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尤利西斯》空间结构的美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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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尤利西斯》以它独特的空间结构蜚声文坛，它的这种空间结构在小说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既为后世树立了新的小说叙事结构范型，也扩大了小说的容量，使小说的叙述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关键词：乔伊斯；《尤利西斯》；结构；美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1-0317-02
　　《尤利西斯》以它独特的方式进入文坛，1922年第一次出版，但仅随而来的是一张禁令，两次对驳公堂，被禁出版竟长达11年。正式出版后，又以天书而闻名，是读者不多但知名度甚高的作品，时至今日，它仍不改初衷，把众多的读者拒之门外。而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西方文坛乃至世界文坛引起过巨大波动，受到举世瞩目的关注。它之所以有如此魅力，就在于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小说美学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树立了新的小说叙事结构范型
　　众所周知，小说兴起于现代，也就是十八世纪初，公认为理查生，菲尔丁和笛福是现代小说的始祖。小说（novol），是一个十八世纪后期才正式定名的文学形式。伊恩·P·瓦特对小说下了如下的定义“小说是最充分地反映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富于革新性的重定方向的文学形式。先前的文学形式反映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化力求传统实践与主要的真理标准相一致的总体趋势。小说的基本标准对个人经验而言是真实的——个人经验总是独特的，因此也是新鲜的。因而，小说是一种文化的合乎逻辑的文学工具，在前几个世纪中，它给予了独创性，新颖性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它也因此而定名。”可见，真实性、独创性、新颖性是小说的最基本的特点。因而，各时代杰出的小说作品，必因其新颖独特之处，方成为独领鳌头的引路者。
　　小说虽然兴起的时间较晚，至今不过三百多年的历史，但小说却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卜迦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都为小说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十六世纪的流浪汉小说则被看作是最早的小说雏形，它的代表作是西班牙无名氏的《小癞子》，小说由主人公小癞子自述他的成长及发家经历，采用自传体的形式，以主人公的流浪为线索，人物性格比较突出，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广阔的社会环境描写交织在一起，已初具近代小说的规模。但是主人公的性格没有发展，情节和情节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流浪汉小说对于以后欧洲小说的发展，特别在长篇小说的人物描写和结构方法上，有过深远的影响。到了十八世纪，随着一大批小说家如理查生、菲尔丁、笛福等作品的问世，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被正式确立，此时的小说在情节结构、思想内容方面还显得很是单薄，如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就是沿袭了流浪汉小说的样式，以主人公汤姆的历险作为故事发展的线索，广阔地描写了社会生活画面，小说形式则同流浪汉小说一样，采用的是线性的叙事结构。
　　十九世纪的小说的特点是小说以主要人物为核心来展开故事，主要写人物的个人意志，如司汤达的《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作品紧紧围绕他追求个人野心这一主线，描写了他在四个环境（维利耶小城、贝尚送神学院、巴黎、监狱）中的个人精神历程的转变，塑造了这一典型环境中的个人野心家的发家及衰落史。此时期其他代表作家的作品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如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爱玛》、《大卫·科波菲尔》等。这些作品的叙述结构都是以主人公个人意志的发展进程结构全篇，仍然是一种线性的故事构架。正如司汤达所说：“小说：一面一路上带着镜子，反映了十九世纪小说的结构和内容。”这种小说在一个连续的循序渐进的线性结构内，反映了那种环境的物质细节。
　　可见，二十世纪之前的小说家都是以线性的方式来构架作品结构的，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讲述情节复杂、形象生动的故事，而乔伊斯的《尤》的诞生，改变了这一现状，在小说形式领域掀起了一场海啸。对于乔伊斯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学说了什么，而是如何说。《尤》不像传统小说那样，作品有开始、发展、高潮和结尾，而是开始了两次，结束了两次，而这两次都不是作为故事的开始和结束而设置的，它只是一种叙述的终结。有人说，《尤》可以从任何地开始或结束。而且故事没有明显的发展轨迹，更谈不上有什么高潮，它发生的1904年6月16日那天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尤》也没有像传统小说所做的那样，围绕主要人物讲一个长长的有头有尾的故事，而是写了很多人物，讲了很多故事，这些故事都同样重要地分布于全篇的各个部分，就连这些故事本身也不是完整的，而是像一个个碎片，散落于全篇的各个角落。《尤》更没有像现实主义作家那样，塑造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性格，作品中的布卢姆和斯蒂芬的性格特征是静态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如布卢姆整日都在为琐事烦忧，开始时为儿子的早夭和妻子的不忠苦恼，结束时仍是如此。人物的性格开始时怎样，结束时还是怎样。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乔伊斯为何与传统小说的背离有如此之大？原因是多方面的。
　　乔伊斯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时代。乔伊斯出生于1882年，去世于1941年，他所生活的这段时间正好是西方社会文化爆炸性的时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个社会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世界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哲学、心理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冲击，上帝死了，性解放了，人们先前赖以生存的文化之根被斩断了。先前的文学观念、文化产品已远远不能适应人们的要求。人们纷纷群起而寻找新的文学出路，现代主义思潮应运而生。为了适应新的时代文化的要求，现代主义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创新的试验。同时也发现了他们所面临的难题，正如马·布雷德伯里所言：“现代主义小说展示了四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小说形式的复杂性；内心意识的表现；被井井有条的生活现实表象所掩盖的虚无紊乱感；以及如何把叙事艺术从繁复情节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在所有这些方面，人们都对线形的叙述，循序渐进的程式，和建立稳定的现实表象等手法提出质疑。”乔伊斯个人禀赋极高，他首先认清了这个文化转型期所蕴含的巨大的机遇，他身先士卒，勇于挑战传统，从当时处于前锋领域的艺术门类中吸收营养，在小说创作领域承担起了时代领航人的角色。 　　（一）乔伊斯把绘画中的技巧用于小说的创作。20世纪初叶，在绘画领域掀起了立体主义的热潮，立体主义画家一反传统的透视法则，将现实世界描绘成支离破碎的体与面的集合，表现平面上的立体感，它是内封闭的，既有形又无形，它再现一切内容又执意否定内容而偏爱空间。传统的绘画强调从固定不变的视角得到的单一和统一的画面，而立体派则强调画家将从不同视角所获得的画面并置在一起，使画面成为多角度瞬间的集合，最著名的为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人物的头、眼睛、鼻子等同时以侧面或正面的形象出现。立体派画家并不是对站在主体面前的客体进行直接临摹，而是强调主体从不同角度、不同技法展现主体对客体的感悟，并将这些不同的部分或碎片拼贴在一起。现代主义小说家正是借用了这一技巧来表现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乔伊斯把对客观世界的关注转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不再以线性的顺序勾勒小说世界，而是把现代人的精神世界通过不同人物，以不同的视角和材质慢慢地展开，然后像立体派画家的创作一样，将这些从不同角度透视而来的异质的素材，按照一定的模式拼贴在一起，形成有机的整体，读起来恰似一幅拼贴画。
　　（二）乔伊斯把电影中的蒙太奇等手法用于小说的创作。电影自19世纪末问世以来随着科学和艺术的迅速发展已成为当代最普及、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乔伊斯与电影有着不解之缘。他终身旅居在国外，在欧洲居留期间对电影就深为着迷，毕生仅仅短暂回国两次，又都与电影有关，因为这两次返国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在祖国办电影院，来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虽然两次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我们有理由说，乔伊斯对电影是有相当的了解的。作为散文大师，乔伊斯尤其为电影摄影技术及其表现方式所深深吸引。在他看来，电影表现手段酷似梦幻术，画面一幅接一幅地在银幕上出现，犹如一个又一个意象在人们脑海里闪过，这无疑增长了他对表现内心世界和意识领域的兴趣。电影时间具有非连续性特点，如用快镜头可以缩短现实时间，用慢镜头可以延长现实时间；电影空间具有无限性特点，只要把不同地点拍摄到的多个镜头画面组合在一起就可以构成有意义的电影画面；而电影的基本手法蒙太奇从本质上看是一种通过镜头的组合关系和联接方式来表现一个运动主体的综合面或各个不同方面的方法，它的主要功能是表现主体的运动和共存现象。对乔伊斯来说，这种蒙太奇手法正好用于表现人物的意识流主体，它的运动连绵不断，又仿佛漫无中心，包括无穷的感触、联想以及对周围环境的种种反应等。这种电影表现手法使乔伊斯得到重要启示，使他突破传统的小说时空意识，用独特的“镜头视野”进入和退出人物的意识世界，然后运用种种电影连接手法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来回“剪辑”，在主观视点和客观视点之间“交叉切割”，使人物的主体意识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如流水般流动起来，从而用全新的方式表现人物内心生活与外部生活同时并存的人类生活的双重性。借助这种“小说电影时空”，乔伊斯完全放弃了传统小说中作者的叙述或转述，使读者无须叙述者的中介而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深处。
　　关于电影对乔伊斯的影响，格罗斯这句话提供了有利的证明，“电影技巧的运用——与特写相似的文学手法，倒叙，高速摄影片断，追踪人物的镜头，必要镜头的遗漏等等；这决不是说电影是灵感的直接来源，但电影确为乔伊斯对空间的灵活运用和不断变换视觉角度提供了准确的比较。”
　　（三）乔伊斯运用诗歌化的手法创作小说。诗歌善于用一个个同类或相似的意象，营造一种气氛。诗歌的排列方式是纵向的，必须空间地去理解。如马致远的《秋思》，就通过枯藤、老树、昏鸦这样充满衰败气象的意象的重重叠加，营造了一种哀思的气氛。乔伊斯最早以诗人的身份跻身文坛，出版有诗集《室内乐》等。他在诗歌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后来他转而写小说，就自然而然地把诗歌中的东西引入小说的创作。在《尤》中，他采用诗歌中意象叠加的手法，把同类事物空间地组合到文本中，共同为他的主导主题服务，使小说的结构取得了类似诗歌式的空间化效果。如为表现死亡的主题，作者就使海上飘浮的死尸、斯蒂芬母亲的去世，小鲁迪的早夭、布卢姆父亲的自杀，还有迪格纳蒙的死亡及葬礼等多种类似的事物层层叠加，一遍一遍的叙述，最终达到凸现主题的目的。
　　正是从各个不同艺术门类中吸收了营养，使得乔伊斯的代表作《尤》无论在艺术形式上，还是在作品内容上都与传统小说背道而驰，同时，他建立了独特的空间结构布局，为现代小说建立了一种新的小说叙事结构范型，对后世小说有巨大影响。
　　二、扩大了小说的容量，使叙述内容更加丰富
　　《尤》要是没有采用这种空间结构布局，那就很难想象乔伊斯能够把短短十八个小时的流线故事时间内发生的事件写成长达768页（美国版，而萧乾译本加上注解则有1285页）篇幅的长篇巨著。小说的故事虽然发生在不长的时间里，但作者却将过去的沉重铺垫与未来的许多暗示都融进了小说的空间结构中，把主人公漫长的人生道路与爱尔兰数千年的历史压缩在都柏林平平凡凡的一天的生活琐事里，通过人物的回忆、联想、梦境等手法表现出来，这就不仅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历史感和思想性，而且使得故事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厚。同时，巧妙的空间结构的引入，也增强了作品内容的多义性，导致了故事结构层次的叠合化。我们在前文中说过，《尤》有许多主题，它们不分伯仲地共同存在于文本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从中读出更多的内涵。这正如德里达所言：“对于乔伊斯签名的文本讨论之是否合度，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这就使得文本内容具有极大的多义性。《尤》通过空间结构的使用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性秩序不复存在。时间有时完全静止，有时又飞快流动，完全脱离了自然秩序。人物的行动也失去了自然坐标，处于不确定的飘浮状态。当时间的方向不再由过去走向现在，继而指向未来时，不确定性和因果关系的并列和破碎就迫使读者把注意力转向小说的结构，这种结构使小说的主观性大大加强，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多走向的广阔想象空间，丰富了小说自身的表现力。
　　由此，《尤》的这种空间性结构布局，即扩展了小说的容量，同时又为现代小说树立了新的小说叙事结构范型，对后现代主义小说有很大影响。
　　参考文献：
　　［1］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M］.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92：6.
　　［2］马·布雷德伯里著，胡家岱译.现代主义［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12.
　　［3］格罗斯著，袁鹤年译.乔伊斯［M］.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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