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模式与机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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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鑫
摘 要 当前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入推进，形成了政府主导型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模式、职业教育人员跨境流动合作模式、职业教育配合企业“走出去”鲁班工坊模式、职业教育中外校校合作办学模式以及校企合作共建境外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模式等主要模式。应当从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要素跨国流动体制机制、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信息共享机制、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多元主体协同机制、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质量保障机制以及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调机制等方面深入推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合作模式;合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06-0029-04
一、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职业教育创造了历史性机遇，也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2015年教育部发布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提出职业教育要配合企业“走出去”，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合作的力度。借“一带一路”倡议契机，积极开展“一带一路”教育共建行动，加强中国与东盟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综观学术界对于“教育国际合作”和“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代表性理论研究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职业教育国际化理论。教育国际化是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各国发展本国高等教育的同时积极融入世界，高校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互相借鉴并不断改革与创新，形成了教学内容国际化、教育资源国际化和学术国际化等内容。二是人力资源开发理论。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是人力资源开发中的重要内容，能够把人才的培养和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单一的资源开发利用模式转变为集人才培养、共同开发、利益共享于一体的复合模式，更好地促进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三是协同创新理论。协同创新理论由德国学者哈肯提出，强调系统中各子系统的相互协调和合作能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当前，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改革不是孤立的改革，是现代职业教育同行业企业、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其他高校以及社会等共同协作、协同创新的工程。
国内外学者还对教育国际合作模式进行了研究，分别关注了美国的“合作办学”模式、英国的“工读交替”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模式、德国的“双元制”模式等教育合作模式，以及法国职业教育“聚焦学校企业关系”、澳大利亚“开发职业教育教师资格培训包”和欧盟构建“欧洲职业教育区”等教育国际合作模式，这些对我国开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内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下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进行了一定研究。部分学者从协同创新理论视角研究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如陈相芬（2016）提出在当前国家教育投入有限、職业院校教育实力不均衡、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大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下，协同发展是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及培养效率最有效的途径[1]。刘育锋（2014）[2]、赵鹏飞（2017）[3]、胡茂波（2017）[4]等从职业教育校企协同海外办学、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和搭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专业服务平台网络等方面对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模式进行研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还有周为（2015）[5]、郭珊（2016）[6]、梁裕（2017）[7]等学者对中国与东盟职业教育合作进行了一定研究。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主要模式
根据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参与主体的差异性和层次性，当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形成了五种主要模式。
（一）政府主导型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模式
政府主导型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模式是通过各国政府、教育部门及地方政府部门牵头组织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通过政府组织实施的双边多边交流合作平台达成合作共识、出台政策以及签订合作协议等合作形式，对推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起到凝聚共识、搭建平台、政策引领和示范推广等作用。当前中国-东盟开展的政府主导型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模式主要包括以下方式：一是政府组织实施的双边多边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论坛、交流周、部长圆桌会议和职业教育联展等活动[8]。如自2012年举办首届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以来，已连续举办四届，为职业教育交流合作达成共识和形成合作事项提供了重要平台。二是政府制定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政策文件和签订双边多边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例如，2016年在第二届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达成了《中国-东盟教育合作行动计划（2016-2020）》，2019年9月中国与马来西亚职业教育圆桌峰会达成《南宁共识》以及签订共建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和孔子学院，达成留学生互换、师资交流和学历学位学分互认等教育合作协议，这些为中国-东盟开展双方多边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政策保障和支持。
（二）职业教育人员跨境流动合作模式
职业教育人员跨境流动合作模式包括学生留学、教师出国访学以及职业教育专家人才出国讲学和提供培训服务等具体形式。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是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主体，在学生互换、教师互派、职业技能培训和国际合作办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中国-东盟以学校为主体开展的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范围、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也显著提升，中国与东盟国家高校之间开展的留学生互换、师资交流和研发合作等深入推进，还积极探索学分互认、职业资格认证一体化合作和国际合作办学等较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如广西很多地方高校部分专业人才培养中有1～2年赴东盟国家高等院校开展交换留学生项目，增强了学生的东盟国家跨文化交流能力，同时东盟国家学生来华留学的人数增长迅速，中国已成为东盟国家学生留学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
（三）职业教育配合企业“走出去”的鲁班工坊模式 鲁班工坊模式是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开展国际合作的成功探索与实践。鲁班工坊在天津市率先创立，最初在泰国成功实践并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开展国际合作的典范。2016年全球首家鲁班工坊在泰国大城技术学院成立以来，我国已先后在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设立多个鲁班工坊。截至2019年3月，已培训学生4000多人，教师600多人。与之前的交换生和留学教育注重学历教育不同，鲁班工坊所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国际合作项目坚持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并重，依托我国职业教育师资和设备等优质资源、以天津研发的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为依据、采用工程实践创新项目的教学模式，为东盟国家培养高质量的技能型人才。鲁班工坊模式解决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当地职业技能人才缺乏的难题，通过我国职业教育在境外创立的鲁班工坊对当地青年劳动力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既能把中国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输入国外，也能为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培养出熟悉中国技术、产品和标准的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9]。
（四）职业教育中外校校合作办学模式
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办学是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重要阶段，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办学还处于探索发展时期，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办学既包括把国外职业教育“引进来”，也包括国内职业教育“走出去”，主要采用的形式是院校境外设立分校、中外合作设立机构（学院）、共建国际化二级学院以及校校合作建立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等。如，我国苏州大学在老挝建立的老挝苏州大学，云南财经大学与泰国兰实大学共同建立曼谷商学院，泰国博仁大学与我国渭南师范学院共建渭南师范学院东盟博仁财经学院，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与老挝理工学院共建联合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等。我国高校直接在东盟国家建立分校需要大量财力、物力、配套师资、教学资源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这种合作模式要求较高，目前还比较少，而依托境外或境内学校现有办学条件开展共建合作机构或二级学院投入相对较低，已成为合作办学的主要形式。
（五）校企合作共建境外職业技能培训中心模式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加快和国际产能合作的稳步推进，企业“走出去”在扩大对东盟国家投资规模的同时对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也不断扩大。校企合作优势互补，把企业行业技术、资源和信息等优势与高校教育资源优势有效结合，校企合作共同创立境外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有利于降低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和高校海外办学风险。当前中国职业院校与在东盟国家投资企业进行合作共建海外培训中心的数量不断增加，如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投资建立分公司，通过与南京科技职业学院联合培养印尼籍技能人才满足本企业人才需求;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与红豆集团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共建培训中心，培养了大量的技能型人才[10]。
三、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
（一）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要素跨境流动体制机制
国际职业教育资源是开展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基础，而国际职业教育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是决定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规模和水平的关键因素。当前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要素跨境流动体制机制需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一是消除职业教育要素跨境流动市场壁垒。既要取消制约职业教育人员跨境自由流动的限制，还要降低职业教育跨国投资的市场准入门槛和政策限制。二是健全职业教育国际市场体制机制。中国与东盟各国政府要发挥企业和学校等市场主体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中的主体作用，放宽政府管制，激发国际职业教育资源市场活力。三是建立健全学校、企业、政府和社会等跨国职业教育资源协同共享机制。既要构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校校国际职业教育资源协同共享机制，也要构建学校、企业、政府和社会等多元主体的跨境职业教育资源协同共享机制。改变过去开展职业教育靠部分院校“单打独斗”的局面，要整合国内职业教育资源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资源，加强学校师资、教学设施和教学知识与行业企业技术装备等资源的联合办学优势，促进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构建职业教育要素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优化配置，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奠定基础[11]。
（二）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信息共享机制
构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信息共享机制是开展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基本条件。一方面，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动态开放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信息服务体系。政府和行业协会以及企业要合作做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相关信息的搜集、筛选、整理和传递等工作，建立好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信息数据库。要通过大数据分析和建立各类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数据库，明确东盟国家与我国职业教育合作的重点专业方向和合作需求，适时调整中国与东盟各国职业教育合作重点专业和培训行业，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市场化水平。如泰国对高铁技能型人才培养需求紧迫，而老挝对农业技能型人才需求要比泰国强烈，应加强与泰国高铁技能人才教育合作项目，而与老挝要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要共建职业教育合作信息网络平台，推动国际职业教育信息资源共享。职业教育输出方与合作方的政府、学校以及行业企业，要定期开展职业教育合作交流，分享职业教育教学经验和国际化办学经验，实现职业教育信息、知识和资源的相互学习与互利共享。
（三）建立健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质量保障机制
当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规模和水平得到极大提升，但总体合作水平和层次不高，职业教育合作还处于追求规模和数量的“量”的扩张时期，而职业教育合作质量和结构水平优化“质”的提升缓慢。要调整优化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质量和结构，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建立职业教育国家教学和培训项目标准。可以借鉴天津市教委建立鲁班工坊所制定的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加强对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国际化标准制定，为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提供重要参考。二是建立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的质量评估认证体系。三是加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质量监督管理。由政府部门或职业教育学会牵头成立专门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监督管理机构，定期对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院校和合作项目进行质量考核并提出改进意见，确保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符合国际水平的办学标准，保证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质量。 （四）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涉及政府、学校、企业、行业协会、社会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了双边和多边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和项目，但还主要以政府倡导为主，学校参与为重要主体，但利用平台进行交流与合作的深度明显不够，而行业、企业等其他主体参与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加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需要构建政府、学校、企业和行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机制。既要发挥各自优势、做好职能分工，也要加强彼此互动与合作。一方面，要改变长期以来过度依赖政府主导的国际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政府要变主导作用为引导作用，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提供制度、政策保障和宏观管理以及统筹协调管理[12];另一方面，要构建高校、行业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协同合作机制。
（五）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调机制
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调机制是深入推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重要保障。首先，要建立中国-东盟政府间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调机制。中国与东盟国家要建立常态化的双边多边职业教育合作沟通协调机制。就双方合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定期磋商以达成合作共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与障碍。其次，要建立起学校与行业企业之间参与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协调机制。院校“走出去”职业教育国际化标准要广泛吸纳行业企业参与制定，提升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产教融合水平，实现学校向东盟国家输入职业教育标准与企业“走出去”对职业教育要求的行业标准相一致。同时，明确学校与企业海外合作办学的责权利关系，调动好企业和学校的积极性。最后，要建立健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利益协调机制。要通过沟通协调，让职业教育合作的多元利益主体的利益关切受到重视，统筹兼顾职业教育输出方与合作方、学校与企业等多层次主体之间的利益，建立起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各主体利益共享和互利共赢的良好关系。
参 考 文 献
[1]陈相芬.“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4）：42-45.
[2]刘育锋.加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方向与新要求[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21）：227-230.
[3]趙鹏飞，曾仙乐，等.“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教育校企协同海外办学模式探索[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18）：33-36.
[4]胡茂波，余倩倩.“一带一路”语境下职教集团办学的目标与路径[J].职教论坛，2017（22）：12-17.
[5]周为.“互学互鉴 福祉未来”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东盟职业教育的交流与合作[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25）：45-47.
[6]郭珊，徐梦佳.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实践与经验——2016 年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发展论坛综述[J].职业技术教育，2016（30）：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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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卫东.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合作办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高教论坛，2017（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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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闫智勇，吴全全，蒲娇.经济新常态下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建设构想[J].教育与职业，2017（1）：5-12.
Abstract China-AS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have been further promoted under the“Belt and Road”Initiative， and have formed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odels such as government-le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personnel cross-border movement cooper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with domestic enterprises“going out”by the Luban workshop mode， the cooperative education mode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to establish a model of overseas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centers. However，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China-ASE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ncluding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elements transnational flow system and mechanism，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 multi-agent synergy mechanism， quality assurance mechanism，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ASE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model; cooperation mechanism
Author Zhang Xi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ongzuo 53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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