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访客   登录/注册

专有名词英译策略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本文将结合《速写因缘》的翻译实践,阐释“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及“功能对等”理论在专有名词英译中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黄永玉速写因缘专有名词异化功能对等
  
  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Halliday)的观点,语言的实际使用单位是语篇这样的言语单位,而不是词语结构这样的语法单位,“对一个语言学家来说,描写语言而不说明语篇是徒劳无功的”。(胡壮麟)但是,韩礼德也说过“描写语篇而不结合语言是空洞的”。当一篇译作从宏观上达到了通顺统一的标准之后,要想进一步提高翻译质量,更接近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的“信、达、雅”,词语层面“精雕细琢”的功夫便不可小觑。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和文化的载体,而词语在任何语言中都是构成句子和话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因此词语也是直接反映文化的一个基本因素”。(杜争鸣)要想有效地促进文化交流,词语层面准确精到的翻译也是必不可少的。
  名词是一种重要的实词,又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在语言学习和翻译实践中,我们关注更多的是普通名词,力求在英汉两种语言系统中确立一一对应的关系,与此相反,专有名词所受的关注要少得多。
  黄永玉散文《速写因缘》中涉及大量专有名词,既有人名、地名,也有书名、词牌名,笔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各种不同的翻译原则。专有名词的翻译看似是翻译实践中的“小事”,其实关系到翻译原则的选择和文化交流传播的价值取向。在《速写因缘》这样满载文化信息和艺术价值的散文中,专有名词的恰当翻译更有着重要的意义,不可忽视。本文将结合《速写因缘》的翻译实践,探讨中国文学作品英译中专有名词的处理策略。
  随时代变化,恰当“异化”
  在翻译理论界,一直有“异化”与“归化”之争。“翻译中所谓‘异化’和‘归化’,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前者主要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有‘异’于目的语,后者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同化于目的语。
  “归化”和“异化”各有各的道理,但笔者以为,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汉语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外国读者接触到并逐渐熟悉中国文化,汉译英实践中不妨更多地运用“异化”译法。“异化”的译法不会给读者造成太大的阅读障碍,又可以促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音译是一种最大程度的“异化”,它是“一种以源语言为依据的翻译方法,一般根据源语言的发音在目标语言中寻找发音相近的语言进行替代,音译可最大限度地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和源语言的洋腔洋味。”(王会娟、吕淑文、周建芝)但是,用汉语拼音翻译专有名词又需要把握一个度,如果通篇都是读者看不懂的汉语拼音,便会让读者丧失阅读的乐趣,吓跑读者。在翻译《速写因缘》过程中,笔者把握的“度”就是能从英文网站上查到较多的汉语拼音译法。能从诸多英文网站上查到,说明这个词的汉语拼音译法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英语世界的认可。
  除了音译之外,专有名词还有另外两种译法:一种是非音译的直译,一种是意译。在翻译画名《簪花仕女图》时,笔者采用的是直译“Court Ladies Adorning Their Hair with Flowers”;而《打渔杀家》用的是意译“The Fisherman's Revenge”。前者采用了“异化”的译法,而后者采用“归化”的译法,因为如果将《打渔杀家》直译作“The Fisherman and Killer”,英语读者就会产生误解,错把戏中主角梁山好汉萧恩当成杀手;另外,“Revenge”一词不但准确反映了京剧中的故事情节,此词还经常用在英文小说电影名称中。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接近原文并不等于要传达每一个字母,而是要传达原文的精神”。(王福祯,周华文,李卫华)傅雷也曾在《高老头》译序中说到: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依功能对等,恰当用注
  上世纪六十年代,奈达(Eugene A. Nida)提出“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的概念,他认为“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译文要与原文具有相同的超语言的交际效果,即“译文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应与原文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基本上相同”。“功能对等”的翻译理论最终是为了让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近的阅读体验。(王东风)
  但是,由于生活环境、社会结构、历史传统的差异,使用不同语言的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鸿沟”。而创设等效语境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加注。注释可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文化交流:(1)解决某些不可译问题;(2)解决某些译文不可理解的问题;(3)避免误解;(4)避免源语文化信息的走失;(5)增加译语言读者的知识。”(戴舒颖、戴兰)
  黄永玉的《速写因缘》原文中本没有注释,为了让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笔者多次用注,而大多数注释又都是为专有名词而做。
  首先来看人名的注释。《速写因缘》中提到的人名大致可分为五类,笔者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第一类是非英语国家亦非汉语国家的名字,包括“观音”和“秋田雨雀”,这两个名字在原文中都是音译,所以对等翻译成音译的英文。笔者为这两个名字加了注释,因为“观音”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以基督教为主的英语国家却不一定熟悉;而秋田雨雀那句“手里握着三粒豆,不知是煮了好还是炒了好”的名句在中文网站上很容易看到,在英文网站上却没有见到相应的译文。第二类是人名,包括作者黄永玉钦佩崇拜的著名画家和有名的中国文人,如“李桦”、“高剑父”、“徐悲鸿”、“老子”、“蒋捷”等。这些名字对原文读者来说,虽然不一定个个知晓,但是大多数都不陌生;而对英语国家读者来说,他们是完全陌生的,所以这里也采用了注释。第三类人名是作者的朋友和不出名的师长们,包括“田景友”、“方季安”、“吴廷标”等,这些名字不需要加注,因为原文读者也没有听说过。第四类人名是黄永玉漫画中画到的各国政治家如“张伯伦”、“戴高乐”等,以及他在比喻自己成长时提到的“马克思”、“费尔巴哈”等人。对这类人名,笔者也没有加注。首先,这些政治家的名字与文章主题“速写”无关,不知道他们的来龙去脉并不影响对文章的理解;其次,这些本来就是外国名字,很可能译文读者比原文读者知道得还要多些,既然原文未加注,译文也就更没有必要加注。第五类是一个特殊的人名“熊凤凰”,这里的“熊凤凰”指的是“熊希龄”,中国人一看“熊凤凰”就知道这是用一个人的祖籍来作称呼,外国人却不一定明白,可能会理解成他有两个名字或者“熊希龄”和“熊凤凰”根本就是两个人。为了能让译文读者准确理解,这里也加了注释。再来看地名的注释,笔者采取的译法是大地名如“厦门”、“台湾”不加注,小地名如“大澳”、“芷江”加注释,依据依然是“功能对等”理论。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组成语言的每个词语都负载着一定的文化意义,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专有名词也不例外。在黄永玉散文《速写因缘》的翻译实践中,笔者采取了倾向“异化”的翻译策略处理原文中大量专有名词,并依据“功能对等”理论适当用注,力求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阅读体验,促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但是,正如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言中所说,“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而每一个译者都必须“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这也是笔者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陈琳,“论陌生化翻译”
  [2] 戴舒颖、戴兰,“从《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窥析文化构架下的翻译”,见俞利军 编,《英语翻译理化与实践论文集》
  [3] 杜争鸣,《翻译策略与文化:英汉互译技巧详解》
  [4] 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见傅敏 编,《傅雷谈翻译》
  [5] 郭志刚、王向远、陈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
  [6] 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
  [7] 胡壮麟,“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学渊源”
  [8] 王东风,《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9]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9/view-168870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