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梦如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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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采访高晓松之前，就听别人说他很牛。然而见到他本人后，发现他其实很随和，很健谈，也很坦率，是那种最容易采访的人，因为他本身就是驾驭文字的高手，出口成章，妙语连珠。但采访之后，我又发现，高晓松这个人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字――牛！那种牛气不是有了成就后的志得意满，而恰恰是把一切成功化为笑谈的从容淡定，一种在言谈话语中毫不掩饰的精神优越感。
　　也难怪他有这种优越感，有几个人能有像他那样牛气的人生履历表呢――60年代末出生于一个四代留洋的大知识分子世家，在琴棋书画的熏陶中长大；读中学是全国顶尖的北京四中，上大学则是各地高考状元挤破头的清华大学；大三时又潇洒地决定从清华退学，转而钻研他更感兴趣的电影；其后拍摄大量广告片，为老狼、林依伦、朱桦、何静等歌手拍摄MTV多部，为中国电视剧艺术中心编剧上下集电视剧《心祭》；“本想接着做电影，却没想到音乐突然出名儿了”，1994年出版《校园民谣》，以《同桌的你》获当年度几乎所有流行音乐奖之最佳金曲、最佳作词、最佳作曲，并使该张专辑成为十年来销量最大的原创专辑。随后在音乐圈的数年中，为刘欢、那英、老狼、小柯、黄磊、朴树、筠子、零点乐队等人谱曲作词或充任制作人，继续获得多项流行音乐奖；1995年以《恋恋风尘》专辑销量再创纪录；1996年出版个人音乐作品集《青春无悔》，在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中引起巨大反响，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之无愧的中国原创音乐典范之作；1996年底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举行“高晓松个人作品音乐会”，万人体育馆挤进一万两千狂热观众，成为当年最轰动的文化事件之一；在意识到《青春无悔》已成为自己的巅峰之作之后淡然退出音乐圈，1999年自编自导电影《那时花开》，公映前已卖出正版影碟近百万张；2000年出版小说《写在墙上的脸》；2002年自编自导电影《我心飞翔》，并准备在未来几年以一年一部的速度继续拍电影。
　　当这张履历表画句号时，晓松才刚刚在去年11月度过他的33岁生日。
　　
　　“我觉得我之所以顺利，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因为我在艺术上比较独特。我的音乐，我的电影，都不能被替代。没有人替代你，所以你就会比较顺利。”
　　
　　“我这一辈子还没碰见过一件事折在我手里呢。多少人毕业好几年找不着活儿，我从电影学院出来第一个月就拍了两个广告，第三个月就开始赚钱，到年底就开上特好的车，住在特好的公寓里了。第一支歌《同桌的你》刚一发表就火了。我做电影，都是先和投资商聊，先有了钱才写剧本，没有经过那种拿了剧本到处找钱的事情。而且到目前为止，我无论做什么都是既给别人赚钱，也为自己赚钱，赚名声。”说到这儿，晓松呵呵笑了。这是2002年岁尾一个有阳光的冬日下午，高晓松坐在东三环一家咖啡馆里，点燃一支烟，以非常随意、调侃的口吻描述自己“很顺利的那种成长”。刚刚完成《我心飞翔》一剪样片的高晓松也是满脸阳光，显得十分轻松愉快。他用“我这一辈子”来形容自己才过而立之年的年轻人生，不免令人感到好笑。然而细想之下，他的如此丰富多彩而又几度辉煌的人生经历，真是顶了许多人为之梦想、奋斗、拚搏的“一辈子”了。
　　“我的人生道路很平坦。不管是因为幸运，还是我的为人，或个人才华，我想也许几种因素都有吧。如果什么本事都没有，光靠撞大运，那你就买彩票去吧，不用搞艺术了。我觉得我之所以顺利，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因为我在艺术上比较独特。我不能说我就有多好多好，但是我比较独特。我在音乐圈这么多年，这样写音乐的只有我一个；我的电影也一样，不能被替代。没有人替代你，所以你就会比较顺利。”
　　高晓松也的确有特立独行的资本，做音乐，是自己作词作曲；做电影，是自己编剧导演。他认为艺术就是个人的事情。艺术不是政治，需要大家选举；艺术也不是科学，需要严格论证。艺术是个人内心的东西，只要准确地表现了你内心的东西就行了。晓松自认他的东西，无论是电影还是音乐，肯定是准确地表现了他自己的内心的，因为都是他自己写的嘛！而他的多才多艺，不仅仅来自一流的学院教育（事实上他并不太看重学院的文凭，他当年为了热恋一个在厦门读书的女孩子便中断清华电子工程系的学业，就是经典一例），更来自他在极其优越的家庭教育背景下练就的文学与艺术的“童子功”。
　　
　　“读书给我留下的精神痕迹特别重要，并影响到我的审美取向。仔细分析我的电影、音乐，包括我写的书，基本都是两种东西，就是残酷的美丽和美的流逝。”
　　
　　那么热爱艺术的高晓松，上大学何以选择了理工科？是奉父母之命吗？晓松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很不以为然地说，文科还用得着在大学里学吗？学唐诗宋词？我还不会识字时就开始背了。在高晓松和他的家庭看来，只有科学技术才需要到大学去学，而文和艺都是“童子功”，一个孩子从小就应琴棋书画样样具备，读破万卷书是天经地义的事。7岁开始吹黑管，中学时玩吉他、组乐队，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更是晓松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精神营养。“你生下来就面对3万本藏书，你就得从头读。”晓松虽然不把上大学当作一回事，但显然把读书看得很重要。
　　“我的成长过程中相伴的就是书，所以读书给我留下的精神痕迹特别重要，并影响到我的审美取向。因为我目睹的生活比较少，成长的经历也比较简单，所以对我来说，什么是美，其实是从读书来的。而留在我心中的美感，就是流逝感。中国古典文学最重要的美的意象就是流逝，就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就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就是这种岁月的流逝。使我夜不能寐的往往是书中的那些语句，咏叹生命的流逝和一去不回。”
　　
　　说到自己的电影和音乐，高晓松最反对“怀旧”之说。“其实这不叫怀旧，这叫渴望流逝。我写《同桌的你》时才上大二，20岁，有什么可怀旧的？你只是渴望这些东西从眼前流逝，你觉得这样的东西在你心中是美的。仔细分析我的电影、音乐，包括我写的书，其实都是两种东西，就是残酷的美丽和它的流逝过程。因为我个人成长的最近这20年，是城市变化最大的，也是人的内心变化最大的20年，从每个人很单纯到每个人也许不单纯了。我的音乐、小说、电影，其实表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一个核心的意象，那就是关于‘美的流逝’。”
　　
　　“我的电影就是表现主义的。电影是用气氛讲故事，或者说电影是用气氛讲你心里想说的事儿。电影的真正魅力在于，如果没有这个电影给你营造的气氛，你就不会抚摸到自己心里那个最柔软的地方。”
　　
　　关于高晓松的电影，无论是三年前拍摄的《那时花开》，还是于2002年年底杀青的《我心飞翔》，媒体都炒得挺热，评说见仁见智。但有了高晓松自己对全部作品的基本诠释，也就不难解读他的所谓“表现主义”。正如梵高的向日葵是他心里的向日葵而并非与真实的向日葵等同，在高晓松看来，“表现主义的电影，就是比较直接地表现内心的样子，真实不真实并不重要。对我来说，电影就是生活中看不到的东西，当然现实主义电影有另一套说法。所以我拍电影，首先想到的都不是故事，写故事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我想到的就是电影的形态，它的样子，它的节奏，它的色彩，它的内在的温度是什么样的，它是热烈的，还是冷酷的……”
　　那么《我心飞翔》是一种什么节奏、颜色和温度呢？“这部片子是一个悠扬的节奏，然后是水的温度和水的颜色，影片所表现的那种情感的、命运的流转，都是像水一样流动。在水青色的背景中，还有一点红色在里边……首先想到的是这些，然后才是大致的人物和故事。对我来说故事永远是为电影的气氛服务的，而不是电影的气氛为故事服务。如果画面上仅仅是人物在说话，那用嘴讲故事就可以了，何必要拍电影呢。拿嘴讲故事和电影讲故事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前者是用语言和包袱，后者则是用气氛在讲故事，或者说是用气氛讲你心里想说的事儿。这个事儿有可能是个故事，有可能连个故事都不是，就是你心里喜欢的事儿。电影的真正魅力在于，如果没有这个电影给你营造的气氛，你就不会抚摸到自己心里那个最柔软的地方。”
　　《我心飞翔》去年11月2日在高晓松的母校清华大学开机，然后移师湘西。高晓松说他以前并没去过湘西，就是因为喜欢沈从文和黄永玉，认定湘西那个地方有气场，有文化，正符合他这部影片的表现主义风格。而电影的时间背景之所以选在上个世纪30年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象征意义，就是需要一种形态，让那些人的内心永恒。因为那个年代有战争，有死亡，有别离，可以让“残酷的美丽”流逝，或曰“永恒”。而在现代城市里难以做到“永恒”，你能做的就是“迷茫”和“无奈”。
　　关于这部电影的拍摄，还有这样一个细节，也许让我们看到天马行空、自由散漫的高晓松的另一面：制片主任张震燕（张艺谋从《秋菊打官司》到《英雄》的制片主任）是初次与年轻导演合作，上任伊始就对晓松说，他对导演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心中有底。“当时他问我，你多少天拍完这戏？我说42天。又问，你用多少口尺胶片？我说用8万口尺。他说我给你点富余，45天，10万口尺胶片。最后的结果，我用了42天，8万口尺胶片。”这就是工作中的高晓松，非常有条有理，一丝不苟。他觉得这是清华大学严谨的学风给他的影响和训练（也许还有四中，要知道当年他们全班考大学时数学都是满分）。“就是做事非常的有谱，有逻辑。42天，8万口尺，我肯定说到做到，不会给人超支的一塌糊涂，朦胧的一塌糊涂。艺术本身需要朦胧，但拍片子这事儿不需要朦胧，脑子要非常清楚。”听到这儿，我想，要我是投资商，也爱找这样的人拍电影。
　　
　　“电影和音乐都是时间艺术，基础的东西是共通的，就是看你怎么掌握这个时间。掌握时间的方法就是节奏，节奏是最贴近内心的东西。”
　　
　　因为高晓松是由音乐人而转做电影人的，所以看他的电影总不禁想到他的音乐，也很想了解他是如何从做音乐转向做电影，又是如何看待这两个艺术门类的相互关系的。晓松认为他做电影并非转行，以前专修过导演，又拍了多年的广告，那时就为拍电影做准备，用的都是电影摄影机和电影胶片。而电影和音乐，在他看来都是时间艺术，基础的东西是共通的。所以，如今他来做电影，完全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
　　晓松说，电影和音乐最重要的手段是时间。你怎么把电影这一个半小时利用起来？你怎么把5分钟的一首歌利用起来？就看你怎么掌握这个时间，看你掌握时间的能力。掌握时间的方法就是节奏。比如你想到一首音乐，你首先想到的是这音乐是快的还是慢的，这是最基本的，你连快的和慢的都没想好，你怎么弄一首歌儿呀？电影也是一样，你首先想到的就是电影的节奏感，这个电影是快的还是慢的？是愤怒的，喧嚣的，还是悠扬的，舒缓的？所以节奏是首先应该想到的东西，当然了，我说的电影是艺术电影，是导演个人的电影，那你可以掌握住这种节奏。如果我今天愤怒了，我写音乐，我就写一摇滚；我拍一个电影，就是硬梆梆的那种电影；我今天因为爱而柔弱，那我写的音乐可能就是悠扬的音乐，拍电影也是那种悠扬的电影。你自己内心的东西是什么样的，节奏就是什么样的，因为节奏是最贴近内心的东西。你内心的心跳就是节奏，你现在的心跳是150下还是50下，你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节奏是最重要的。
　　所谓电影的气氛，就是音乐的音符。你把音符放进去，在节奏上放上音符，气氛就有了。在电影里，所谓气氛就是色彩啊，样子啊，镜头的运用啊……然后是电影的故事，故事就像音乐的歌词一样。有些电影没有故事，就像音乐没有歌词一样。不是每个电影非要有故事，也不是每个音乐非要有歌词。有些东西，节奏和气氛在那儿，它就已经在那儿了，不需要填进故事，或不需要再填进歌词，你就明白说的是什么。所以对我来说电影和音乐没什么区别，就是手艺有点区别。
　　高晓松关于电影与音乐的阐述，也许可以为电影学院的学生上一堂很有意思的课。我不知道有多少电影导演认同他的观点，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做过音乐人的电影人，是断然说不出这番见解的。
　　
　　“我把我们这一代的经历叫做‘有灯塔的成长’”。“人生就那么简单，就是吃饭做梦呗！音乐和电影对我来说又是吃饭又是做梦，这事儿不是挺好吗？”
　　
　　与高晓松的访谈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大多半时间是谈与电影有关的话题，但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的成长背景，以及由此造就的他的与生俱来的个性张扬与自信。其实，读懂了他的个性，也就不难读懂他的作品、他的观念、他的成功。比如下面一段对话，就很能表现晓松的个性，我把它很原始地记录如下：
　　问：你准备以一年一部的速度拍电影？
　　答：对，接下来的两部都想好了，2003年的一部已经在准备了。
　　问：现在人们更多的还是把你当作音乐人而不是电影人。也许过几年你就会被人称为著名导演了。
　　答：我对这些都无所谓。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说事儿。我也不参加任何协会，音协、影协都没参加。我个人不太依靠什么协会或圈子，不需要圈子给我圈中人的感受。我平时生活中也不和音乐圈和电影圈的人玩儿，老和其他行业的朋友在一块儿玩儿。
　　问：你也不在乎别人的认可？
　　答：我生下来就被认可了。我从小就没自卑过，从小到大就没想过“你带不带我玩儿”这事儿，只想“我带不带你玩儿”。
　　问：看起来你真的非常有优越感。
　　答：我是很优越，在精神上。你可以想象一个孩子生在大知识分子家庭，成长的路一帆风顺……
　　问：所以你的个性才这样张扬？
　　答：我们家从小就教育我不要谦虚。我家四代留洋，留洋的都比较西方化，比较张扬，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我觉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问题就是放荡不羁的少，自我解释的多，活得很累。其实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都是放荡不羁，我行我素的。
　　与高晓松的这番对答令我很感慨。如果换到另一个年代，比如他的父辈，甚或他的兄辈年轻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思维环境，这样的个性以及这样的观念，恐怕都是要遭受质疑乃至批判的。高晓松显然从来没有这样的心理阴影。这固然应该庆幸他得天独厚地生长在那样一个适宜于个性自由伸展的家庭，但也许更应该庆幸的是他生逢其时，成长的年代赶上了思想解放，社会开放的好时候。晓松在描述自己同时代人的成长经历时，用了一个富有诗意的比喻，叫做“有灯塔的成长”――
　　我的经历代表了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成长在80年代的那一代孩子。那一代的孩子成长得比较整齐，不像现在的孩子生下来差距就很大，你爸开奔驰，他爸骑自行车。我们那一代孩子都一样，全体都是上小学没人接送，然后全体都是上中学的时候发现了灯塔。我们所成长的80年代正是思想最活跃，个性最张扬的年代，那时候我们崇尚的人有北岛，有崔健，有罗大佑，有列农……人生观建立的时候，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那时候也没什么物质的东西吸引你，所以大家都读书，从各种各样的书中汲取精神营养。大家都是那样长大的，我叫做“有灯塔的成长”，在精神上有灯塔指引你，有大师指引你。比现在这一代孩子精神上的东西更多一些，受教育更扎实一些。所以在现代社会肯定不会沉到底层去，但是也不会全力以赴就为了物质，因为内心深处曾经被灯塔指引过，不可能忘记那些东西。
　　晓松不无调侃地说，我总结自己就是三条：小学调皮，中学早恋，大学颓废。这样的孩子有千千万。不管他是做艺术的还是做别的，我觉得都是一样的，一聊当年都是玩儿磁片和玩儿烟盒，都是骑自行车满城转。为什么我的作品在市场上一直比较成功，就是因为和我一样的孩子千千万，围着北京三环路的写字楼里都是这样的孩子。我不用刻意了解他们，我只要了解我自己，准确地表达我自己，我的作品就会有共鸣。所以我搞创作时从来不考虑什么有无市场的问题，我有这份自信――我喜欢的东西没人喜欢，不可能！
　　说到这里，我想起高晓松曾在一篇短文中这样形容人生――“如梦如饭”，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道理，于是让他自己做个注解。晓松说，人生就那么简单，就是吃饭做梦呗！音乐和电影对我来说又是吃饭又是做梦，这事儿不是挺好吗？做完梦还有人给你钱，这事儿太好了。我说，你真的算是幸运的，很多人的职业并不是梦，只是吃饭，与梦无关。他说，是呀，很多人下了班做梦，我是上工时做梦。
　　采访结束时，晓松送我们走出咖啡馆，忽然问我：“你觉得这个咖啡馆怎么样？”我说印象挺一般的。他说：“老板已经把这个咖啡馆送给我了。就是一直坐在旁边等着和我谈事儿的那位，他已经把相关文件都拿来了。”这下我倒觉得这个咖啡馆不一般了。“为什么送给你，让你经营吗？”我问。“不是经营，就是白送给我了。他说很喜欢我，把这儿送我和朋友聚会聊天儿。”晓松答道，像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这似乎又为高晓松的“一帆风顺”添一佐证，在他身上居然就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发生！我把这事说给别人听，大都将信将疑，不是说那老板另有所图，就是说高晓松顺嘴吹牛。不过采访了高晓松之后，我宁可相信人间有奇迹，就像晓松那奇迹般“如梦如饭”的人生一样。
　　如果我们的身边有更多高晓松这样在自己的梦想中自由飞翔的人，这个世界该多么精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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