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鼓时间论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内容摘要】东北大鼓流传于我国东北地区，与东北地域时间文化联系紧密。从文化背景上来看，东北文化包含三种主要的时间观，即无始无终的直线时间（神的时间）、无始无终的循环时间（自然及日常时间）、有始有终的普遍时间（人生时间），这三种时间共同孕育出东北大鼓独特的文化意蕴和时间内涵。此外，东北大鼓也集中体现出这三个时间轴上共享的价值观，即实时自发的现在式时间场，由此演化出东北大鼓的发展趋势：从滞后时间走向超前时间。因此，东北地缘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东北大鼓的文化属性，展现出东北大鼓殊和迥异的时间内涵和独具特色的符号优势。
　　【关键词】东北大鼓 时间 民族符号 审美意蕴
　　从中国文化的多元性立场来看，时间意识在地域差异性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它不仅是作为文化遗产的一种表现，在相当程度上还鲜活存在于民间，存续于民众的生活、信仰和感情中，进而表现出一系列的艺术化符号，东北大鼓就是这样一种生动鲜活的艺术形式。东北大鼓流传于我国东北地区，由于发端并一度盛行于沈阳（时称“奉天”），所以又有“奉天大鼓”“奉派大鼓”“辽宁大鼓”等多种称呼。东北大鼓经过200多年的时空演变，逐渐融入京剧、京韵大鼓和东北民歌的唱腔，以宽洪流畅，优美抒情的说唱特色自成体系，一度广泛流传。
　　一、时间――叙事的基调
　　心理人类学家欧文・哈洛韦尔曾经指出：“所有不同的时间趋向都是局限性的，分别适用于邻近的未来、最近的过去和此时此刻的活动”①。与此相对，日本学者加藤周一认同时间概念因文化趋向而异，并将之分为以下类型：第一，在有始有终的线段上前进的时间；第二，在圆周上无限循环的时间；第三，在无限的直线朝着一定方向流逝的时间；第四，无始有终的时间；第五，有始无终的时间。②
　　在此，尽管人类学家已经指出时间取向的不同分类和与地域问题相关的主要特征，但对于相对分化和异质化的不同文化类型来说，一体化的时间观并不适用，而应该与本土文化价值、生活传统、群体组织方式和功能相匹配。而作为线性时间观念连接点的民俗艺术符号，不仅承载了一种可逆时间的叙事作用，也能够顺应时间的延续，呈现出历时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民俗艺术符号作为中间媒介连接着所传达的信息，表达信息内容的集体、能动的个人以及作为传达对象的集体和个人等要素，在占优势的现在、确定的过去、不确定的未来中不停地跳跃和变化。时间，毋庸置疑地成为一种与文化符号学和社会学相联系的重要叙事基调。
　　二、东北文化的三种时间
　　（一）神的时间
　　东北少数民族大多是游牧民族并信仰萨满教。萨满教常赋予火、山川、树木、日月星辰和某些动物以人格化的想象和神秘化的灵性，并将其视为主宰自然和人间的神灵。特别是由祖先亡灵所形成的鬼神观念以及人间各种疾病与死亡造成的恐惧，是萨满教神灵观念的核心，塑造了独特的东北地区时间观。在此，神以“神托”的形式介入，祭司以传授神谕对群体产生影响，因此与神相关的时间被置于优先的地位。
　　（二）自然及日常时间
　　对于因生活所迫迁移至此的汉民族来说，生存是头等大事。这些移民多来自中原地区，天生流露着乐观豁达、吃苦耐劳、团结互助的古朴特质。他们的迁徙也一并带来了中原封建集权文化，使东北地区的社会结构群体化、稳固化。尽管外部环境气候恶劣，汉族移民依然对其怀有休戚相关的依赖之情，并且将他们的生活步伐交托于自然季节的循环，逐渐产生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日常时间意识。
　　（三）人生时间
　　清朝以前的东北地区未能形成显著特征的地域文化，直到这片广袤荒凉的黑土地接纳了流放至此的一批罪犯――“流人”。他们多为思想自由的江南文人，或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原义士，或是身怀祖传秘籍的精湛工匠。他们给东北带来了文化启蒙，使先进的文明形态融入原本粗犷豪放的风土人情。“不缘冰海神龙蛰，那得春花万象初”“独上高丘望，空中似昔年。蓼花红不尽，秋水白于天。”③在他们的诗句中，流露出对人生普遍时间每一个分节的珍视。
　　总之，东北文化的三种时间观共同孕育出东北大鼓独特的文化意蕴和时间内涵。主要表现在：第一，鼓声在萨满教中作为与神对话的媒介；第二，鼓乐作为农耕休闲之际的消遣；第三，鼓词作为抒发“流人”人生际遇变革的表达。如果说东北人的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三种时间文化，那么东北大鼓便集中体现出这三个时间轴上共享的价值观，即实时自发的现在语态，这也是人类生活时间形态中最基础的状态。
　　三、东北大鼓的时间场
　　东北大鼓由一人打板击鼓演唱，另一人操三弦伴奏，或者再加一人四胡伴奏，只需要两三个人就可演出，背景和服装也没有太大讲究。最初只要是农闲或是乡亲家有事操办，便能听见东北大鼓。后来，东北大鼓开始进入茶社，酒馆，戏院等，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都陶醉于东北大鼓亲和、高亢、悲壮的表达中。这时戏词的内容已经不太重要，因大多是从人们熟悉的英雄传说或历史故事演变而来，如《空城计》《凤仪亭》《忆真妃》等，吸引人的往往是唱腔、唱词、鼓音、弦音等营造出的现场表演气氛。
　　对于“时间”与“在场”之间关联着的深层机制，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指出，理想性的根源就是在场者的创造活动的重复的可能性。为了使这种重复的可能性理想化的开放，就必须有一种理想的形式来保证这种不定性和理想化的统一。④这个“活的现在”，也被称为“时间场”，这是因为意识行为并不是单纯地指向现在当下的感知行为，而总是与持守和预存结合在一起。这三者一起构成了直接感知对象的时间场，是自明的、直接的给予，而不是想象的产物。进一步说，胡塞尔认为有两种时间知觉：一种是原初印象，直指时间点；另一种就是对时间场的知觉，是一个域。⑤
　　以东北大鼓为例，听者对某一个音的知觉是原初印象，处于一个确定的时间点，而对一个旋律的知觉则是感受到时间场。不同唱腔之间具有的微妙差异，这对东北大鼓来说是决定性的魅力所在。在音声停顿之间，尤其是在紧打慢唱的节奏呼应之处，时间的间隔用来调整沉默的持续和变化，使每个时间点的状况直接决定音色效果。而三弦和四胡的复杂节奏则营造出气氛。而在何种情况再敲击大鼓，以及持续多少时间，都会产生极其激动人心的差异。对东北大鼓演奏者来说，他们与观众同属作为生活世界的交互主体，在生活世界的持续变化中，他们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但一直存有静态学和发生学上的相互重合。也可以说，由于东北文化三种时间观的影响：礼敬神灵、年月交替、豁达度日，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他们共同的时间感，东北大鼓正是时间感内化的一种表现。 　　四、东北大鼓与现代时间的冲突消解
　　法国学者乔治・古尔维奇在《社会时间的频谱》中详细区分了八种社会时间：持久的时间、欺骗性的时间、不规则的时间、轮回的时间、迟滞的时间、交替的时间、超前的时间、爆发性的时间。⑥其中，迟滞的时间大多存于传统规则或农村群体，超前的时间往往存于集体奋发，充满果断和创新行动之时。在此，符号、观念与集体价值展现在滞后（未来不胜任于现在）和超前（未来成为现在）相互斗争但却永远既不能实现交替也无法达成妥协的时间中。这意味着，“符号明朗化之时常常是恰逢其过时之时；符号遭到过度使用，便面临迅速的衰竭。大多数新观念耗时太久，等到澄明之时却往往不合时宜了。”⑦
　　这显然昭示了任何一种民族艺术符号，包括东北大鼓所面临的濒危处境。在中国城乡一体化加速进程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的双重境遇下，民族艺术符号如何从农村群体的滞后时间体系，展现在超前时间中是我们要追问的话题。如果如乔治・古尔维奇所指出，既然这种发现新观念的时刻，改革、复兴、巨变的时代，或是文明相互渗透的时期，都是这种情况。⑧那么东北大鼓也有理由在当下的时代变革中展现出超前时间的境态。而尽管滞后时间和超前时间这两种类型即存在渗透又相互冲突，甚至伴随着社会生活同时性和组织因素（如仪式、礼节、惯例、风气、时尚、思想、价值、精神等）之间的激战，但凭借创新性的构思、直觉性的把握，以及新意识的建立，一定会产生因种种持续性和非持续性的节奏跃动而激发出无穷活力和无限可能。
　　（注：本文为2014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研究项目“禅宗时间美学研究：以日常生活艺术表现为例”，项目编号：14YJC760046；2013年度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一般项目“基于时间美学的辽宁省民族艺术符号资本优势与现代化道路研究”，项目编号：L13DZX020；2014年度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重点项目“城市景观特色视角下辽宁‘老字号’的传承与开发模式研究”，项目编号：L14AWJ003）
　　注释：
　　①Irving Hallowell.Time Orientation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in a Pre-literate Society[M].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37：669.
　　②加藤周一.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
　　③张玉光.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M].辽沈书社，1998：24.
　　④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M].倪康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04.
　　⑤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M].倪康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37.
　　⑥⑦⑧乔治・古尔维奇.社会时间的频谱[M].朱红文、高宁、范璐璐，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9.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张斐然）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9/view-1159643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