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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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
　　春天是从饥饿开始的。
　　這几乎是一个嘲笑，既是对春天，更是对一个时代的嘲笑。它坚实地镶嵌在那个时代之上，锲人我们的生命之中，伴随着我们以及被我们拥有的那个时代一同坚定地存在着。
　　打春三日，百草发芽。这句古训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没有多少人知道。对于在那个年代长大并“胡乱”走过来的我们来说，并不知道去询问，也不知道去探究。春天给我们的切肤感受并不是文人们说的莺飞草长、山清水秀，而是饥饿。所以，我常常对现在的人们赏油菜花、桃花、梨花并且有相对应的节日感到不解。我对油菜花、桃花、梨花的感觉是“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那种——青黄不接。
　　这个“胡乱”当然也是现在才知道的。看着现在一拨一拨的孩子，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精心设计的程序里有板有眼地成长的时候，突然想问问自己，我们是怎么长大的？那田埂上、树荫下、水车旁、灶台边哭着闹着只知道要吃要喝的小屁孩，怎么就哗啦一下走到了今天？地沟里坐着、屋檐下躺着是“胡乱”吗？水沟里捉泥鳅、泊湖里拉猪菜、树梢上抓知了是“胡乱”吗？
　　记忆最深的，与天气变化格格不人的，也让现代人感到莫名其妙的“胡乱”莫过于雨天洗衣服晴天穿上身。我儿子有一次调侃我：“原来你们那时候还有逆向思维呀！”让我哭笑不得。我清楚地记得，初春时节，只要是下雨天，随便敲开谁家的门，即使是中午了，必定有人仍然躺在床上。因为他们的衣服在晴天没机会洗，就那么一身行头，整天都得穿在身上。我们那时候从里到外三大件：热褂（衬衫，实际就是夏天的衣服）、棉袄，外加一件包裹棉袄的俗称包皮（外套），没有一件是多余的。所以只有等到下雨的时候衣服才有机会脱下来洗一洗、搓一搓。因而躺在床上是必然的，病人似的吃着、喝着，赤裸裸地等着衣服在“灶门口”被烘干。实际上，那时我们身上的衣服不仅因烘烤而出现斑斑的甚至被烤焦的褐黄色，而且烟熏味十足。
　　现在才知道有个赫塔·米勒，才知道有个《呼吸秋千》，有个雷奥，才知道雷奥们的饥饿居然有胜于我们。他那种“一边吐，却又一边哭着忍着不吐，但又忍不住要吐”的场面让我十分惊讶！有谁舍不得吐，而舍不得吐的原因是舍不得那些呕吐物？也只有赫塔米勒的笔才能写出这种离奇而真实的饥饿。与雷奥们相同的，那时的我们整天也只一件事：吃饱肚子就是一切。
　　春节过后，准确说应该是元宵节过后，饥饿就幽灵一样慢慢走进村庄，走进年味还没怎么走远的一家一户的宅子里。
　　春天是一个怎样的季节？《诗经》里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采采卷耳、不盈顷筐”。苏轼说：“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我的确有冷的感觉，甚至不是微冷。但没有哪一道斜照是迎接我们的。迎接我们的、让我刻骨铭心的春天，是一个人与牲畜争抢食物的季节。刚刚长了没半寸高的野草、野菜，如紫云英、荠菜、苦菜花、蒲公英等，人要吃，牛要吃，猪也要吃。我们边放牛边打猪草，而这些猪草，回家后，母亲是要进行分类的：一部分是人吃的，一部分是猪吃的。甚至我们当场就驱赶牛，不让牛吃。这多么让人心痛心酸！堂兄就曾因与牛争抢紫云英（我们叫红花草）而被牛戽伤脚。看着儿子受了伤的脚肿胀得紫嘟嘟的，二叔忍不住抽了牛两鞭。但我在一旁发现二叔眼角里有少许的泪花，这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年男人的泪。我无法知道二叔是在心痛牛还是在心痛儿子。
　　没有人“恨”油菜长得快。我们这群打猪草的小孩子却是真真切切地“恨”。放学后，发现一地油菜突然长高了，心中十分不快。因为那么大的已然开花的油菜不好“偷”了，也没法吃——我们这些小屁孩打猪草常常“偷”生产队里的油菜，油菜偷回家后可以菜炒饭，很香！母亲虽然有些怒气，但想到这些菜大约能抵一碗半升的米，便只告诫下次不许再这样子，并吓唬说，被看山老头看见了要打断腿。那时候每个生产队都有看山的老头，我们筢柴、砍柴捡粪、打猪草，每—样都似乎受到他苛刻的监管。那些不准筢的柴、不准捡的粪、不准打的猪草，我们一直在偷，在“不准”的地方“准”着自己。看山老头比我们跑得慢，我们恨他、怕他，成功逃脱后又笑他。
　　最让人不解的是，春天不仅因为吃发愁，还因为没有柴烧，有米煮不成饭而发愁。王安石说“春风又绿江南岸”，要命的就是这个“绿”色，一不能吃，二不能喝，三还不是柴，烧不了。我曾在散文《铺天盖地的野草》里描述过：年复一年，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要不断去割草、拉草、筢草。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粮食填不饱肚子的情况下，柴草也填不饱土灶的肚子？每到雨天就更是一个问题。晴天，可以到野外去筢柴，可以去斫柴，可以去捡柴，可以去挖草根。下雨就麻烦了，这一切都不能进行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去砍树枝，那鲜活的湿漉漉的树枝与干牛粪放在一起，烧起来没有火苗，只有烟，满屋子都是烟。我母亲在春天最担心的就是下雨，她的眼睛为什么早早就没有了光泽，我感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被这些湿漉漉的树枝的烟熏烤的。
　　饭也有浓重的烟味。为了节约柴草，菜只能炒到三四分熟，然后就用碗装着放到锅里一与饭一起闷熟。如果是现在的人，肯定认为有猪食味。他们讲究怎么炒怎么放作料，结果一大桌子菜还觉得不好吃。甚至也不是不好吃，而是考虑养生的问题不敢吃。许多的年轻人，老祖宗传下来的一日三餐都不要了，只吃两餐。这种忍着不吃与《呼吸秋千》中雷奥忍住呕吐是一对怎样的矛盾？那时候一碟咸菜、一盘新鲜菜，一家人几乎风卷残云，一下子就吃光了。感觉除了过年，一年到头就没吃饱过肚子。那时候，也吃两餐，在下雨天、下雪天，不做事，一家人在床上躺着，早餐不是早餐、午餐不是午餐、晚餐也不是晚餐，反正只吃两餐。
　　初读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很是不解其意。他曾在小说中这样写道：“世上每一个地方都为人安排好了一切，只是需要人去了解和掌握而已。”现在总算明白了。那些筢了不知多少遍的田埂地坝，我们再去一次，仍然能筢到柴，那些不知寻过多少遍的荒山野岭，只要我们再去，仍然有鲜活的苦菜花、荠菜、蒲公英在那里等着我们，有时还有蘑菇。所以，是那些野草、野菜让我们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 　　我还是十分惊叹，那些牛也要吃、猪也要吃、人也要吃的紫云英、荠菜、苦菜花、蒲公英等为什么长得那么快？这似乎真就是上天的安排与恩赐。
　　父亲
　　一地的碧绿与金黄。
　　长不过三米，宽不过丈许，高不过三尺。就是这么一个小土丘，父亲仍然如生前一样没让它荒废半寸，一棵一棵的小草像父亲生前的一个一个愿望勃勃地生长着，土丘的周围除了庄稼就是野草。庄稼就是这个季节沿江或者江南一带特有的油菜或者小麦，而油菜这时已经开花，满旷野都是金黄色。草也是江南普遍特有的那种狗尾草、芨芨草以及叫不上名字却又年年准时重逢的其他杂草。
　　可这并不能代表父亲，更不能代替父亲说话。父亲早在二十年前就不说话了。但我有时的确能听到他在说话，即便是在繁华的都市，即便是在夜深人静之时，即便是阴阳相隔，我都能听到。类似于这些草，类似于通过这些草，通过这些嫩嫩的绿准确而又准时地进行传递。
　　是像当年一样准时叫我醒来还是准时叫我睡下？
　　这可能就是我这个年龄的人特有的一种現象：我能不能把它叫作饥饿？因年轮的递加而产生的感情饥饿？
　　感情饥饿与肉体饥饿有什么不同？
　　其实，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因了某种缺失而产生的某种需要，甚至是强烈的补充式的需要。因时代的原因，那个年代的每一个父亲都只知道把肉体饥饿“责无旁贷”地承受着，作为感情的饥饿，他们只是无声无息地传递，特别是对子女的感情。父亲也是如此，他把前者全部通过物质方式投送给了我们这些子女，实际也就把后者即感情饥饿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这就是我现在感到饥饿的原因吗？
　　我感到吃惊。我吃惊地发现我饥饿的感觉不顾一切地越来越强烈，比二十年前更加强烈。这不得不让我想起北岛的诗句：“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父亲的身影及其生前一切活动不是离我越来越远，而是“追随”着我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似乎在相向而行，迎面走来。
　　但迎面而来的父亲仍然不过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片，虽努力拼搭却怎么也拼搭不起来。像一个饿到极致的人，面对一桌佳肴，反倒无能为力、无从下嘴。我懂得这个道理，因而我此刻无法强迫自己继续下去。我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坐在父亲的旁边，默默地注视着远方，并不是守候，也不是等候，而是让它慢慢融化、融入。
　　这静静地坐着，等待融化、融入的姿态，是在代替父亲凝视吗？我自己也不知道。
　　父亲的这个方寸之地是生前他自己的选择。虽然只读了半年私塾（好学的他其实也是饥饿的），他却成了远近闻名的半个先生，甚至比乡村的某些先生还要先生一些。因为他饥饿，所以他不断寻找可食之物来生存。这种为了生存的寻找让他不仅打得一手好算盘，还让他上至星空二十八宿、下至山前屋后风水均略知一二。特别是一手好算盘，虽然没有现在电视上看到的心算那么神秘，但记得小时候看他打算盘是一种享受。特别是他远远地就能准确地知道并指出打算盘的人错在哪儿，这让我在同龄孩子中得到了一种高出一头的骄傲，并因此骄傲地出了些莫名的风头。似乎父亲的这种本领与我有关联，我的童年也因此有了一种光荣的感觉——现在的许多孩子可能不知算盘是什么东西，更不能想象它在二十世纪的农村所承载的功能与作用。父亲虽然没正式当上生产队的会计，但却做着会计的事。因为那把算盘，生产队队长有时不得不让父亲这个“鸡肋”偶尔受到“重用”。
　　我到现在也无法知道父亲成为“鸡肋”的原因（我想他也不一定知道）。但他曾沾沾自喜地告诉过我，就是这偶尔的“重用”，他的那把算盘，为我们这个家少说也多算了千把斤粮食，起码救活了我们姊妹中的一个。我曾调侃父亲，原来生产队长没叫您当会计是这个原因呀！父亲感叹并无奈地指着我摇头。我们一共兄妹七人，除老大在江西、二姐出嫁外，其他均在一起，这么个大家庭，一个个吃起来如狼似虎，我记得每顿饭母亲都要煮一大盆米，一石稻（少说也有一百二十斤吧）不到一个星期就吃光了。吃得人心慌呀，父亲告诉我，他实在是没办法，要不抓着机会多算一点，哪还有你呀，早就饿死了。他同时也告诉我，我如果没多算，这多算的粮食也会不翼而飞的。你没法知道仓库里的粮食是怎么没的，我家吃与别人家吃有什么不同吗！
　　我真的不能也没法评判父亲这个逻辑的对与错。这或许就是生活逻辑与数理逻辑的区别吧。
　　坐在这个土丘上，我感觉眼前很是茫然。看着被风撩拨得绿油油的油菜，我突然想到，父亲生前有过这油菜般绿油油的生活吗？答案是否定的。我记忆中，他连穿的每一件衣服都是土灰色或者打着土灰色的补丁。他说，这样好洗，也省了买洗衣粉的钱。他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他的归宿，主要原因是不是想要好好绿一下，好好在母亲面前绿一下，好好地偷偷地为他俩补偿一下，享受这生前从未享受过的油菜的花香，让他俩感受一下荷尔德林那“诗意的栖居”？父亲当然不知道荷尔德林是谁，但他却会背陶渊明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文。他那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仅靠自已的记忆力记下的唐诗宋词毫无保留地传给了我，让我很早就知道了李白的只言片语，也知道苏小妹三难新郎官之类的民间故事。父亲记下的这些碎片实际类似于身旁的芨芨草，只要晒干了就易燃，且燃后很快消散，剩下一小堆灰不溜秋的灰烬。引领他向前的仍然是他身边的油菜、水稻以及类似的一切。父亲曾偷偷告诉过母亲，他晚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好好吃一顿用新榨的菜油炒一大盆米饭，旁边放一盆红烧肉，让他吃。他说那该有多香，吃得碗底能看见油也不会被噎着。肯定能吃一大盆的！他在母亲面前笑着反复强调。
　　前些日子在《文学报》上读到龙应台写的一篇题为《做父母的有效期》的文章。从龙应台这篇随笔的角度出发，我无疑过了做儿子的有效期了。
　　可我无法知道我在做儿子的有效期内做了些什么？可能什么也没做。我甚至将儿子的有效期颠覆成了父母的有效期。他们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一直在履行他们做父亲母亲的职责。而我，我们这些子女却连一碗简单而朴素的菜油炒饭都成了奢侈，没能让他满足，
　　水往低处流，父亲总这样告诉我。但我看见眼泪也每每往低处流。顺着这父亲生前劳作过的一块一块的田埂一直往低处流淌。
　　会不会流人这眼前夏荣冬枯的泊湖？横跨两省的泊湖里面到底装下了父亲及乡亲多少汗水和泪水？
　　泊湖从不说话，泊湖总是以它的本来面貌映衬着两岸的油菜花，泛着粼粼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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