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操四言诗对《诗经》的继承与发展

作者:未知

  摘要:曹操四言诗是《诗经》之后的四言诗的创新。他一方面尊重《诗经》的经典地位,用事用典都不悖逆于汉魏的《诗经》学说,另一方面又不拘于《诗经》的本义,能够结合自己诗歌的语境,恰当选择用典,取得了较高成就。可以说曹操是继《诗经》后,更好地用四言诗来抒情言志的个体文人。他的豪迈精神与慷慨悲凉的风格,充分体现了建安时代的特点。曹操的四言诗在四言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曹操;四言诗;《诗经》
  魏晋之时,迎来了“文学自觉”的时代。四言诗也迎来了它的再度辉煌。事实上,魏晋四言诗既是继《诗经》、秦汉四言诗沉寂后的复兴,又是四言诗发展的最后高峰。涌现了大批优秀诗人与脍炙人口的作品。四言诗的复兴,既与文学自觉的大环境密切相关,又与以“三曹”为首的文坛领袖的倡导以及自身实践有关。“三曹”中又以曹操的四言诗成就与影响最大,代表着文人四言乐府诗的最高成就。曹操四言诗创作与《诗经》密切相关,现具体分析他对《诗经》的继承与开拓。
  一、化用《诗经》典故
  用典,是一种文学创作中常使用的修辞方式,主要是指借用典故,巧妙表达自己的意思。刘勰《文心雕龙·事类》曾提到过用典:“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曹操饱读诗书,化用各种典籍之典故,更是顺手拈来。其中,他最常化用《诗经》中的典故,这也是曹操詩歌中常用的艺术手法之一。他的化用巧妙而生动,对比分析曹操的本意与《诗经》的原意之后,更令人俯首称赞,暗暗叫绝。
  例如,《短歌行》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使用《诗经·郑风·子衿》原句并加以改造:“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学界在研究曹操引用此典故的妙用之时,多使用现代《诗经》学解释之意,认为《子衿》是写男女之间的感情:“女子对男子说,纵使我没有去找你,你为什么不能主动来找我呢?”然而结合《诗经》学的发展来看,曹操的时代,并未有人以男女之情来解释《子衿》,《诗经》仍处在经典的地位,曹操引用《子衿》大有深意,应该结合毛传郑笺的释义来理解方为得当。毛传:“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笺云:“学子而俱在学校之中,己留彼去,故随而思之耳。”毛传、郑笺意思虽不近相同,然而均指“子衿”为读书人,强调读书人眷念学校之意,而非男女之间的情感。曹操用“青青子衿”代指天下的贤良之才,也是读书人之意,一“君故”、一“沉吟”,将曹操身居高位的沉稳求贤若渴的情态表现得十分得当。且隐去《子衿》后半句,使人联想到曹操希望贤人主动来投奔自己在情境中的相似之处。这样化用,格调高超,符合将相的言语本色。曹操又引用了《鹿鸣》的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诗句,既符合《诗序》之“《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宴饮嘉宾的原意,又恰到好处地表达曹操见到人才到来的喜悦之情。由此可见,曹操引用《诗经》典故的特点:善于选择与《诗经》典故情境相符的诗句,融合无间地化用到自己的诗句中,既不离开本意,又使自己诗歌生色。
  二、运用赋、比、兴手法
  关于赋比兴的含义,学届一般认同宋代学者朱熹的解释:“赋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赋也就是现代修辞学上的叙述、铺陈。曹操《善哉行》全篇用赋,是运用赋法的代表作。如,前八句结构一致,都是用四句咏叹一位古人,或者一并评价古人以及与这位古人相关的人物;朱熹论比:“以此物比彼物也。”“比”既包括比喻、比拟,也包括拟人。曹操四言诗《短歌行》数处用比,把人生短暂比作朝露易逝,把求贤君的人才比作择枝而栖的乌鹊。而“兴”则指的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比兴往往连用。《诗经·周南·关雎》是运用“比兴”的代表作品,前两句以沙洲的雌雄鸟儿呜叫起兴,后两句引出男子对娴熟女子的爱慕之情。再如《短歌行·对酒当歌》中也大量使用比兴手法。前两句以小鹿享用丰美的水草而欢叫作起兴,后两句点出主旨,正如人才投奔“我”,“我”奏乐设宴款待他们。又如《步出夏门行·龟虽寿》,多处用比兴,前六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全是比兴,以此表现出自己老当益壮的雄心。比兴既多又生动鲜活,使诗歌意味深长。曹操四言诗对《诗经》比兴手法的借鉴和继承是非常娴熟的。
  三、句式上对《诗经》的继承与创新
  曹操四言诗在句式上的特点已被学界广为关注,其中葛晓音先生的论述颇为得当:“曹操的四言诗之所以能在汉末诗坛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当然首先是因为内容的深刻新警,但也与他在四言句法和诗行建构方面的创新有关。他在四言方面的新创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以平易的当代口语组织四言诗的语汇,突破了汉代四言诗普遍不敢改变《诗经》体语汇的局面……二是改变了四言的诗行结构关系和句序……《诗经》主要通过组织各种复叠变化的句序进行铺叙,而曹诗的抒情写景如前所举例,是以结构独立而句意连贯的散句构成画面,并不着意追求重叠排偶,从而使《诗经》原来短促的节奏感变得自由而舒缓。”
  曹操的四言诗使用他所在时代的语汇,语言古朴,表意生动清晰。这正与汉代诗坛好用《诗经》雅颂之语写四言的风气迥然不同,因此,是继《诗经》之后四言诗的一大创变。汲取汉乐府语言的生动,把抒情述志与写景相结合,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文人乐府四言诗,开拓了四言诗歌的新境界。
  四、曹操四言诗歌的风格特点
  《文心雕龙·时序》在谈到建安诗风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三曹四言诗中同样体现出建安风骨的特色。而曹操诗歌即是建安诗风的代表:古朴悲壮,雄伟跌宕。曹操的四言诗在四言诗发展历程中,可谓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身为一代帝王,他眼界开阔,文韬武略,在他的带领下,建安诗坛欣欣向荣。曹操的四言诗抒发建功立业的渴望和人生短暂的感慨为主,风格慷慨悲凉,透露着一股英雄霸气。曹操诗歌古朴率真,慷慨悲凉。继承汉乐府的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语言古朴率真。他的诗歌于悲凉之中多有跌宕慷慨之气。   古朴。钟嵘评价曹操:“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古直”既是曹操四言诗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他的诗歌重在抒情言志,不重辞藻的修饰、华美,呈现出古朴率真之态。如他的四言诗《短歌行·周西伯昌》:“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坠……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诗中曹操高度赞扬了周文王,用《诗经》雅颂的语言来叙述,非常古朴率真。
  悲壮。敖陶孙评价曹操:“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这种悲壮的风格在多首诗歌中得到体现。脍炙人口的《短歌行·对酒当歌》虽是表达求贤之意,但是整篇弥漫着感慨人生的悲壮情怀。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王世贞所举例的《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河朔寒》:“心常叹怨,戚戚多悲。”等等,表达了他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生命的思考,呈现出悲壮的风格。
  雄伟。刘熙载《艺概》称其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范文瀾也说:“他是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迈,特别是四言乐府诗,立意刚劲,造语质直,《三百篇》以后,只有曹操一人号称独步。”曹操诗歌的雄伟与其人格气质有关。《观沧海》中:“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绘大海吞吐日月的气魄,是其博大胸襟的体现,更是他诗歌雄伟风格的具体表现。
  跌宕。曹操四言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性,感情充沛起伏跌宕。方东树说其诗歌“沉郁直朴,气直而逐层顿断,不一顺而平放,时时提笔换气换势”。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卷五评日:“跌宕悲凉,独臻超越”。方东树的论述揭示了曹操诗歌跌宕起伏、意韵曲折、情致婉转的运笔特征。如,《龟虽寿》接连用神龟等三个比喻,从正反两面引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主题。全诗十二句,三换韵。每韵一层,每层意思不同,节奏分明,层次清晰。方东树所谓“逐层顿断,不一顺平放,时时提笔换气换势”,正是指这种跌宕起伏的笔势。陈祚明所谓“跌宕悲凉”,也是指曹操诗歌跌宕起伏的风格带来了慷慨悲凉的艺术效果。
  综上所述,曹操的四言诗是《诗经》之后四言诗的创新。他一方面尊重《诗经》的经典地位,用事用典都不悖逆于汉魏的《诗经》学说,另一方面又不拘于《诗经》的本义,能够结合自己诗歌的语境,恰当选择用典,取得了较高成就。另外,以文人个体身份创作乐府四言诗,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大胆变革乐府旧题,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内心情感,形成抒情性强的文人四言乐府诗。可以说曹操是继《诗经》后,更好地用四言诗来抒情言志的个体文人。他的豪迈精神与慷慨悲凉的风格,有力地体现了建安时代的特色,因而其四言诗能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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