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访客   登录/注册

空间再造的社会效应调查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杨艳

  摘要:随着国家生态移民工程的全面实施,无数个生态移民安置小区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异地搬迁而来的移民群体打破安置点原有社会空间结构而再造出了新的社会空间。本文试图以驮煤河生态移民城为例,应用实地调查等方法对这样一个新空间的建立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效应进行研究。
  关键词:社会空间;生态移民;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2-0101-02
  国内的生态移民工程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是国家摸索治理贫困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手段。在早期尝试取得成功后,便得到国家政策大力扶持推广开来,特别是近几年,生态移民安置小区在西南等贫困地区遍地开花。
  贵州驮煤河生态移民城项目的建设是2013年随着贵州全面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开始的,总建筑面积23.5万平方米,能安置2765户共12000人。在移民项目落户建设之前,这里只是距离黔西县城较近的郊区地带,人口密度并不大。随着生态移民小区的建设完成,从环境恶劣地带搬迁而来的移民群体的入住以及活动,一个全新的社会空间得到再造,新空间的再造是否会对空间中的活动主体即移民群体以及移民小区外其他社会空间的群体带来影响?即空间再造是否會引发系列社会效应?本文便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生态移民与空间再造
  国外关于生态移民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生态学家考尔斯(Henry C.Cowles),他在其博士论文《密歇根湖沙丘的植被演替》一文中提出“生物群落迁移”(biological community migration)的概念。
  生态移民(ecomigration),是指原居住在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地区、生态脆弱区以及自然环境条件恶劣、基本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的地区的人口,搬离原来的居住地,在另外的地方定居并重建家园的人口迁移。
  政府在移民宣传过程中一直强调:在扶贫生态移民工作中要注重对象精准,突出边远贫困村寨和整组整寨搬迁。搬迁对象主要来自深山区、石山区等生态环境脆弱、交通不便、“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村寨。
  在政府强调城镇集中安置的方式,优选交通便利、经济发展基础好、旅游景点等地新建安置点进行安置的背景下,驮煤河生态移民城地处黔西县城东面,距县城5公里,贵毕公路与黔西县城南部新区纵四线交汇于此,地势平坦,交通便捷。新空间的建筑构成为统一的砖红色六层步梯房,整齐排列在环城路两侧的移民城内。区内集中规划和配套了交通、通讯、电力、卫生院、超市、医院、幼儿园等基础设施,从这个层面来说,搬迁后的移民享有了与城市居民更接近的公共服务。
  空间再造的过程是新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产生及其日常生活化的过程。其中最为基本的关系是围绕生存所展开的一系列生产和消费活动,这不但是维系空间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构成新社会关系秩序的基础。本着“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原则,政府在移民工程建设中,把产业发展放在了检验移民集中居住成败的关键位置,通过多种途径解决了移民生产需求和生存需要。值得一提的是,也有一部分移民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选择驾驶摩托车等交通工具往返于自己的土地与新家之间,他们固守搬迁前的农业生产习惯。
  古典社会学理论更多的是将空间理解为客观的物理环境(郑震,2010)。吴宇在《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中,将其概括为“空间建立在物质空间的基础上,同时又具有社会和心理尺度”。安置点传统地域空间相对稳定和封闭的状态被移民空间的再造打破了,这引起了安置点传统社会关系的裂变和分化,并进一步影响了群体之间的交往与融合。
  二、空间再造的社会效应
  (一)移民群体生产方式的转变
  移民前他们的主要经济收入来自农业生产。移民后,通过实地调查,移民群体的经济收入都普遍有明显增加,且来源多样化。在乡镇安置点,采取“支部+基地+农户”的模式,发展果蔬、蜂、牛产业,全部与搬迁群众实现利益联结。与此同时,积极引进企业入驻,通过培训引导移民到企业就业,确保每户1人以上就业。对无劳动力家庭,采取民政社会救助兜底解决生活困难。另外,与城镇空间区隔的缩短、移民城周边产业园区的建立,意味着更多工作资源,再加上在政府其他优惠政策的扶持下,移民实现非农化生产方式的转型,使移民群体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打工”“自己创业(做生意)”等成为其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驮煤河生态移民城中的物业,除了少数管理人员外,其余的工作人员均聘用了小区内的移民。一位从洪湖村搬过来的移民说:“以前一家人一年的收入都靠那3000多斤苞谷,十分困难”。另一位从大元村搬过来的移民,她丈夫从搬过来后就做起了泥水工。
  在此基础上,当地政府还在每个安置点建立社区办公室解决搬迁后续服务,切实为搬迁群众解决好医疗、就业、上学等问题,帮助移民尽快融入新空间,适应新环境。
  (二)移民群体居住环境的改变
  移民搬迁前“散村”的社区属性,具有地理位置偏僻、地形复杂多样、山峭人稀、沟壑纵深、信息和交通不发达、发展基础薄弱、开发难度大、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缓慢、公共服务水平低下、资源和人口内聚力不足等特点。移民搬迁后,“进城上楼”,进入城镇空间,但是就城市规范和居民个体素质要求等方面来说,移民群体在言行方面还没有达到城镇居民的标准,乡村空间的生活痕迹仍有所保留。
  福柯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中强调在空间意义上发现并理解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方式。他指出:权力话语通过对空间的巧妙设计、构造与生产来完成对个体的监视和可能的改造,并使个体服从于“权力的眼睛”来管制范畴和规约体系。从驮煤河生态移民城已建成的建筑群可以看到,在移民小区设计、建设之初,城镇空间的规训早就已经被融入其中了。几乎所有的移民小区都是按照城镇社区的标准进行设计的,自然没有考虑到移民传统农耕活动(种菜、饲养家禽、堆放农具)的需要及饲养家禽及堆放农具的需要。这也就造成了移民在绿地种菜、楼梯间养家禽等与城市空间生活相矛盾的反规训现象。   (三)移民群体社会关系的变化
  移民群体在迁移前居住在自然环境恶劣的边远山区,生活贫困、居住分散、土地贫瘠,有些地区甚至不通水、不通电,村落生活自给自足,与周边其他聚落交流较少,形成一种较封闭的生活状态。当搬迁至驮煤河生态移民城后,从山区到乡镇的空间转移,使移民再造的新空间不再是移民自家独占的空间,其空间意义的建构有赖于他们与其他移民和安置点周边原居民的互动。驮煤河生态移民城距黔西县城只有5公里,移民如有需要可以乘坐公交到县城采购所需品,交通的便利,无疑会促进移民群体与其他群体以县城市场为平台进行十分频繁的经济往来活动。
  1.移民亲缘关系的削弱及业缘关系的生长
  搬迁后,移民从先前较分散的居住空间迁移至集中的居住空间,逐渐脱离了原先同质性较强的乡村生活集体,先前构建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结构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斷裂。尽管也有整体迁移的移民,一部分亲友也共同成为同一小区的居民,但由于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双方各自需要交往的对象增多(新的邻居、同事、雇主、周边居民),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双方之间的亲缘关系。吕璟在其文章中也提道:传统乡土社会依赖地缘、血缘的联系,形成联系紧密的“我群体”,但是,移民“进城上楼后”,“我群体”内部关系却呈现出疏离的态势。尽管如此,移民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状况。
  2.邻里关系
  常识性推断是集中的居住空间缩短了邻里之间日常交往的距离,可以增加邻里相互串门、聊天的频度,邻里关系应该比原先分散居住时更好更浓厚。而事实上,搬迁后,移民从“熟人社会”进入一个相对陌生的空间,周围住户大部分是从不同村庄搬迁过来的“陌生人”,再加上楼房的格局特征(高层、独门独户、平时关门闭户),导致彼此间缺乏交流沟通,从而致使邻里关系淡化。叶继红在其文章中也提到,邻里交往频度整体上是有所下降的。不仅如此,高密度的居住方式还容易引发一些邻里矛盾,主要是移民之间生活习惯(衣服晾晒、卫生、对公共空间的占用、饲养家禽等)的差异造成的。正如叶继红在研究失地农民相关问题的文章中提到的:他们从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转变到现代化工商业的生产方式,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并必然需要一定的适应期和磨合期。在这一点上,生态移民群体与失地农民是相同的,他们要完全适应城市社区的生产生活方式,还将经历漫长的磨合期。
  (四)基层政府管理效率提高
  搬迁前,过于分散、相对封闭的乡村空间,加大了国家对其进行有效管理的难度。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如果要把国家政策传达到每个村里,往往需要花很长时间很大的精力去翻山越岭才能开展工作。在搬迁后的移民城中,新空间表现出集中、统一、清晰的特点,使原本分散坐落在偏远石漠化地区的移民的住房数量、户数、人口等数据一目了然,同时,国家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如义务教育、医疗保障、低保等都可在集中规划的基础上通过登记管理,按实际家庭情况实行。生态移民集中安置空间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能。与此同时,国家还能在明确化的移民城空间中高效地贯彻自己的发展理念。
  三、结论
  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所以,占用并产生出一种新的空间是资本主义成功的主要手段之一,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并将空间整合到资本主义的框架体制中而得以维持和延续。空间的再生产解决了资本主义内部的许多矛盾。国家在治理过于分散的乡村空间过程中,也可以此作为参考。即通过空间再造解决边远地区分散居住的村民的贫困与生态恶化这一循环矛盾上。以扶贫生态移民为载体,通过将原先地处封闭的石漠化山区的村民纳入国家发展的话语体系中,从而实现扶贫与保护生态的双目的。
  但是从空间再造引发的系列社会效应中,我们应该看到,新空间的再造不管是对于空间活动的主体(包括入住的移民、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公司),还是对于新空间周围其他空间群体来说,其牵连之广,涉及面之大,是毋庸置疑的。再造空间的社会效应,除了文中提到的几点外,新空间给当地居民群体带来的影响需要后期继续探究。
  (责任编辑:李慧)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1514206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