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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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许红梅
[摘要]“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1973年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后子河乡上孙家寨村1号汉墓，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该铜印的印文及其反映出的印制、赐印制度，表现了当时汉与匈奴的外交关系，是汉晋时期民族大融合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赐印制度
[中图分类号]K87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6-0008-03
“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1973年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后子河乡上孙家寨村汉墓群1号墓，通高2.9厘米，边宽2.3厘米，驼纽高2.1厘米、厚0.8厘米。①这枚铜印的出土在当时即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印谱也多有收集。但是，长期以来，对于这枚铜印的阐述则寥寥无几，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印文、印制及其所反映的汉代赐印制度等略作滴点浅释，以期抛砖引玉，殷望印学界的专家和广大识者指正。
一、印文
“汉”。一般来说，凡是归顺的属国属地赐印，中央王朝往往在印文前冠以朝代名。如汉时的“汉归义夷王”、“汉保塞乌桓率众长”、“晋乌丸归义侯”、“晋归义羌侯”等印。汉政府赐少数民族首领玺印中冠“汉”字，是从西汉宣帝（前74～前49）时开始，东汉较为多见。
“匈奴”。匈奴是个历史悠久的北方游牧民族，祖居在欧亚大陆，他们披发左衽，是古北亚人种和原始印欧人种的混合。秦末汉初，群雄逐鹿中原，无暇顾及北方和西北周边的匈奴势力，匈奴借机控制了战国秦长城至辽东以北的广大地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兵力空前强盛。随着匈奴势力的逐步扩大，原来游牧聚居于甘肃河西地区、曾盛极一时的大月氏也被迫西迁。同时，匈奴还与祁连山以南的西羌联合，置汉朝西北边疆于包围之中，成为匈奴据以西向掳劫的“右臂”。汉武帝时，为解除匈奴的威胁，维护边疆安全，出于战略需要，争取西域各国联盟孤立匈奴，并隔断其与西羌的联系。元狩二年（前121）冬霍去病“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东汉初年，匈奴大量进入塞内。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八部族人共立呼韩邪单于之孙日逐王比为单于，与蒲奴单于分庭抗礼，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后日逐王比率四万多人南下附汉称臣，称为南匈奴，安置在汉朝的河套地区，设护匈奴中郎将以护之。北匈奴居漠北。据许新国先生研究，上孙家寨出土的这枚铜印，应是赐给当时南匈奴别部“卢水胡”首领的官印。②两汉时期，匈奴主体并未到过湟中，东汉时期到过湟中的只是匈奴别部“卢水胡”。卢水胡是汉代至南北朝时期活跃于中国西北的少数民族，族源复杂，既有匈奴、月氏的成分，又在民族演进中吸收了羯族、氐羌、汉族等部族，因而兼具白种人和黄种人的特征。他们分为三大部：泾渭流域的安定卢水胡、河西走廊的临松卢水胡、河湟谷地的湟中卢水胡。湟中卢水胡是王莽时期越过祁连山进入青海境内的。《后汉书·窦融列传》记载，明帝发兵征匈奴：“明年，固与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六]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又《西羌传》：“时为卢水胡所击，比铜钳乃将其觽来依郡县。”汉代赐予卢水胡的印章《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记载有“汉卢水佰长”、“汉卢水仟长”等。
“归义”。“归义”本意为归顺、降服。《汉书·功臣表》记载，武帝元狩二年（前121）五月，“宜冠侯高不识，以校尉从骠骑将军再击匈奴。侯，一千一百户。故匈奴归义”。汉王朝对归义问题高度重视，并设有专门机构予以管理。《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典客，秦官，掌诸侯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同时，汉王朝还对归义者实行特殊的优待政策，如在武威出土的汉简《王杖诏书令》中就有优待归义者的律令：“夫妻俱毋子男，为独寡，田毋租，市毋赋，与归义同。”③汉政府对属国内附的边疆民族，在其封号中多加“归义”二字，以褒扬其归顺的行为。如《汉书·功臣表》记载，武帝元狩四年（前119），“众利侯伊即轩，以匈奴归义楼剸王从票骑将军击左王，手剑合，侯，千一百户”；元鼎四年（前113），“膫侯次公，以匈奴归义王降。侯，七百九十户”。④同书《赵充国传》有“归义羌侯杨玉等”记载。至东汉时期，“归义”已经成为一种归顺的少数民族官职，如《后汉书》载：“四夷国王，率觽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⑤目前发现的汉代官印言“归义”者众多，如“汉归义鲜卑王”、“汉归义羌长”、“汉归义胡长”、“汉归义氐佰长”等。此外，至晋时，言“归义”者，往往非王即侯，地位显赫。
“亲汉长”。汉政府为一些与中央政权结欢示好的民族赐印时，在朝代名前加“亲”字，以示友好。“长”为官职。汉代颁发周边国族首领的官印大致有“王”，如“滇王之印”、“汉委奴国王”等；有“侯”，如“汉归义宾邑侯”等；有“君”，如“汉屠各率善君”、“越青邑君”等。以“长”类官职数量最多，有“邑长”，如“汉归义蛮邑长”、“汉青羌邑长”等；有“率众长”，如“汉屠各率众长”、“汉保塞乌桓率众长”等；有“仟长”，如“汉卢水仟长”等；有“百长”，如“汉归义羌佰长”等。
与“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相似的印章在罗福颐先生《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中还收集了一枚，为“汉匈奴归义亲汉君”，兽钮，罗福颐先生注曰：“《后汉书·西羌传》：白马羌豪楼登等率种人五千余口内属，光武封楼登为归义君长。”⑥黄盛璋先生考证极为详细：“‘汉匈奴归义亲汉君’印，铜质，《金文分域编》云‘旧本藤井氏藏’，出土时、地皆不能详，当为现代出土后为日本藤井氏所有，今藏日本有邻馆，《有邻八大观》收有此印文打本与印形照片，此印称‘亲汉君’与上印‘亲汉长’仅‘君’与‘长’一字之差，官称稍有不同，但皆为汉刻封归顺的匈奴首领，不过就汉立场取立官名，《后汉书·百官志》邑君在邑长之前，但此意义一样。印文较草率，不如上印工整，且印纽仅于印上部穿孔备系带之用，制造亦粗，不如上印驼纽之精，故‘君’与‘长’仅汉刻封取稍异，并不表官位高低之别，两印主人不仅非一人，且可能无关系。”⑦ 二、印制
玺印是一种极富文化特色的历史文物，有着源远流长的演变历史。据考古资料显示，中国玺印的源起和青铜文化有必然联系。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发展和巩固，各国都先后建立了官僚制度，这就需要一种作为政治联系凭证的信物，表示臣下对国君的政治从属关系，以及对民众发布命令的符号，因此，印绶就成为权力的象征、取信之物。古代官印管理机制到汉代已经臻于成熟，官印的规格也极为统一，据《汉旧官仪》载：“皇帝之玺，白玉印，螭虎钮，黄赤绶。皇后之玺，黄金印，螭虎钮，黄赤绶；诸侯，黄金印，橐驼钮，文曰玺，赤绶；诸国贵人、相国，黄金印，龟钮，文曰印，绿绶；公、侯、将军，黄金印，龟钮，文曰章，紫绶；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银印，龟钮，文曰章，青绶；千石、六百石，铜印，鼻钮，文曰印，黑绶；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铜印，鼻钮，文曰印，黄绶。”可见秦汉时期印章使用材质、印钮形制、绥带颜色、印章尺寸在官印制度中有着严格的等级界定，主要表现在材质、形制、大小和钮制四个方面。
汉代颁发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印，质地主要有金、镏金和铜质三种。据不完全统计，其中金印主要颁给“王”，如“滇王之印”、“汉委奴国王”等，镏金印有“汉匈奴恶适尸逐王”、“汉青羌邑长”等。铜印数量众多，不再列举。
东汉官印印面多为2.3×2.3厘米，即汉制1寸，也就是汉人说的“方寸之印”。这与汉代官印的佩戴及使用方法是一致的。汉代官印随身配带以证明身份，绶带决定了佩戴者的身份和地位，为便于携带，其体量不能太大。其使用主要是封缄简牍，即在简册卷捆系扣之处，安一封泥匣，将绳带扣系于封泥匣中，然后以泥掩之，再在泥上铃印，封泥毁，简册始解。简牍狭长，配印要求轻便，所以当时印章的体积较小。考古发掘中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封泥即是汉代官印使用方法的明证。
从印章排文来看，汉代官印多白文，印文逼边，印文分朱布白从容平稳，安排的自然流畅，毫无做作气。艺人们将汉印艺术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后世印人高山仰止的典范。
关于印钮，《说文》载：“印，执政所持信也……钮，印鼻也。”印钮就是印的柄，或印章顶部用来系绳佩戴的穿。古代的玺印大多有钮、以使在钮上穿孔系绶，系在腰带上，这就是古代的佩印方式。自汉代开始，印钮的形式设计和制造走向规范化、定型化，一般以螭虎、龟、驼、马等印钮和不同颜色的绶带来分别帝王百官，人们通常不用详细解读印文，只要一看印钮形制，二看绶带颜色，三看印章大小，就能识别佩印者官职的高低。印绶也就成为身份、地位、权势和力量的象征。
汉魏时期颁给少数民族首领官印的钮制多以驼钮为主，《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中收录颁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印62枚，驼钮即占了59枚。作为印纽的骆驼造型多平视，曲肢跪式，驼峰为一驼峰，或二驼峰具现，有的则简略驼峰的造型，而仅用二层背脊线表示，其造型多取其外轮廓而不追求细节处的刻画，显得粗率而随意。至于其造型取“曲肢跪式”的形式，则有“归顺、臣服”的寓意。
三、赐印制度
自秦统一六国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长足发展，至汉、晋及以后数朝，更是遥遥领先于周边国族。一些少数民族相继归附，中央政权为示怀柔，多封赏他们以王、侯爵位，并赐印绶。对一些没有归附，甚至是处于对立状态的国族，为达到笼络的目的，也往往会有赐印。而这些国族，对中央政权的赐印也极为看重。西汉以来，逐渐形成一套对周围邻国和部族赐印的制度，并历经新莽、东汉、魏、晋直至清代，相沿成俗，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对外交往实践。
赐印制度是汉政府对周边国族实施“羁縻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安抚周边少数民族首领、维护边境安宁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羁縻”一词根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禹贡》中所阐述的畿服制度——一种充斥着理想主义的政治模式，它应用于外交领域则衍生出“羁縻外交”这一概念。“羁縻外交”思潮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服务于华夏族国家对抗游牧民族时“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国家安全诉求，又通过西汉的大外交实践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最终成为了一套创造与巩固有利于西汉国际格局的外交行为体系。“羁縻”一词在汉代较早见于《史记》所言：“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以休息，羁縻不备。”⑧东汉史学大家班固所撰《汉书》在论及汉匈关系时也多次运用“羁縻”一词，且在《汉书·匈奴传》结尾处将西汉对匈奴的外交经验归纳为：“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这反映了“羁縻”之术是贯穿汉与匈奴数百年外交史的重要方针。
汉政府给匈奴颁印始于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甘泉宫朝拜汉宣帝，汉赐以“玺绶、冠带、衣裳……”此事也被称作孝宣故事， 为后世所效仿。汉赐匈奴官印主要对象有以下三种人：匈奴割据政权的贵族及上层官吏，如“汉匈奴姑涂墨台耆印”等；与汉联合征伐其他少数民族的匈奴上层，如“汉匈奴破虏长”印等；降服归义的匈奴首领，如“汉匈奴归义百长”印等。⑨“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即属于颁发给降服归义的匈奴首领的印章。
四、结语
古玺印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它是集雕塑、书法、镌刻、铸造于一体的古代文化精粹。方寸古玺印， 透出了中国古代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镌在金银铜玉各种物质上的印文，是最原始的文献资料之一， 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历史、民族、文化等各方面内容，有很高的学术研究和艺术鉴赏价值。“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正是大规模匈奴南迁与氐羌东渐后，内迁各族原有的部落组织受到汉文化的冲击而日益解体，汉晋时期民族大融合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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