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卿封地与赵鞅在晋南建晋阳城时间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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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晋国六卿赵、魏、韩、范、智、中行的封地，除范氏的封地先后有所变动外，其余皆在晋南。晋顷公十=年灭祁氏、羊舌氏后，六卿专权，晋室弱，相互间形成了矛盾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晋侯为防范逃亡华山的羊舌氏子孙勾结强秦对晋国造成威胁，赵鞅则侧重以应对六卿间的内斗，在天时地利人和有利于己的条件与形势下，约于公元前513年秋，在自己封地赵邑(即赵伊)境内破土动工建边秦城堡晋阳城。
　　关键词：六卿封地；赵鞅；赵伊；蒲坂；晋阳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837(2009)02-0020-07
　　
　　晋阳，是以太原(亦称“大原”、“大夏”，即今晋南)为依托，以山南水北之地形地貌为依据而命名的晋国之城。太原的来历与变迁，在此谅不赘述。赵鞅于公元前497年以前在其封邑境内蒲坂侧旁建立的城防(晋阳)的方位，是在太岳山、吕梁山之南、太行山西南支脉中条山脚下；黄河、涑水(原晋水支流)与雷泽之北的河东河曲(渭河湾)内侧，具体位置在今蒲州城遗址东南杨马村。《毂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日：“水北为阳，山南为阳”。“晋阳”之名，由此而来。《括地志》云：“晋阳故城今名晋城(即‘晋国之城’)，在虞乡县西三十五(公)里”在晋阳城周围依附的，还有以其地形地貌而命名的任阳、常阳、韩阳、首阳、夏阳、南阳、北阳、蒲阳等村镇(《永济县志・图考》)。
　　晋阳城建在赵鞅的始封地“赵伊”境内，六卿之间内斗的地点，亦必然发生在他们封地之所在的晋南。
　　晋国六卿之封地在冀州晋南
　　晋国六卿即赵、魏、韩、智、范、中行氏，除赵氏和范氏外，皆源出晋国宗室之姬姓。
　　赵氏先祖的封地，在今山西省洪洞县赵城和今之河津县，赵鞅(即赵简子，又名赵孟、志父)的始封地在山西永济。
　　赵氏之先祖造父，与秦同祖，系舜帝忠臣伯益的后裔。因他为周穆王献马与驾驭有功，而受封于赵城。《史记・赵世家》载日：“造父幸于周穆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在今河南灵宝县以西至陕西骊山以东)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而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日公仲，周宣王时伐戎，为御。及千亩战(晋州岳阳县北九十里)，奄父生叔带。叔带之时，周幽王无道，去周如晋，事晋文侯，始建赵氏于晋国”。“自叔带以下，赵宗益兴，五世而生至赵夙。”
　　晋献公十六年，伐霍、魏、耿等小国，“而赵夙为将伐霍。霍公求奔齐。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为崇’。使赵夙召霍君于齐，後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晋愎穰。晋献公赐赵夙耿(今山西河津)”，“夙初有土”。
　　据《史记・魏世家》、《赵世家》云：“晋顷公之十二年，韩宣子老，魏献子为国政，晋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恶，六卿除之，尽取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子为之大夫。献子与赵简子、中行文子(荀寅)、范献子(范吉射)并为晋卿”。“晋公室由此益弱”。
　　六卿诛灭祁氏、羊舌氏，但羊舌氏却有子孙“出逃到西岳华山”，谋图报复，东山再起。
　　赵简子因赴周勤王有功，在灭祁氏、羊舌氏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晋顷公为加强边秦防线，以防范羊舌氏杨食我子孙勾结强秦侵犯，故赐封蒲坂地区一部分(相当今永济半个县)为赵简子的封地。因赵简子初有土，故称“赵伊”。在赵伊周围附近，有许多以赵姓命名的村落，如赵村、赵柏、赵杏、赵官、赵家屯等(《永济县志・图考》)。其中的“赵家坟”可能有赵鞅墓陵。扁鹊死后，葬赵伊附近的张华村，其庙宇在青华。墓地与庙宇今犹存。
　　赵鞅的始封地虽不大，远比不上先祖造父与赵夙，但赵鞅却认识到蒲坂自古以来的战略地位和攻守自如的战争潜力。他对这一弹丸之地，独具慧眼，情有独钟。他说：“吾闻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简子由此能附赵邑(即赵伊)而怀晋人”(《史记・赵世家》)。赵鞅的第二封地，是邯郸和柏人。第三次是赵、魏、韩、智打败范氏、中行氏后尽分其地。第四次是赵襄子与魏、韩灭智氏后尽分其地，可谓“集腋成裘”。
　　智氏、中行氏的封地，在山西新绛和永济。智氏、中行氏是由苟氏中分化出来的。荀氏源出晋宗室姬姓。西周有荀国(今山西新绛县东北)，是周初分封的同姓国，被晋武公所灭，后来成为晋公族大夫逝敖的封邑，逝敖的儿子荀林父以邑名姓氏。荀氏后人分为荀氏、中行氏、智氏三支，都在晋国为列卿。有名望的如中行穆子荀吴、荀寅、荀跞等；还有智瑶即智伯，亦称荀瑶。
　　春秋时，晋国执政荀林父的弟弟荀首任中军副将，得到智(今山西永济县北)为封邑，儿子智莹从邑名为氏。《括地志》云：“智城在蒲州虞乡县西北四十里”。《古今地名》日：“解县有智城”。智伯在平阳、新绛一带亦有封地。晋出公十二年，智伯在今山西临汾东筑高粱城。出公十七年，赵鞅卒。出公十八年，智伯攻中山取穷鱼、赵襄子杀代王平代地后，骄傲的智伯向魏、韩、赵索地。在威逼下，魏、韩各给智氏以万家之邑一，独赵襄子不给。智伯怒，联合魏、韩伐赵，围攻晋阳城。而中行氏的封地在被魏、韩、智、赵分割前，亦在新绛、平阳一带。
　　范氏源出祁姓，是杜氏的后人。帝舜封尧的儿子丹朱于唐(今山西翼城县西)，子孙在夏商时为诸侯国。周成王时，唐国作乱，被周公灭掉。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叔虞子燮父因境内有晋水，故改唐为晋。周公灭唐后，成王改封唐国后人于杜(今西安市东杜陵)，因此又称唐杜氏。周宣王时，唐杜国国君在朝中任大夫，人称杜伯。杜伯被周宣王冤杀后，其子孙多逃往中原各国。山东济阴的尧城、曹州的定陶；河北中山唐县等皆为唐杜氏后裔来此而致，绝非陶唐氏尧的始居地。杜伯有个儿子名叫隰叔，逃往晋国，被任命为士师(法官)。他的儿子士蔫从官名为氏，子孙称为士氏。士蒸的孙子士会任晋国上军主将。公元前593年，他领兵攻灭赤狄的甲氏、留吁、铎派等部落，因功升为中军元帅，执掌国政。士会先得到的封地随(今山西介休)，后又得到范邑(今河南范县)，所以又称随会、范会。其子孙又分为士氏、范氏、随氏三支。儿子燮以范为氏，称为范叔，曾任中军副帅，谥号范文子。燮的儿子士句(范宣子)在晋平公时执掌国政，继承武子、文子“宣法”精神，把赵宣子试行的“常法”著为《刑书》。他死后，赵鞅把《刑书》铸在铁鼎上公布。范氏与由苟姓而来的中行氏，后来“在六卿争权斗争中失败，被赵氏、魏氏、韩氏、智氏等公卿赶出晋国，逃奔齐国”。
　　魏氏的封地先芮城，后霍县，再安邑。《史记・魏世家》载日：“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长安县西北)，于是毕姓”。“献公之十六年，赵夙为御，毕万(毕公高后人)为右，以伐霍、耿、魏，灭之。以耿封赵夙，以魏(今山西芮城县北)封毕万，为大夫。”“毕万封十一年，晋献公卒，四子争更立，晋乱。而毕万之世弥大，从其国名为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从魏诸子事晋公 子重耳。晋献公之二十一年，武子从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为晋文公，而令魏武子袭魏氏之后封，列为大夫，治于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今山西霍县)，生魏绛。”晋悼公时，因“魏绛和戎”有功，“赐之乐(今山西安邑一带)”，“徙治安邑”。魏绛卒，谥为昭子，生魏赢。魏赢生魏献子，参与了晋六卿联合攻灭祁氏、羊舌氏的活动。
　　韩氏的封地先韩原(今陕西韩城)，后河内，再平阳(今山西临汾)。《史记・韩世家》载曰：“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于韩原，日韩武子。武子后三世有韩厥，从封姓为韩氏”。“晋悼公之十七年，韩献子老。献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由河外陕西迁河内晋州新绛一带)”。“晋平公十四年，吴季札使晋，日：‘晋国之政卒归于韩、魏、赵矣’。晋顷公十二年，韩宣子与赵、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县。晋定公十五年，宣子与赵简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贞子代立。贞子徙居平阳”。
　　晋国六卿中的魏、赵、韩、智和中行氏的封地在冀州之晋南；范氏的封地虽在范，但亦属冀州而不属并州之晋中地区。所以六卿之间的争斗所引发的历史事件皆发生在晋南而不是晋中，这是无可争辩的铁证，而晋中晋阳是在赵、魏、韩三家灭智分晋后，赵襄子分得赵城以北(魏分得晋南、韩分得晋东南)后挺进晋中，为纪念先父和怀念故城故土，才在晋中新建晋阳城。今之太原市所谓的晋源区，共有一百二十余个村镇。除“晋阳堡”由新的“晋阳”而来，再无一个属山南水北而命名的，与“阳”有关的村镇名，亦无一个以“赵”姓命名的村镇名，这亦是不争的事实。晋国六卿中有五卿封地在晋南，所以赵鞅才在晋南建晋阳城。否则，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赵鞅在蒲坂建晋阳城之缘由
　　春秋末年，随着封建势力的增长，周王朝日趋没落，诸侯国纷纷叛立且相互征战不已。晋国在灭祁氏、羊舌氏后，出现六卿专权，但晋国当时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秦国对晋国的虎视眈眈。因羊舌氏杨食我的子孙有的逃亡华山，唯恐其勾结强秦报复侵犯，所以晋顷公为加强边秦国防，赐封今永济一半土地给赵鞅，让赵鞅在尧舜古都蒲坂建城防，以便保卫晋国之南大门。赵鞅为应对六卿内斗，亦急需在封地筑城设防，建立大本营和根据地，以防患于未然，以备不时之需。
　　在蒲坂建筑城墙，早在晋献公时就曾动土，但因“骊姬之乱”未能如愿。《史记・晋世家》记载：献公日：“曲沃吾先祖宗庙所在，蒲边秦，屈边翟，不使诸子居之，我惧焉”。“初献公使士蔫为二公子(重耳与夷吾)筑蒲、屈城，弗就”。赵鞅的先祖赵衰跟随重耳逃难流亡到蒲坂，亦曾“促其城，自备守”，但由于骊姬谗言，献公出尔反尔，不但令止筑城，反而要重耳自杀，重耳等只好再逃亡到翟地。赵鞅为国为私，亦为了继承先人之遣志，决心建筑晋阳城以御敌，这就是当年建晋阳的天时。
　　蒲坂，位居黄河的东岸与北岸的河曲内侧。北有太岳、吕梁、太行之天然屏障，背靠巍巍中条山，面俯滔滔黄河水，控遏雄关(蒲津关、潼关、封陵津关、临晋关、大庆关、函谷关、芦灵关等)，山川会要(中条山、华山、崤山、吴山、荆山、雪花山等)、锁钥关中，地处秦晋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的军事重地。蒲坂虽为尧舜古都，但却无城墙设施(我国筑城墙的历史是从周朝开始)，所以在河东蒲坂建晋阳城防十分重要。
　　蒲坂依山傍水，地势险要，交通便利，历史悠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物宝天华、人杰地灵的一块风水宝地，是“唐虞盛世”之黄金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早在180万年前，西侯度匾河人就在此繁衍生息，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人群，亦是世界上最早用火熟食的居民。《蒲州府志》日：“蒲坂土地肥沃，以桑麻种植和纺织为著”。《禹贡》云：蒲坂“厥土惟白琅，厥赋惟上上错”。《汉书・地理志》日：“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史记・封禅书》云：“黄帝揉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赵鞅“铸刑鼎”所用的铁，晋阳城内“公宫之室，皆以铄铜为柱质”所用之铜，皆取材于此。立足蒲坂，军民衣食与物资可自给自足，可立于不败之地。立足晋阳，进可攻，退可守，西进可掠据关中，占雍州，东出关东可直驱中原，犯豫州与河北等地。赵鞅派兵驻防封陵关，故有“赵村”，屯兵守蒲津关，故有“赵家屯”。如此等等，这就是赵鞅筑建晋阳城之地利，
　　蒲坂是“帝之下都”，尧舜禹之发祥地，华夏文化与文明之摇篮。舜帝是文明之元，道德之祖，百孝之首。《史记・五帝本纪》载曰：“天下名德，皆自虞帝始”，“四海之内，咸载帝舜之功”。蒲坂民众在舜帝的德行孝道、高风峻节熏陶下，民风淳朴，温良恭让，扶危求困，热心公益。当晋公子重耳等在骊姬谗言迫害下逃难流亡蒲坂时，民众奉献衣食。当随从重耳逃亡的赵衰为其主人“备守自保”筑建蒲坂城时，民众积极参与，竭力支持。当晋献公听从骊姬谗言，派兵围攻蒲坂，并敕令重耳自杀时，蒲人组织起来欲反击晋军，但重耳却不同意，说：“国君和父亲的命令不能违抗。”就通令说：“违抗的就是我的敌人……我还是逃亡吧”。于是在民众保护下跳墙而走，被迫杀者勃辊砍断了他的袖口，侥幸逃出重围，“重耳遂奔翟”，逃往了狄人那里。
　　赵鞅使尹铎修筑城防工事，尹铎指着蚕茧“请曰：‘以为蚕丝乎?抑或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因修筑工事要侵占农田，拆迁民宅。民众知悉后，慷慨允诺，大力支持，于是“损其民户，民宽以和”。这就是建晋阳城时的人脉与人和。
　　蒲坂人诚心诚意拥护且竭尽全力支持赵鞅建晋阳城，还来自蒲人感激赵氏祖宗伯益、赵盾等辈在此长期积累传承下来的阴德、名望与人脉。赵鞅的祖上伯益、赵衰、赵盾等，都是世世代代，勤勤恳恳，清正廉明、忠君爱国的忠臣。他们以民为本，为国为民做了大量的实事善事，深受民众之爱戴和崇敬。
　　伯益，即大费，“秦之先”，佐禹治水有功，帝舜日：“资尔费，赞禹功，其赐尔卓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姚姓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翳。舜赐赢氏”(《史记・秦本纪》)。伯益长于畜牧，狩猎，“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汝作朕虞”，“典朕三礼(主持祭祀天神、地祉、人鬼)”，“汝作秩宗”(《尚书・舜典》)。因正直清明，政绩显赫，“四岳咸荐”，被选定为帝位继承者。但夏“启与友党攻益而夺天下”，被“启杀之”。因功同日月，赫赫万世，被尊奉为“百虫将军”，“主庙祀之”(《古本竹书纪年校订补本》)。因他关注生态，驯化动物，能百物，凿水井，造福于民，故蒲坂民众为缅怀纪念伯翳，自古以来有许多以草木鸟兽命名的村落，如榆林、李店、桑店、杨马、栲栳、麻坡、赵柏、赵杏、花园、夹马、下马、马萄头、鹿峪、苍龙、龙行、牛家等。还有以他姓名命名的赵伊、翳桑等(《永济县志・图考》)。
　　赵衰跟随重耳流亡十九年，颠沛流离，不辞劳苦。重耳返国继位后，赵衰辅佐晋文公改革、富国、称霸，劳苦功高。《史记・赵世家》载日：“赵衰从重 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国。重耳为晋文公，赵衰为原大夫，居原任国政。文公之所以反国及霸，多赵衰计策”。
　　赵盾亦是一位爱国忠君的忠臣，但在任国政时，晋灵公却是一个荒唐、无道、年少的昏君。熊掌难熟，他杀宰人。重赋厚敛以漆画墙，从台上弹丸伤人，观其避丸以取乐，罪恶累累，罄竹难书。赵盾多次劝谏，不听，反而要杀赵盾。群臣怨愤且无奈，组魔触树而死。赵盾郁闷苦楚无比，外出到先祖伯益当年管理草木鸟兽经常去的蒲坂东南的雷首山散心。这是他起初经常打猎的去处。他住在翳桑，在桑林路见饿人，立即予以救济。《赵世家》日：“初，盾常田首山，见桑下有饿人”，“盾予之食，食其半。问其故，日：‘宦三年，未知其母之存不，愿遣母，’盾义之，益与之饭肉。已而为晋宰夫(禁卫兵)，赵盾弗复知也”。当“晋灵公饮赵盾酒，伏甲将攻盾”时，饿人(祁眯明)挺身而出，冒死救赵盾脱险，免遭杀害。《晋世家》日：“赵盾素贵，得民和，灵公少，侈，民不附，故为轼易。盾复位”。赵盾生赵朔，景公时，赵盾卒。佞臣屠岸贾为大夫，诛灭赵氏家族。“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灭族时遣腹子生，被门客公孙杵臼(河东蒲人)与赵朔友人程婴暗中保护，匿山中，得以成人，这就是“赵氏孤儿”赵武。程婴联合韩厥等将军杀屠岸贾灭其族。赵武为晋国正卿，生景叔，景叔生赵鞅。
　　蒲人崇敬赵氏世代忠臣，救赵盾、赵武不死，所以赵鞅对此有一种感恩图报的特殊感情，矢志不渝筑建晋阳城，以保境安民。
　　赵鞅建晋阳城，是由春秋末晋国国内外形势和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所决定，是从深层次多角度透视，独具只眼地认识到建晋阳城的战略意义，认识到由于祖先造福国民，深受民众之敬仰，而长期积累传承下来的人脉，非常有利于在此建功立业，兼济天下。但由于他与苟寅在筑城期间“铸刑鼎”，公布《刑书》，进一步限制了奴隶主贵族任意刑杀的特权，使晋顷公对赵鞅由此产生嫌怨与怅恨。由于晋公室弱而六卿坐大，所以晋侯对此事十分棘手，考虑到左支右绌，惟恐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国家动乱，故此只好听便，但从此有了心结。
　　晋定公继承了顷公王位，亦继承了对赵鞅、苟寅“铸刑鼎”的不满心结。赵鞅收留鲁国叛臣阳虎，更加得罪晋定公。加之，晋定公二年狄泉大会之后，盟国纷纷叛变，引起政局不稳和连年对外作战，使晋阳城工程连年拖延，难以竣工。
　　赵鞅建晋阳开工与竣工之时间考赵鞅建晋阳城的时间，虽然《史记》等书无明确记载，但从赵鞅任卿大夫以来，国内外发生与赵鞅有关的事件来看，晋阳城动工的时间约在晋顷公十三年秋(公元前513年)八月，竣工应在晋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8年)冬。
　　《史记・晋世家》日：顷公“十二年，晋之宗家祁侯孙，叔向子，相恶于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皆大”。
　　赵鞅在任大夫之前，很受顷公之器重。“顷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争立。晋六卿平王室乱，立敬王”。《赵世家》曰：“晋顷公之九年，简子将合诸侯戌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晋顷公鉴于赵鞅入周平王室之乱勤王有功，又为了防羊舌氏杨食我之子孙勾结秦国侵犯，遂赐封边秦之土(赵邑)于赵鞅，让其在蒲坂筑城，以加强边秦国防。晋阳城于顷公十三年秋八月破土开工至冬，周天子令晋国主持建筑汝水城。《左传译文・昭公二十九年》曰：晋顷公十三年“冬，晋国的赵鞅、荀寅领兵在汝水边(今河南郾城)筑城”。赵鞅在开工后，“向晋国的百姓征收了四百八十斤铁，用来铸造刑鼎，铸着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
　　赵鞅“铸刑鼎”，公布了范宣子废除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刑书》，严重损害了奴隶主贵族维护巩固统治的秩序，限制了任意刑杀的特权。从此，惆怅恼恨、忧虑烦闷的晋顷公一病不起，卒于十四年夏六月。秋八月下葬。翌年，“子定公午立”，为晋定公元年。
　　赵鞅“铸刑鼎”，把《刑书》公布于众，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历史意义的改革，是社会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不但意味六大卿族对晋室公族斗争即将进入决战阶段，而且意味着六大卿间大兼并战争即将开始。“铸刑鼎”公布成文法，引起奴隶主贵族卫道者的极大慌恐。孔子说：“晋国恐怕要灭亡了吧!失掉了它的法度了。晋国应该遵守唐叔传下来的法度，作为百姓的准则，卿大夫按照他们的位次来维护它，百姓才能尊重贵人，贵人因此能保守他们的家业。贵贱的差别没有错乱，这就是所谓法度。文公因此设立执掌官职位次的官员，在被庐制定法律，以作为盟主。现在废弃这个法度，而铸造了刑鼎，百姓都能看到鼎上的条文，还用什么来尊敬贵人?贵人还有什么家业可以保守?贵贱没有次序，还怎样治理国家?而且范宣子的刑书，是在夷地检阅时制定的，是晋国的乱法，怎么能把它当成法律呢”?蔡史墨说：“范氏、中行氏恐怕要灭亡了吧!中行寅是下卿，但违犯上面的命令，擅自铸造刑鼎，以此为国家的法律，这是法令的罪人。又加上范氏，改变被庐制定的法律，这就要灭亡了。恐怕还要牵涉到赵氏，因为赵孟参与了。但赵孟出于不得已，如果修养德行，可以免于祸患”。
　　赵鞅以筑城之名征铁“铸刑鼎”后，其权位从巅峰转入衰退，从此，厄运连连。
　　赵鞅建晋阳城按照工程设计，晋阳城主体工程――城郭，应在定公二年完成，届时准备以歌舞庆典。但意想不到在晋定公元年十二月初一出现“日蚀”。当夜，赵鞅“梦见一孩子光着身，按着歌声跳舞”。新君继位伊始就出现太阳被遮挡的日蚀，示为不吉。早晨，他让史墨占卜，史墨举例说明因“日月在苍龙之尾，太阳开始有灾，火胜过金，所以不能胜利”。接着，“简子疾，五日不知人”，经扁鹊医视，“居二日半，简子寤”(《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结果，晋阳主体工程，在定公二年秋未能如愿，晋侯就剥夺了专国事的赵鞅以正卿领衍增筑成周城墙的权利与地位。
　　晋定公二年秋八月，周天子令晋国负责率领各诸侯国增筑成周(洛邑)城墙(周敬王避王子朝之乱，迁都到此)。赵鞅帅诸侯戍周，平乱勤王，才使敬王继位，但这次为敬王增筑城墙却被冷落，而授权领衍的却是魏献子(魏舒)。其在狄泉主持会合各诸侯国的大夫，向他们发号施令，布置筑城之事。由士弥牟负责制定工程方案，韩简子负责监工，范献子负责后勤。赵鞅、荀寅因“铸刑鼎”，未能赏脸出席。
　　冬十一月，在动员大会上，由于以往权势显赫的晋国正卿赵简子不曾露面，所以许多诸侯国议论纷纷，宋国的仲几当场就不接受任务。卫国的彪侯说：“魏子一定要有大灾难。蹄越本分而颁布重大的命令，这不是他能承担得了的。《诗》说：‘恭敬地对待上天的怒气，不敢玩忽安逸，恭敬地对待上天的变异不敢放纵随意，何况敢跨越本分而去做大事呢”。
　　晋定公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昭公薨于乾侯。权位处衰退期的赵鞅心情郁闷，佯问史墨说：“季氏赶走他的国君，而百姓顺服，诸侯亲附他，国君死在外边而没有人去惩罚他，这是为什么?”史墨回答说： “事物的存在有的成双、有的成三、有的成五、有的有辅助。所以天有三辰、地有五行、身体有左右、各有配偶、王有公、诸侯有卿，都是有辅助的。天生了季氏，让他辅助鲁侯，时间已经很久了。百姓顺服他，不也是很合适吗?鲁国的国君世世代代放纵安逸，季氏世世代代勤勤恳恳，百姓已经忘记他们的国君了。即使死在国外，有谁去怜惜他。社稷没有固定不变的祭祀者，君臣没有固定不变的地位，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所以《诗》说：‘高高的堤岸变成河谷，深深的河谷变成山陵’。三王的子孙在今天成了平民，这是主人所知道的。在《易》的卦象上，代表雷的《震》卦在《乾》卦上，叫做《大壮》。这是上天的常道”。“百姓不知道国君，怎么能得到国政?因此做国君的要谨慎地对待器物和名位，不能拿来随便借给别人”。
　　《大壮》是“消息卦”，代表“三月”。“大”代表阳，“壮”表示盛，阳隆盛，故命名为“大壮”。阳象征君子，君子壮大，当然亨通，无往不利。然而，声势隆盛壮大，就必须严守纯正；否则，就有陷于横暴的可能。
　　《易经・大壮》卦“阐释了壮大的运用原则。有衰退，必然有壮大，又转变成阴退阳盛的壮大时期。壮大容易自负，容易流于横暴。所以，大必须正，应当坚守正道；大必须中，应当把持中庸原则，外柔内刚，能够节制，不使其过当。壮大应当量力，不可以妄动。壮大不可以恃强任性，更应当坚持正义。壮大同样不可能恒久持续，当显露衰退的迹象时，就不可再有积极的行动。当已经步入衰退时，更应当及时觉悟。艰难的时刻，已经到来，力求自保，以等待时机”。“大壮”要求，使赵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提醒他要谨小慎微，以不变应万变。
　　赵鞅在衰退期遵守《大壮》卦之正道、中庸、节制、外柔内刚、不过当、不妄动，力求自保，等待时机的要求与原则，谨小慎微，艰难度日。这样以来，赵鞅就避免了先祖赵盾将“被庐之法”修改为“赵宣子之法”，景公则变“宣子之法”而为“范武子之法”，并以此法诛杀了赵氏家族之后的杀身之祸。而别国大夫则在狄泉大会上进一步攻击晋定公派去负责增筑成周城墙工程的魏献子等。
　　晋定公三年正月初七日，彪侯在狄泉大会上又说：“打算为天子筑城，而超越自己的地位来发号施令，这是不合乎道义的。重大的事情违背道义，必然会有大灾祸。晋国要不失去诸侯，魏子恐怕不能免于灾祸吧!”一天，“魏舒把事情交给韩简子和原寿遇，自己跑到大陆泽去打猎，放火烧荒，死在宁地。”
　　在狄泉大会以前，“晋国没有忧患”，所以全力从事增筑成周城墙工作。但宋、卫、鲁、郑等国不但不接受工程任务，反而背叛晋国。“晋国人请求重新结盟，卫国人带头不答应”。彪侯在狄泉会上多次咒骂魏舒，其实是对晋侯的攻击与不满。士弥牟说：“晋国的执政者是新人，您姑且接受任务吧……”无论怎样劝说，但他们还是不答应。晋定公八年秋八月，赵简子迎接宋国的使者乐祁，和他在繇上喝酒，乐祁奉献六十面杨木盾牌给赵简子。范献子将此事报告给晋定公说：“由于国君的命令越过别国而出使，没有正式报告使命而私自喝酒，不尊敬两国国君，不能不加以诛戮，于是就抓了乐祁”。晋定公十年八月，赵鞅对晋侯说：“诸侯之中唯有宋国事奉晋国，好好迎接他们的使者，还恐怕不来，现在又逮了他，这样将会断绝诸侯的。”请求放回乐祁。由于士鞅等人从中作梗，乐祁死在太行。士鞅说：“宋国必然背叛，不如留下他的尸体来求和。于是就把尸体留在州地”。从中亦窥视出晋定公以及范献子、士鞅等，对赵简子的不满与矛盾。从狄泉会以后的十余年中，晋国就接连出现攻打背叛晋国的沈国、鲜虞、卫国、齐国等战争。当赵鞅收留了鲁国叛臣阳虎后，又出现了鲁、齐、宋、卫等国攻打晋国的战争。
　　《史记・晋世家》日：“定公十一年，鲁阳虎奔晋，赵简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鲁”。《左传译文・定公六年》云：孟懿子对范献子说：“阳虎如果在鲁国住不下去，卸除职责而来晋国，晋国不让他做中军司马，有先君在上!”范献子说：“寡君设立官职，将要选择适当的人选，鞅知道什么?”范献子对赵鞅说：“鲁国人厌恶阳虎了。孟孙看到了这预兆，认为阳虎一定会来晋国，所以硬给他请求，以期得到禄位而进入晋国”。阳虎从鲁国逃到齐国，被捕后逃到宋国，再捕逃到晋国，归顺赵氏。招致鲁、齐、宋、卫等国攻打晋国。收留阳虎后，孔子说：“赵氏恐怕世世代代会不得安宁吧。”
　　赵鞅“铸刑鼎”与晋侯有了嫌隙与隔阂；未能主持增筑成周城的狄泉大会，招致许多诸侯国背叛晋国，使盟约分崩离析且引发战争；魏舒死，范献子撤除了安装魏舒尸体的柏木外棺；收留阳虎，君臣有怨言，使攻晋战火加剧，……在内外交困，怨声载道、君与臣、卿与卿、晋国与外国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局面与形势下，处于权位衰退期的赵鞅，只能遵循《大壮》卦的指点，外柔内刚，韬悔养晦。手中虽握有患病时天帝向他指出“晋国将大乱”，“未老而死”。授赐他让其壮大的《符谶》，让他灭“熊、罴(范氏、中行氏)”、平代地、据常山、拔邯郸、三月丙戌灭智氏、北灭黑姑、南伐晋别等“秘语”，但他“今余思虞舜之勋”，牢记《大壮》卦中的在“艰难时刻”，不可“恃强妄动”，要“力求自保”，“等待时机”的精神与原则。所以自定公继位以来的十余年中，赵鞅采取了春蚕吐丝作茧自缚以求自保的筑城方针。他节制、量力、不张扬、不过当、不再有积极筑建晋阳城的行动，蓄精养锐，静观外变，等待时机，一旦外界客观条件、形势与环境有利于己时，便由蚕蛹变蛾蝶，破茧而出。赵鞅的心计与谋略如此，但在对外作战中，他积极踊跃，全力以赴，晋侯对赵鞅虽有芥蒂亦不好发作。
　　晋定公十二年(公元前500年)，“赵鞅围卫，卫人恐惧，故贡五百家，鞅置之邯郸，又欲更徙于晋阳”。赵鞅将卫贡五百家暂时寄存在同族邯郸午(赵穿之子)那里，是因晋阳城此时还没有竣工。两年后，晋阳主体工程完工。此时，晋侯已焦头烂额，而赵氏遂破茧出城，小试锋芒。
　　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春二月，赵“简子谓邯郸午日：‘归我卫士五百家，吾将置之晋阳”’，但遭拒绝，于是“赵鞅捕午，囚之晋阳。乃告邯郸人曰：‘我私有诛午也，诸君欲谁立?’遂杀午。夏六月，赵稷(午子)、涉宾(家臣)以邯郸反”。“十月，范、中行氏伐赵鞅，鞅奔晋阳，晋人围之”(《史记・赵世家》)。“鞅走保晋阳，定公围晋阳”(《晋世家》)。“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畔”’。荀栎、韩不信、魏侈与范氏、中行氏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晋君击之，败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韩、魏为赵鞅谢晋君乃赦赵鞅，复位。改名志父。从中可窥视出晋国君卿之间，六卿之间，特别是赵鞅与定公--之间矛盾错综复杂的局面。
　　晋阳城竣工之时，既是晋室公族与六大卿族之间矛盾与斗争明朗化，又是六大卿族间大兼并战争的发端之日。
　　赵鞅从权位的巅峰期转入衰退期，再开始由阴退转入阳盛，经历了君臣间阴郁羞涩的十五年。而晋阳城从破土开工到竣工亦历经沧桑十五年。赵鞅“铸刑鼎”虽未遭受杀身之祸，但晋侯对赵鞅的怅恨却难释怀。《晋世家》不记载内含封土、建晋阳、铸刑鼎等事件的晋顷公十三年年谱；而晋定公在位三十七年，前十年年谱亦不记一字，直到十一年才记载了赵鞅收留阳虎及十五年较详细的记载了赵鞅杀邯郸午，范、中行攻赵鞅，定公围晋阳等内容。这与赵鞅的十五年沧桑岁月是吻合的。
　　晋国六卿封地在晋南，赵鞅建晋阳城由天时地利人和而定，六卿间内斗、兼并起始于晋阳城竣工。赵鞅在晋南建晋阳城的年月，虽晋侯年谱缺乏记载，但遗址、遗迹和传说却是第一性的。诚如评论家董大中先生所说：“历史记载是第,眭的，口头传说、遗址、遗迹才是第一性的。历史记载是否正确，必须拿出口头传说和遗址、遗迹去检验”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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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沈玉成，译.左传译文[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9.
　　[3]董大中.董永新传[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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