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治理对费用粘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作者:未知

  【摘 要】 成本管理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核心内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随着对成本性态研究的深入,发现业务量上升时费用上升额与业务量下降时的费用下降额呈非对称性变化这一费用粘性现象。文章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董事会构成、程序、结构三个治理机制层面揭示董事会治理对费用粘性的影响机理并由此提出研究假设,通过选取2012年前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制造业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2012—2016年财务数据为依据,运用安德森(Anderson)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费用粘性,通过适当扩大董事会规模、控制董事会会议次数、完善“四委”设置三方面的董事会治理机制有利于抑制费用粘性。
  【关键词】 制造业; 费用粘性; 董事会治理; ABJ模型
  【中图分类号】 F406.72;F2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9)12-0024-05
  一、引言
  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日趋激烈的企业竞争需要管理者对产品的成本控制有更为深层次的思考,传统的成本性态理论认为企业成本费用与业务量之间呈一种简单线性关系,成本费用的变化与业务量的变化具有对称性。但随着对成本性态的深入研究,学者们发现,传统成本性态理论不一定成立,有时业务量的变化引发的费用边际变化率表现出非对称性,即费用具有“粘性”。Anderson et al.[1]以美国上市公司的Selling、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Costs(SG&A成本,以下简称“SG&A”)与同期营业收入的变化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当营业收入增加1%,SG&A增加0.55%;但当营业收入减少1%,SG&A仅减少0.35%,证实了美国公司的SG&A与营业收入变动的不对称性,即反驳了传统的成本性態理论,他们将此现象定义为“费用粘性”。
  孙铮等[2]首次在我国引入“费用粘性”的概念,利用我国上市公司1994—2001年的财务数据研究发现:当销售收入增长1%,费用增长0.5597%,而当销售收入减少1%,费用只降低0.0578%,证明了费用存在粘性特征。自孙铮、刘浩将“费用粘性”概念引入国内后,国内学者主要围绕三个方向开展了相关的研究,一是费用粘性存在性的研究。孔玉生等[3]研究证明中国上市公司存在成本粘性行为,并且刘武[4]研究指出不同行业其费用粘性也不同,费用“粘性”有显著的行业差异。二是关于费用粘性成因的研究。万寿义等[5]把成本粘性的成因总结为契约因素、管理层决策以及机会主义,刘媛媛等[6]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加剧了企业的人工成本粘性。三是费用粘性影响因素及其后果的研究。梁上坤[7]认为媒体的关注对公司费用粘性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媒体关注程度越高,公司费用粘性越低。万寿义等[8]从代理成本角度视角,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控制权越高,管理费用粘性越高。王睿等[9]认为在经济换挡期,宏观经济增长减速会增强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综观我国在成本费用粘性领域已有的研究,早期的研究主要围绕成本费用粘性存在性及其成因,近阶段主要围绕成本费用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与控制的研究。董事会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在成本费用控制上有着一定的影响,董事会治理水平的提升能否影响管理者对成本费用的成本决策,从而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是值得探讨的一个课题。
  二、董事会治理对费用粘性的影响机理及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董事会治理对费用粘性的影响机理分析
  股东同管理层的利益摩擦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难以避免。300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应建立一套卓有成效的制度,从而解决两者间的利益冲突。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受托人(管理者)由于理性经济人的天性经常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他会选择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去牺牲委托人的利益。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分权制衡的制度以此缓解代理问题。由内部制衡而形成的内部治理结构的主体是董事会、股东大会与管理层这三大主体,各自体现财产控制权、资本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作为连接股东与管理层的桥梁,董事会成为全体股东的受托人,直接对股东大会负责,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董事会直接对股东大会负责,董事会对公司重要(大)事项有决策权。按照委托代理理论,解决代理问题的有效途径是约束和激励。董事会既可以通过重大(要)事项的决策机制来监督、控制管理层包括成本决策在内的经营决策行为,防止管理层出于自利或机会主义倾向而进行的“帝国构造”,也可以运用激励决策机制来促使管理层朝着有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进行资源配置,优化成本费用决策,因此董事会的重大(要)事项的决策机制可以有效缓解委托代理矛盾和冲突,使得管理层的经营决策更趋科学性,进而直接或间接影响费用粘性。
  学者对董事会治理内涵的观点不一致,不同学者分别从不同层面探讨董事会对费用粘性的影响。戴子礼等[10]以董事会规模、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分离、独立董事比例三个层面董事会治理机制对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得出扩大董事会规模、两职分离、提高独立董事比例对成本粘性有直接和间接抑制作用。韩静等[11]认为适度扩大董事会规模与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两职分离对成本粘性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董事会治理的目的是基于董事会控制的有效性与决策的科学性,对董事会运行与监督做出的制度性安排与运行规范。本文认为董事会构成、程序以及结构三个层面是构成董事会治理的重要机制,其中董事会构成反映在董事会规模上;董事会程序通过董事会会议次数来体现;董事会结构主要是指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简称“四委”)设置的完备情况,这三个层面组成的董事会治理机制对费用粘性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见图1。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1.费用粘性存在性
  制造业企业营业成本应与营业收入进行配比,是一种“硬性成本”,一般都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管理层难以随意调节,而期间费用是涉及当期产品生产的管理和销售支出,包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与财务费用(财务费用因其特殊性在本研究中剔除)。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是“酌量性成本”,管理者通常基于企业管理或自利的需要进行人为把控,比如计入管理费用的业务招待费、差旅费等,管理者出于自利会将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在公司账目报销,导致营业收入下降时,该项费用仍居高不下,呈现费用粘性的特征。同时,由于制造业企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为特征,在员工的各种薪酬、福利以及资本成本的调整上存在较大的约束性,难以随着企业收入的变化而快速调整,因此,与其他行业相比,制造业企业的费用粘性特征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1。   H1: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特征。
  2.董事会规模对费用粘性的影响
  董事会的规模与企业获得外部关键资源能力息息相关。当董事会规模较大时,一方面公司可吸收更多的具有不同学术背景、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外部独立董事,增强获取资源和信息的能力并有利于公司效益的提升。另一方面,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能提高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能力。相对而言,规模较大的董事会能限制管理层为维系其权利而施加的各种影响,其决策重要(大)事项的能力也较强。同时在现阶段,我国董事会人数的增加还可以减少内部串通的现象,减少内部人控制,加强对管理层控制和监督,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费用粘性的控制。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2。
  H2:董事会规模与费用粘性呈负相关。
  3.董事会会议次数对费用粘性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通过会议和议案等形式行使各项职能,做出各项重要(大)决策,同时控制、监督管理层的行为,因此保证一定数量的董事会会议,有利于把控公司全局发展的战略方向,贯彻好公司既定的经营决策。但由于每一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需要一定的费用支出,会消耗企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也给管理层把一些私人费用在此列支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此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一定程度上费用粘性水平越高。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3。
  H3:董事会会议次数与费用粘性呈正相关。
  4.“四委”设置比例对费用粘性的影响
  为促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证监会颁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积极鼓励上市公司设置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简称“四委”)。专门委员会的设置完备度,即是指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四大专门委员会占公司设立的委员会的比例。在董事会下设立专门委员会,可以使上市公司的管理水平有所提高,运作流程更加规范;可以发现公司潜在风险和是否有越权职责行使的现象;也可以审议有关财务信息和内控制度的执行情况,检查董事与高管薪酬制度等。因此建立专门委员会对规范的内部管理环境起着积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费用的粘性。即“四委”设置越完备,越能抑制费用粘性水平。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4。
  H4:“四委”设置比例与费用粘性呈负相关。
  三、董事会治理对费用粘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依据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2012版),选取2012年前在沪深两市上市的1 478家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并做如下筛选:
  1.剔除ST、PT公司,由于该类企业财务或其他状况出现异常,有可能会造成研究结果的偏差。
  2.剔除财务数据极端的公司,比如收入小于成本的公司和营业收入/成本变化率高于200%的公司。
  3.剔除董事会治理相关变量数据缺失或不完整的公司。
  最终选定为1 05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以其2012—2016年财务数据为依据,共5 260个观察值为研究样本,本研究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费用变化率=Ln(本年销管费用/上年销管费用)
  本文主要采用Anderson(2009)提出的第二类成本概念,即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这两种期间费用。因为相比于产品的销售成本,管理者更方便通过操控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来谋取私人利益。
  2.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主要包括营业收入变化率、董事会治理相关变量两个方面。
  (1)营业收入变化率
  营业收入变化率=Ln(本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
  引入营业收入变化率为自变量,通过营业收入变化率检验费用变化率变化的情况,从而验证费用粘性的存在性。
  (2)董事會治理相关变量
  本文主要从董事会构成、程序以及结构三方面选取了三个变量,分别为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和“四委”设置比例。
  3.虚拟变量
  以当年营业收入变化为虚拟变量,若当年营业收入大于上年营业收入,Du取0;若当年营业收入小于上年营业收入,Du取1。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安德森(Anderson)模型研究费用粘性问题,根据前述假设分别构建如下模型:
  模型1:验证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费用粘性。
  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董事会治理的相关变量来验证董事会治理对费用粘性的影响,构建模型2。主要观察β3、β4、β5的系数。若β3>0,表明董事会规模与费用粘性呈负相关。若β4<0,表明董事会会议次数与费用粘性呈正相关。若β5>0,表明“四委”设置完备度与费用粘性呈负相关。
  (四)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由表2可以看出,2012—2016年5 260个被观测样本中费用变化率最小值为0.196,最大值为2.348,标准差为0.146,中位数为1.023,小于均值1.075,说明制造业上市公司在费用的控制上存在较大差异。营业收入变化率最小值为0.047,最大值为2.125,标准差为0.187,中位数为1.015,小于均值1.024,说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增长速度差异也较大。上述费用变化率的均值1.075大于收入变化率的均值1.024,说明费用上升的速度比收入上升得更快,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直观证明费用粘性的存在。
  由表2可以看出,被观测样本中董事会成员人数最小值为4,最大值为22,平均值为9.15,说明被观测样本董事会成员人数差异较大。从董事会召开会议分布情况看,最小值为2,最大值为45,均值为9.81,说明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召开次数也存在较大差异。从“四委”设置完备程度来看,最小值为0.5,最大值为1,平均值为0.86,中位数为1,表明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设置了“四委”,机构配置较为齐全。   为检验解释变量之间共线性问题,现对解释变量做相关性分析,其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知,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都很小,说明它们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可以做回归分析。
  (五)回归分析
  1.费用粘性存在性检验
  本文利用模型1,对费用粘性的存在性进行检验,其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β1为0.782,β2为-0.184,系数之和(β1+β2)为0.598。即当DU=0时,本年营业收入大于上年营业收入,收入上升1%时,费用增加0.782%。当DU=1时,本年营业收入小于上年营业收入,收入下降1%时,费用却只下降0.598%。回归结果表明,费用增加幅度大于其减小幅度,与费用粘性的特征相符,说明制造业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H1成立。同时从β2值来看,回归结果比孙铮等[2]对我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研究结果要小,说明随着我国公司治理的日趋完善,制造业的费用粘性水平呈减弱态势。
  2.董事会治理对费用粘性影响的检验
  本文利用模型2,对董事会治理对费用粘性产生的影响进行检验,其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董事会规模(BS)的三项交乘项系数(β3)为0.058,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董事会规模与费用粘性呈显著负相关,与研究假设一致,H2成立。
  董事会会议次数(BMF)的三项交乘项系数(β4)为-0.062,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董事会会议召开的次数对费用粘性的影响不显著,可能与董事会会议的费用占公司总费用的比例不高,影响不大有关,H3成立。
  “四委”设置比例(CR)的三项交乘项系数(β5)为0.159,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四委”的设置对抑制费用粘性有显著影响,H4成立。
  3.稳健性检验
  (1)费用粘性存在性检验
  以上述1 05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2016年截面财务数据代入模型1重新回归检验,得到β1>0,β2<0,且β2小于上述系数0.184,说明制造业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且呈下降趋势,结论没有变化。
  (2)董事会治理对费用粘性影响的检验
  以上述1 05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2016年截面财务数据代入模型2重新回归检验,得出在5%置信水平上,董事会规模(BS)的三项交乘项系数(β3)显著为正,董事会会议次数(BMF)的三项交乘项系数(β4)显著为负,“四委”设置比例(CR)的三项交乘项系数(β5)显著为正,研究结论没有明显变化。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可靠的。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且费用粘性水平呈下降趋势。企业通过适当扩大董事会规模、控制董事会会议召开的次数以及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四委”的作用三方面董事会治理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代理冲突,约束管理层的行为,进而降低费用粘性水平。
  (二)建议
  通过上述理论和实证的分析,为进一步提升企业董事会的治理水平,降低费用粘性水平,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适当扩大董事会的规模,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保持适当规模的董事會是公司权力制衡与提高经营决策科学性的重要途径。过于精简的董事会,虽然有利于提高决策的效率,但是无法达到群策群力、各方互相监督制衡作用,并且其信息收集能力相对偏弱,很难博采众长。因此,企业应按照适度原则,建立一个规模适当与高效科学决策相平衡的董事会,使其能够真正发挥决策优势,加强对管理层的有效控制,确保公司决策执行的效果,从而有效抑制费用粘性。
  2.控制董事会会议次数,提高决策效率
  董事会会议是董事议事决策的重要形式,一般每年至少召开两次,而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每年平均召开10次左右。过多过频的董事会会议,不仅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还会导致文山会海,形式主义泛滥。因此要真正发挥董事会会议作用,必须从会议质量、会议规模、会议议程、会议形式等方面进行优化,并对会议日期、地点、事由与议事事项做事先安排,使得会议主题突出、内容务实,从而提高会议议事效率,进而推进精简会议的制度化管理,这样既有利于企业减少会议支出,降低费用粘性,又利于董事会集中精力关注企业的发展战略和重要(大)事项决策。
  3.完善“四委”的设置,充分发挥专职职能
  四大委员会设置比例对费用粘性有方向上的指引影响,因此要充分发挥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的专职职能。一方面,对专门委员会委员的遴选与任职要遵循严格的程序,做到专长突出,职责明晰,工作交流机制畅通。另一方面,保持董事会“四委”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通过绩效考核机制鼓励其切实履行岗位职责,从而提升专门委员会的职能效果,有效约束管理者的行为,降低费用粘性。
  【参考文献】
  [1] ANDERSON M C,BANKER R D,JANAKIRAMAN S N.Are selling,general,and administrative costs “sticky”?[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3,41(1):47-63.
  [2] 孙铮,刘浩.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研究[J].经济研究,2004(12):26-34.
  [3] 孔玉生,朱乃平,孔庆根.成本粘性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7(11):58-65.
  [4] 刘武.企业费用“粘性”行为:基于行业差异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12):105-112.
  [5] 万寿义,王红军.管理层自利、董事会治理与费用粘性——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与管理,2011,25(3):26-32.
  [6] 刘媛媛,刘斌.劳动保护、成本粘性与企业应对[J].经济研究,2014(5):63-76.
  [7] 梁上坤.媒体关注、信息环境与公司费用粘性[J].中国工业经济,2017(2):154-173.
  [8] 万寿义,田园.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大股东制衡与费用粘性差异[J].财贸研究,2017(2):100-110.
  [9] 王睿,韦鹏.中国经济换挡对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的影响[J].财经问题研究,2016(7):117-121.
  [10] 戴子礼,罗玄.董事会治理与成本粘性的实证研究——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中介效应检验[J].会计之友,2016(12):59-63.
  [11] 韩静,周倩.董事会治理、高管薪酬结构与成本粘性研究——来自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之友,2017(9):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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