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尚贤使能”思想的人文伦理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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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荀子把人的文化价值定位于“礼”上，形成了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人才标准，强调家庭普遍性和自然亲情是其特质。于是在人才选拔上有了尚贤和亲故先的双重原则，这是荀子人才标准的逻辑展开，体现了荀子人才思想的人文伦理情怀。
　　【关键词】荀子 礼义 尚贤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0）11－0026－02
　　
　　关于荀子的人才思想，论者较多，而“尚贤使能”的人才选拔标准更为多数人所遵循。一般的观点认为荀子提倡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提倡破格提拔，反对论资排辈。“尚贤，在荀子这里，已难找到家族观念的羁绊了，完全和用亲观念对立起来。”又有人认为荀子提倡秉公举贤，不阿亲近，但也考虑到亲疏故旧。还有人把“亲故先”与“不阿不隐”“不恤亲疏”对立起来，把它们截然分成精髓与糟粕两部分。以上的观点对荀子人才思想中“外不避仇，内不阿亲”和“亲者先贵”“故者先官”的两条选拔原则或避而不谈，或简单地承认，或简单地批判，笔者认为他们都未能深入触及荀子人才思想的特点，不能真正把握荀子的人才标准，所以对荀子这一看似矛盾的观点不能做出让人信服的解释。
　　一 “礼义”为人才的核心素质
　　荀子生活在风云动荡的战国后期，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仅集先秦儒家之大成，而且大胆地吸纳了各家学派的思想，从而使儒家的学说思想更贴近历史实践。有关人才的问题，也有了孔孟所没有的新内容。
　　荀子的人才标准，在其人才概念中通常有“贤”“德”“能”等，但三者往往无太明显的区别，以我们今天的德、才观念是很难理解的，并且，贤、德、能往往无具体的内涵，常常可以互用。他的尚贤使能最能体现这一点：“德以叙位，能以授官”，（《荀子•致士》）“决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荀子•正论》）“尚德推贤不失序”（《荀子•成相》）。
　　荀子所用的一个更为具体的标准则是礼义。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应在礼义的标准下一律平等，不论出身，不论贵贱，能属礼义者都应归之卿相士大夫，归于人才之列：“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礼义是荀子对人的本质的价值设定，他借先王之口，认为礼义是人的价值定位原则，“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夫是谓之人伦。”（《荀子•荣辱》）在礼义的标准下，使人们都能把自己的价值定于适当的位置，这样就使社会井然有序，也就形成了“人伦”。这体现了荀子对人本质的价值判定，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他的“尚贤使能”人才思想的特点。
　　荀子把礼放在人类与自然物的视野中，去定义其价值：“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礼作为使人类有辨有分的根本，是人类之所以构成社会的特质，在人类与自然这个大视野中有了独特的价值，证明了人之为人的根本。这是荀子对先秦儒家“礼”的内涵的延伸和扩大，把“礼”由原来的仪式象征进而上升到一种价值的象征，并作为人的本质属性的规定。“礼”是荀子根本的价值标准，但这种标准不是抽象的，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具体的规定。
　　“礼者，节之准也。……礼以定伦。”（《荀子•致士》）他把礼作为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准则。他的这种准则是从基本的个体家庭出发，进而推广到君臣关系：“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弟，能以事上谓之顺，能以事下谓之君。君者，善群也。”（《荀子•王制》）在这里依然是循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的路线，承继着儒家的传统。孔孟对礼的氏族血缘亲情的抽象和升华所形成的传统，在荀子这里仍在延续和发展。“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则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荀子•荣辱》）坚持“身”“亲”“君”的路线，承继血缘亲情的传统，又把这一切定格在人之为人的本质上；并且，荀子又进一步把他们形成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念，“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荀子•大略》）仁、义成了规范社会秩序的标准，“亲亲故故”“贵贵尊尊”“长长老老”，无不体现着儒家血缘亲情的价值趋向；而这种价值趋向正是礼所维护的根本，“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荀子•大略》）王先谦注：“本谓仁义，末谓礼节，谓以仁义为本，终成于礼节也。”仁义又成了礼的根本价值规定。荀子仍然坚持了礼乐的象征意味对社会价值的规范作用，他之所以批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就是因为墨子把社会的伦理价值“义”的实质放在了“利”上，（《墨子•经上》说：义，利也）这与荀子的血缘伦理价值有根本的区别。
　　从人文伦理的层面，要求树立“贤”、“能”最基本的“礼义”判定标准，充分体现了荀子对孔孟人文伦理思想的继承，更体现出了他对人才人文伦理素养的终极关怀。
　　二 和谐伦理之德是人才的根本人文素质
　　荀子的礼要规范的内容仍然是血缘关系，不过更具体化为家庭伦理关系。“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偏而不偏。请问为人臣，曰：以礼事君，忠顺而不懈。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曰：敬爱而致文。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绌而不苟。请问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荀子•君道》）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所构成的伦理关系网，家庭关系成了基本的内容，每一对关系又有着详细而具体的规定，有着可以操作的现实特征，他们无不体现着儒家从血缘亲情来规定礼的内涵，从基本的家庭关系来重新建立社会秩序的传统。并且荀子把这些关系看成是万世长久的“大本”，“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荀子•王制》）还认为圣人之所以谓圣，也在于他顺成了这些关系：“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夫妇不得不欢，……故天地生之，圣人成之。”（《荀子•大略》）可以说，儒家的血缘亲情关怀到荀子这里已由氏族血缘关怀发展、延伸至更为普遍的家庭血缘亲情，进而也就形成了礼的家庭亲情的特质。
　　荀子比孔孟更前进了一步，不仅使家庭血缘伦理与国家权威、君臣伦理统一成一体，并且为这些伦理关系的实现采取了与孟子截然不同的手段。正如李泽厚所言：“荀子对氏族血缘传统的‘礼’赋予了历史的解释，‘礼’的传统旧瓶装上了时代新酒。”所谓的新，就是强调礼对群体秩序的外在规范，强调由外而内的路线，完全区别于那种靠个体自发的善良本性来重树社会秩序的路线。“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义制而制法度，”（《荀子•性恶》）礼在这里成了客观外在、切实可行的标准规范：“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荀子对礼的这种发挥是谨严地循着孔子的实践理性精神，同时又灵活地与现实结合起来，形成了外在规范的思想路线。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荀子的礼具有家庭血缘亲情的特质，同时又是一种外在的客观手段。作为一种人才的具体标准，又直接决定了其人才思想的其他内容。荀子所规定的人才都是礼义的维护者，“君子者礼义之始也”，（《荀子•王制》）“故君子者治礼义也”。（《荀子•不苟》）要想成为人才，只要能遵守礼的规范就可以了，“行中规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天下而不伤于身，……如此则可谓贤人矣”。（《荀子•哀公》）因此，荀子的人才培养方法简单而明了，“积礼义而为君子”，（《荀子•儒效》）“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荀子•性恶》）按照礼义，慢慢习练，不断“修身”，最终就会“致士”，成为人才。
　　他的礼义标准用到人才选拔上，又引出了两条不同的原则、方法。首先，礼的家庭血缘亲情的特质，决定了礼的人才标准可以适用于社会上每个普通的家庭，进而扩大了人才标准的适用范围，因此人才的选拔范围一下子拓展到了庶民阶层，“王公之子孙”与“庶民之子孙”都成了人才选拔的平等主体；同时，礼的外在规范路线，又保证了这种平等的存在，“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荀子•王制》）在这样的基础上，就自然有了“外不避仇，内不阿亲，贤者予”的选拔原则。其次，荀子礼的血缘亲情又规定其价值趋向于自然亲情，强调伦理道德的规范，因此，又自然有了“亲者先贵”，“故者先官”的选拔原则，即使在“刑法”面前血缘亲情也不舍弃，“内忘其亲，……是刑法之所不舍也，圣王之所不弃也”。（《荀子•荣辱》）由礼所引出来的这两条原则，并不矛盾，他们内在地统一于荀子的人才思想中，是其人才价值趋向的两个不同方面，荀子也没把它们当成水火不容的关系，“贤齐则其亲者先贵，能齐则其故者先官”，（《荀子•富国》）在选拔资格同等的条件下，才使用亲故的原则。坚持人才选拔的广泛性，然后再用亲故的原则，这体现了荀子人才思想的特点。
　　至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荀子在“尚贤使能”思想上的人文伦理关怀，他用“礼义”所规定的人才标准具有家庭血缘亲情的特质，从而决定了他在人才选拔上，一方面要求人才的选拔不违背血缘伦理的规范，要坚持亲故的原则，讲求“亲者先贵”，“故者先官”；另一方面，这种血缘亲情已不再遵守原来的严格的血缘宗法制度，而升华为一种普遍的心理原则，可以适用于社会上每个家庭、每个人，使人才选拔的范围得以扩大，所以能够“外不避仇，内不阿亲”。最终使他的人才选拔双重标准内在统一起来。
　　人文伦理的人才，在素质上要求具备维护血缘伦理和宗法等级的“礼义”之德，在实际上能够使社会和谐、秩序井然、长幼有序、尊卑有等、贵贱有差，体现出了浓厚的人文伦理的情怀。在我们当今社会，有利于维护团结，促进和谐，使社会稳定发展。
　　三 人文伦理情怀简评
　　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二千多年历史中，先秦儒家所原创的思想一直在起着重要的影响，其人才思想更是如此。作为先秦儒家集大成的荀子，其人文伦理人才思想为以后的封建社会正统人才思想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表现为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人才制度，像汉朝的察举征辟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隋唐的科举制。每一种制度都超不过先秦儒家尚贤使能的理论框架，都只是这种理论在内容上的具体发展、丰富和完善。在相对意义上说，“尚贤使能”成了人才思想“不朽”的命题。正如有人所说：“它是一种比较彻底的人才思想。”与亲亲贵贵的用人思想相比，它是一次理论上的突破，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并不是“不朽”的。
　　人文伦理的人才，在素质要求具备维护血缘伦理和宗法等级的“礼义”之德，在实际上能够使社会和谐、秩序井然、长幼有序、尊卑有等、贵贱有差，体现出了浓厚的人文伦理的情怀。
　　尚贤使能思想与二千多年的小农社会相依存，与封建的官僚特权社会相适用。虽然在最大程度上扩大了人才的选拔范围，但是并没有最大程度地扩大选拔人才的权力主体范围，即由谁来“尚贤使能”并没有改变。“尚贤使能”实际上是君主、官僚的特权，其人才思想的思维方式是唯上的，即由君主、官僚从上来选下，选拔的范围可以任意扩大，但选拔的特权却从没改变。这种人才思想在我们民族的传统思维中形成了“伯乐识马”的思维定势，并化为潜意识，影响和支配着我们民族、国家、人民的思想行为。而那种唯下的人才思维方式，像“毛遂自荐”只能作为一种点缀、一种衬托。
　　“尚贤使能”思想曾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它无疑成了发展的障碍。我们都在不自觉地受着它唯上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传统的人才思维定势是不会自动消失的。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在人才理论上有新的突破，我们不仅要批判地继承传统的尚贤使能思想，而且还要对其有新的发展，实现人才理论的再次飞跃。时代要求我们改变唯上的人才思维定势，但决不是走向反面，用唯下的人才思维方式。最根本的问题是消除选拔人才的特权现象，改变唯上的思维定势，建立公平合理的人才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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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16
　　〔责任编辑：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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