界上首个由国家间开发建设的生态城区,不仅将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发挥到极致,依靠其强大的发展潜力吸引力众多境外优质企业进行投资。中新天津生态城与吉宝集团共同投资建设了中新合资公司,其注册资金为四十亿人民币,两方各占比五成。而且,中方投资公司与新加坡各优质企业一起成立了涉及生态城能源、建设、市政以及环保等四个领域的专业公司。中新生态城区具有地理优势,滨海新区中央大道,西、南方向和蓟运河相连,北部与津汉快速路相连,交通便捷,能源供应保护条件更好,可容纳40万居民,提供就业21万人,计划投资500亿,综合收益3000亿,将于2020年全面建成。
   3.跨国经济走廊开发模式。中国-新加坡的经济走廊的两个起始点在南宁和昆明两个城市,经过东南亚各国,连接到新加坡公路与铁路网,以物流、人流以及信息流和资金流当做发展基础,结合贸易投资、产业发展等各方面,双方做到优势互补,各个区域之间的合作发展成立了跨国陆路经济带,即南新经济走廊(南宁-新加坡)和昆新经济走廊(昆明-新加坡)。
   截止到2012年,从南宁到新加坡的公路几乎全部投入使用,广西开通了南宁到友谊关的高速路,而且防城至东兴的高速路也投入施工,另外取得准许开通至越南的国际道路运输路线共计24条,其中有十条已经使用。目前南宁到新加坡经过越南的荣市、老挝的他曲以及泰国的那空拍农的公路全程在3600公里左右,相当部分是一级和高速公路,沿线地势平坦,物产丰富。南新沿海线铁路规划建设完毕之后全长共计5100公里,此铁路建成之后,北部和我国铁路网连接,南部和新加坡相接,将会成为太平洋西岸的东亚大陆桥。
  根据《云南对接中国(昆明)新加坡经济走廊及沿线重点园区合作研究》的剖析,昆明-新加坡经济走廊途经各国园区高达上百个,而且云南园区也已进入建设中。得益于跨境园区合作的蓬勃开展,经济走廊的沿线各国与地区的经贸水平都获得较大的提升。2015年,中国(昆明)新加坡经济走廊,包括沿线的东南亚五国进出口贸易额在云南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比达44%,云南企业在上述五国中的实际投资在同期所有对外实际投资中的比重高达70%。
   (二)“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与新加坡的经济联系强度分析
   “一带一路”包括北线、南线以及中线,途经我国珲春、延吉、长春、北京、郑州、西安、乌鲁木齐、泉州等数个城市。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计划的提出,各沿线城市与新加坡的经济联系强度不断加强,沿海发达地区与新加坡的经济联系强度更紧密,空间互动潜力更大。根据地理位置划分,以长春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和以乌鲁木齐、兰州为代表的西北地区与新加坡的經济联系强度最弱,其次为以北京、郑州、连云港为代表的华北、华中、华东地区。这些地区位于“一带一路”的北线及中线沿线,很难与新加坡直接产生空间上的交互共鸣。而泉州、福州、广州、海口以及北海五个城市在“一带一路”南线中处于核心地理位置,是连接东南亚与南亚之路的经济枢纽,它们与新加坡的经济联系强度远超过其他城市,其中,以广州的联系最为紧密。广州作为我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其人均GDP在2012年便突破了10万元大关,近几年受“一带一路”战略计划影响,经济快速发展,人均GDP在2018年时高达157668元。广州在珠江三角洲的北源地带,南部与粤港澳大湾相连,和新加坡的直线距离只有近2540公里,仰仗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将为新加坡提供很大的经济合作舞台。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中新双边贸易与投资地位不对称,商品结构与投资范畴依然有完善的余地。在贸易合作方面,我国贸易发展水平与新加坡相比具有较大的优势,新加坡与我国的贸易合作在新方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两国贸易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其次是初级产品,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例较低。在投资合作上,新加坡吸引外资能力远超我国,新加坡是我国外资来源的重要伙伴国家。两国双边投资领域多集中于房地产、电力、海运等传统行业,在金融、人才培养、信息管理等领域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第二,中新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具有多样性与时代性的特点。随“一带一路”战略计划提出,两国合作模式能够顺应时代发展转型升级。自中新建交以来,两国先后实现了自由贸易协定模式、跨国城市共建模式和跨国经济走廊开发模式的合作。由最初以吸引外资、发展现代工业为目的的苏州工业园,到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天津生态园,再到大数据时代以互联互通为主题的重庆战略性项目,两国政府间合作项目与时俱进,不断优化升级。
  第三,以广州为代表的沿海发达地区与新加坡经济联系紧密,给予中新两国的深入合作带来新契机。泉州、福州、广州以及海口和北海五个城市作为“一带一路”的南线城市,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领先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构建与新加坡的城市引力模型中表现出了优异的空间互动潜力。
  (二)政策建议
   首先,加快中新两国商品贸易构造的完善升级,将贸易重点从劳动密集型变成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另外我国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人口红利的优势逐渐消失,劳动密集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日益削弱,改善两国贸易商品结构的问题迫在眉睫。只有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加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跨国流动,才能促进两国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良性竞争,保持国内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
  其次,顺应“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要求,加强两国在硬件设施、金融管理、人才培养方面的投资合作。新加坡是区域金融中心,对于跨国人才培养具有充分的经验,而且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等均具有专业的培养优质人才的人员和基础设施。在新时代的合作中,我国应充分发挥自身的资金优势,加强与新加坡在金融管理、人員培训行业的合作,互惠共赢。
  最后,确定中新跨国区域中的城市发展定位、重新组建空间构造,完善产业架构,深化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与新加坡的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以广州作为核心城市,协同带领“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以及周边地区的合作发展。全面发挥核心城市的影响作用和带头作用,推动资源、人员的跨国流动,形成开放型跨境经济带,进而达到由点至轴、从轴至面的跨国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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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来源:《对外经贸实务》 2019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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