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稻生产布局北迁内在原因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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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水稻主产区由具有绝对生产优势的南方逐渐向北转移，在东南沿海地区，水稻总产量持续下降，而东北地区的水稻总产量却显著增加。基于2002―2011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水稻变迁的内在原因。结果表明，替代作物收益、有效灌溉面积、人均经营耕地面积对水稻主产区的变迁具有重要影响，水稻产区的北移将加大中国水稻产量的波动性。
　　关键词：水稻（Oryza sativa L.）；北迁；人均耕地面积；产量波动
　　中图分类号：S511；F3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5）21-5218-05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5.21.005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Northward Migration
　　of Chinese Rice Production Layout
　　XU Jin， NIE Wen-jing， LI Tai-p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粮食安全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水稻（Oryza sativa L.）作为中国居民消费的主要粮食作物，其生产布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粮食产量贡献率的研究分析表明，稻谷是粮食减产的主要品种；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显示水稻的生产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效应，由南向北变动轨迹明显[1，2]。由于北方自然环境气候较差，水稻单产波动系数较大。水稻生产由南方双季稻种植区域向北方单季稻种植区域迁移，不仅会导致籼稻与粳稻的结构均衡问题，加重北方水资源负担，而且还会造成中国水稻总产量波动性的增大，引起水稻总产量增长潜力的下降。
　　中国水稻的主产区主要包括西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东北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1978年以来，水稻主产区的生产效率一直较高，且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3]。水稻生产布局的北迁有多种原因，从规模优势看，粳稻的规模优势比籼稻的规模优势大，劳动成本是水稻生产过程中的最大成本[4]。人均经营耕地面积较大的北方有利于机械化耕种，降低劳动成本。从农作物的比较收益来看，东北区的水稻收益比玉米、小麦收益更高，东南沿海水稻收益相对于其他经济作物则相对低下。各区域种植水稻与替代作物的收益差异是导致水稻生产布局变化的重要原因[5]。程勇翔等[6]对水稻生产时空的动态进行分析，认为市场机制的调控和技术的进步也是影响水稻生产布局变迁的原因之一。
　　早在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开始鼓励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2002年中国还出台了《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形式赋予了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征收征用享有补偿的权利，首次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上升为法律[7]。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土地流转相关政策的出台，都将大大地促进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实施，也会产生规模经济与否与规模报酬增减的问题。本研究以中国水稻生产布局的变迁为对象，分析土地流转后，人均经营耕地规模的扩大对其产生的影响。
　　1 中国水稻生产布局变化分析
　　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将中国水稻栽培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区域，南方水稻总产量在1996年达到最高峰18 066.7万t之后，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直到2004年才有所回升，之后则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南方水稻总产量份额已由1978年的93.45%下降到了2012年的79.61%。在播种面积方面，南方水稻所占的份额同样也有所下降，与1978年相比，2012年南方水稻的播种面积份额下降了13.09%，相对于播种面积，南方水稻的产量下降的更多一些。与此同时，北方水稻产量占全国份额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且产量所占份额高于播种面积份额，显示出了北方水稻单产相对较高的特点。在水稻生产布局变迁过程中，中国水稻总产量经历了由上升到下降再到上升的阶段。中国水稻产量从1997年达到最高峰20 424.5万t后，波动下降至2003年的16 206.8万t。近年来，随着以东北地区为代表的北方水稻播种面积的增长，水稻产量有所恢复，2012年中国水稻产量达到20 423.9万t（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分省份来看，东南沿海地区水稻总产量所占份额下降较大，其总产量所占全国份额从1978年的24.27%下降至2012年的11.40%。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稻总产量所占份额比较稳定。2012年，安徽、江西的水稻总产量份额比1978年分别上升了0.57和1.80个百分点，而湖北、湖南、江苏则略有下降趋势；湖南、江苏、江西、湖北、安徽5省2012年水稻总产量为9 552.6万t，为全国总产量的46.77%。在东北区域，1978―2012年，黑龙江的水稻总产量上升最快，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43%，2012年水稻总产量占全国水稻总产量的比例上升为10.63%，是仅次于湖南的第二大水稻生产省；辽宁、吉林的水稻产量份额也都有所上升，水稻总产量份额分别为2.49%、2.60%，略低于排名第十的云南，东北区域水稻总产量已经占中国水稻总产量的15.52%。2012年排名前十的省份中，水稻产量份额呈现出上升趋势的省份有黑龙江、四川（含重庆）、江西、安徽和云南，具体见表1。
　　与产量表现出的波动起伏不同，中国水稻总播种面积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1978―2012年，水稻播种面积由3 480.58万hm2下降到了3 013.73万hm2，下降区域主要在东南沿海区域，其中广东（海南）由386.07万hm2下降至227.38万hm2，浙江更是跌出水稻播种面积与产量的前十名。在南方水稻播种面积下降的同时，北方区域播种面积占全国份额则有所上升，由5.75%上升到了18.84%，其中以黑龙江的水稻播种面积上升幅度最大，播种面积排名由原来的第19名上升至第3名。2012年排名前十的省份中，水稻播种面积呈增长或稳定状态的省份有黑龙江、云南、江西和安徽。这些省份水稻总播种面积仅占全国的32.17%，绝大部分省份的水稻播种面积则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具体见表2。 　　2 研究视角与变量选择
　　2.1 研究视角设定
　　人均经营耕地面积过小是中国当前农业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扩大农户种植规模越来越得到政府的重视。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进一步提出要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深化土地改革问题，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土地流转相关政策的出台将有助于提高中国人均经营耕地面积。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的提高主要通过规模经济与规模报酬2个途径实现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规模经济是指在一定的产量范围内，随着产量的增加，平均成本不断降低的趋势；规模报酬是指所有生产要素同比例的增减带来的产量增减变化。
　　由于各地的自然气候、经济状况各不相同，人均经营耕地面积变化的不同阶段将导致不同农作物规模经济的产生与规模报酬的增减变化。就水稻来看，有研究表明，土地流转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劳动成本[8]。Tan等[9]基于江西省331个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研究认为，每增加667 m2水稻种植面积，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将会下降1.4%。也有研究认为，在考虑土地细碎化的影响后，中国粮食生产总体上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大规模推行规模经营只是对农民增收有帮助[10]。在东南沿海区域，水稻总产量下将的原因主要有2个：一是经营农作物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小，兼业农户有把双季稻改种单季稻的生产倾向，而这一现象根本原因是农户经营耕地规模小，季节性撂荒的机会成本低（2011年浙江的复种指数仅为1.28）。二是替代作物收益高，农户有轻粮的现象。因此，土地流转后，由于专业以及兼业农户从事非农就业机会成本的提升，农户从事农业的积极性将得到提高，搜寻、学习、使用更先进的生产技术的激励越大。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的上升也有助于使用机械化耕种代替劳动力，而经济的劳动力替代有限，因此，在降低水稻生产成本中最大的劳动成本后，可能会提高农户种粮的积极性。
　　2.2 变量选择
　　2.2.1 人均经营耕地面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土地流转规模一直较小，农户普遍走向兼业化，并有一定程度的土地抛荒现象。为了更精确地衡量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本研究的人均经营耕地面积按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进行划分，以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例乘以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来衡量农业人员数，以耕地面积与农业从业人员的比值反映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目前，中国水稻主产区人均经营耕地面积均处于相对低下的水平，即使人均经营耕地面积最大的黑龙江也仅为3.03 hm2。
　　2.2.2 水稻单位面积产量 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是影响水稻总产量的重要因素，1978―2011年，中国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年均增长率为1.59%，在水稻播种面积下降幅度较大的情况下，水稻单产的提高为稳定中国粮食总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2.2.3 有效灌溉面积 稻喜水，每形成1 kg稻谷所需的水达到500～800 kg，在其生长季节里，一直浸在水中。以有效灌溉面积占全国总有效灌溉面积的比例作为自变量，有效灌溉面积所占全国总有效灌溉面积比例越大，水稻总产量占全国的份额可能越高。
　　2.2.4 复种指数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与耕地面积的比值为复种指数。改革开放起来，无论是中国的气候环境还是经济发展状况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一般来说气候条件越适宜，复种指数越高。非农就业机会越大，农业收入占农户收入比例越低，农户对农业也将越不重视，复种指数也将越低。研究以复种指数反映二者的综合影响，复种指数越高，生产双季稻（三季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2.2.5 替代作物收益的影响 农户的种植行为总是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由于扩大生产规模受到一定的限制，他们的生产决策主要表现为根据市场条件改变种植结构。水稻相对于其他作物的收益越高，农户种植水稻的激励作用也就越强。
　　3 水稻生产布局北迁实证分析
　　主要分析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的扩大对各省（自治区）水稻总产量份额的影响，以复种指数体现科技、气候的变化，同时反映出不同非农就业机会条件下农户的种稻决策行为。鉴于水稻与其他替代作物收益数据难以衡量，以水稻播种面积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值来衡量水稻的经济效益。在地理划分上，将水稻主要生产区域划分为东北区、西南区、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区以及东南沿海区。东北区包含黑龙江、辽宁、吉林；西南区包含广西、贵州、四川、云南；黄淮海区包含河南、河北、山东；长江中下游区包含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东南沿海区包含浙江、福建以及广东。提出以下5个假设：①假设一：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的扩大对各省（自治区）水稻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份额具有正效应；②假设二：水稻单产水平越高的地区，各区水稻总产量份额越高；③假设三：复种指数对水稻总产量所占份额有正效应；④假设四：有效灌溉面积所占份额越高的地区，水稻总产量份额越高；⑤假设五：水稻与替代作物收益的比值与水稻总产量份额呈正相关。
　　模型计量方程式为：dcjit=αi+β1rgmit+β2ldcit+β3fzzit+β4yxmit+β5jxbit+εit。式中，α表示模型的常数项；i表示某个水稻主产省；t为时间趋势变量；dcj为某一省（自治区）水稻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份额；rgm为人均耕地面积；ldc为各省（自治区）水稻单产与全国平均水稻单产的比值；fzz为复种指数；yxm代表某一省（自治区）有效灌溉面积占全国总有效灌溉面积的比例；jxb为水稻效益与其他农作物经济效益比值；β1、β2、β3、β4、β5分别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独立同分布误差项。模型统一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德宾-沃森（Durbin-Watson）检验表明各区域均不存在明显的自相关。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由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东南沿海区域、东北区、西南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区的有效灌溉面积占全国总有效灌溉面积的份额每提升一个百分点，水稻总产量的份额将分别提升2.79%、0.98%、0.63%和0.42%，而黄淮海区则相对较低且不显著，可见有效灌溉面积对水稻生产的重要性。其中东南沿海区和东北区的有效灌溉面积对水稻总产量份额影响较大，其原因可能是东南沿海区有效灌溉面积呈下降趋势且气候较为适宜，有效灌溉的区域可以种植双季稻甚至三季稻；在东北区，由于水资源的缺乏，只能种植单季稻，因此有效的灌溉是水稻种植的先决条件。经济效益比对黄淮海区水稻产量份额的影响最大，经济效益比值每提升1%，水稻产量所占份额提升0.68%，远远高于东南沿海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区。通过回归结果的比较可以发现，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效益对水稻生产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由气候以及非农就业综合影响的复种指数对西南区以及东南沿海区影响较大，复种指数每提高1%，对应区域水稻总产量所占全国水稻总产量份额将分别提升0.03%、0.02%，其原因可能是近阶段在中国双季稻种植区域，双季稻改种单季稻的趋势较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黄淮海区的复种指数没有通过检验，但系数为负，原因可能为该区域除河南外水稻种植极少，复种指数的高低与水稻生产相关性不大。作为本研究着重分析的人均经营耕地面积，除黄淮海区外，回归系数均在5%水平以内显著。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的扩大对于东南沿海区、长江中下游区、东北区水稻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份额影响为正，人均实际经营耕地面积每上升1 hm2，长江中下游区、东南沿海区、东北区的水稻总产量占全国的份额将提升1.50%、3.27%、0.70%；而对西南区以及黄淮海区的影响为负。进一步研究发现，西南区山地较多，平原地带较少，人均实际经营耕地面积的扩大没有给机械化耕种带来便利；黄淮海区回归系数为负的原因可能为该区域水稻总产量很小且单产波动系数大，规模经济不明显。以河南为例，1978―2011年，其水稻单产的相对波动系数为812.83%，水稻单产剧烈波动对水稻的规模化种植产生负面影响。 　　4 政策含义
　　21世纪，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已经成为各国稳定发展的主旋律。水稻作为中国主要粮食作物，其产区北移有着复杂的经济社会原因，其根本原因是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气候、土地资源状况的不同，水稻产区的北移是农户出于理性行为结果的体现。由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认为，人均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对中国水稻主产区的变迁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尽管人均经营耕地面积对部分地区水稻总产量份额的影响甚至为负，但在中国粮食供给总体偏紧、东北区水稻增产受限的情况下，为了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重点应在于稳定南方的水稻生产。为确保南方水稻产量的稳定，建议加快平整土地，完善土地流转相关政策，从不同省份的经济状况、气候条件的实际情况出发，划定适合发挥出水稻规模经济的耕地面积。一方面，通过土地流转的实施，促使一部分兼业农户转化为职业农户，一部分进入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有效灌溉面积的下降趋势也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杨万江，陈文佳.中国水稻生产空间布局变迁及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地理，2011，31（12）：2086-2093.
　　[2] 杨万江，孙奕航.粮食补贴政策对稻农种植积极性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13，29（20）：114-118.
　　[3] 宿桂红，傅新红.中国粮食主产区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11，27（2）：439-445.
　　[4] 田新建，秦 富.中国水稻生产成本地区性差异成因的实证分析[J].农业工程学报，2005，21（增刊）：247-250.
　　[5] 钟甫宁，刘顺飞.中国水稻生产布局变动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7（9）：39-44.
　　[6] 程勇翔，王秀珍，郭建平，等.中国水稻生产的时空动态分析[J].中国农业科学，2012，45（17）：3473-3485.
　　[7] 罗必良.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2（6）：4-19.
　　[8] 陈欣欣，史清华，蒋伟峰.不同经营规模农地效益的比较及其演变趋势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0（12）：6-9.
　　[9] TAN S， HEERINK N， KRUSEMAN G， et al. Do fragmented landholdings have higher production costs Evidence from rice farmers in Northeastern Jiangxi Province， P. R.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08，19（3）： 347-358.
　　[10] 许 庆，伊荣添，章 辉.规模经济、规模报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基于我国粮食生产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1（3）：59-71.
　　（责任编辑 吕海霞）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main rice production areas have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south with absolute producing advantage to the north. Rice production has continued to decline in the southeast coastal areas， whil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Northeast region. Based on 2002-2011 panel data，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changes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lternative crop income， effective irrigation area and arable land per person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changes of rice main rice production region， and its northward migration increased the yield fluctuation of rice.
　　Key words： rice（Oryza sativa L.）； northward migration； arable land per person； yield fluc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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