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VP+AP主谓谓语句的韵律句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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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谓词性小主语主谓谓语句指的是由名词性成分充当大主语，由谓词性成分充当小主语，大小主语之间为陈述关系的主谓谓语句。这类主谓谓语句在整个主谓谓语句系统中产生得比较晚，它的形成过程与词汇复音化等韵律句法学现象有密切的关系。首先，词汇复音化使得谓词性成分的名化程度加深，从而使谓词性成分可以更加合理地出现在小主语位置上;其次，复音化引起汉语句子韵律结构的变化，使得有些句子的韵律结构和句法结构不一致，从而增加了句子重新分析的可能;再次，汉以后话题标记“之”的衰落，使得无标记的主谓结构作主语的句子大量增加，这也增加了这类主语从句向主谓谓语句转化的概率。
　　关键词： 谓词性小主语主谓谓语句;韵律句法;动词复音化;指称性;类推
　　NP+VP+AP式主谓谓语句就是通常所说的谓词性小主语主谓谓语句，它指的是由名词性成分充当大主语，由谓词性成分充当小主语，大小主语之间为陈述关系的主谓谓语句。这类主谓谓语句有以下几个特质：首先，从句法成分的性质上看，小主语为谓词性成分，但其往往具有较强的指称性，小谓语一般为表状态、程度、性质的等的形容词或比较结构，二者构成主谓短语;其次，从语义关系上来看，大主语与谓词性小主语之间有陈述关系，小主语和小谓语之间也有陈述关系，小谓语可以只指向小主语，还可以既指向小主语也指向大主语;再次，从韵律上来看，大主语与后面的主谓短语能够分离，大主语的话题性强，小主语和小谓语结合得比较紧密;最后，从语段上来看，主谓谓语句最大的语用功能是对人和事物就某些方面进行评论，因此，多个主谓结构并列出现，从不同方面对大主语进行评价的语段是主谓谓语句出现最多的语段，谓词性小主语主谓谓语句也不例外。因此，除了前三点主谓谓语句本身的特质外，第四点主谓谓语句所存在的语段也是判断主谓谓语句的一个标准。
　　一、《左传》：谓词性小主语主谓谓语句的萌芽
　　谓词性小主语主谓谓语句指的是由名词性成分充当大主语，由谓词性成分充当小主语，大小主语之间为陈述关系的主谓谓语句。关于这类主谓谓语句的产生时间，学界目前还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学界认为《左传》中没有谓词性小主语的主谓谓语句，我们经过考察发现，《左传》中虽然没有典型的谓词性小主语主谓谓语句，但书中已经出现了少量疑似句例，可以看作这类句式的萌芽。例如：
　　（1）秦伯曰：“以其汰乎？”对曰：“然。栾黡汰虐已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左传·襄公十四年》）
　　（2）大叔谓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左传·昭公五年》）
　　（3）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焉。（《左传·昭公八年》）
　　此外，在《谷梁传》中有“骊姬者，国色也，献公爱之甚。”这样的句子，我们也将其列在此处。
　　例（1）～例（3）句例结构简单，其中大主语都是结构非常简单的表人名词，小谓语基本为单个的形容词，小主语从词性上看或为形容词，或为心理动词，或为表事件的动宾短语。我们知道，形容词和心理动词动作性弱，是非典型动词。董秀芳（2011）指出，这类动词可以用零派生的方式直接转化为名词，也可以不受什么限制的作主宾语。从结构上看，小主语基本为复音节的词或短语。沈家煊（2011）曾提出“动单名双”说，即“汉语动词都具有名词性，名词性的强弱靠单双音节来区分，单音节的动词叫‘动强名词’，双音节动词叫‘动弱名词’。”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是单音词复音化的第一个加速期，动词、形容词通过复音化增强了指称性，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就句例而言，出现在小主语位置上的成分通过复音化加强指称性，作为非典型動词减弱了动作性，从而可以更加合理地出现在小主语位置上。
　　从句法结构的角度分析，学界对这类句子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将其处理为述补结构;二是处理为主谓短语作主语，并且将其与有话题标记“之”的“NP之VP，X”相提并论，我们认为处理为第二种比较恰当。杨荣祥（2005）指出，上古汉语中的“NP+VP甚”、“NP之VP甚”中“甚”前的成分都应该处理为指称化了的定中结构，也就是“NP+VP，甚”、“NP之VP，甚”。具体到以上句例中，应分别为“栾黡汰虐/已甚”、“楚王汰侈/已甚”、“献公爱之/甚”及“吾事鬼神/丰”。
　　从韵律的角度来说，周秦时期汉语从原始的SOV型语言向SVO型转变，尽管仍然有一些SOV的残留，但SVO的性质基本上已经确定。这一转变过程，既是语序类型的转变，“也是普通重音从左向右的移动过程”（冯胜利，2000：222）。也就是说，汉语句子的重音由左重变为右重。根据冯胜利（1998）的论述，汉语四音节组合的自然音步为[2/2]，六音节的自然音步为[2/2/2]。在上面的例句中，例（1）、例（2）为六字串，最容易被接受的自然韵律为“栾黡/汰虐已甚”和“楚王/汰侈已甚”。而例（3）与《谷梁传》中的例句，若按冯胜利（1998）五音节的自然韵律结构为[2/3]，那么就应该读为“吾事/鬼神丰”、“献公/爱之甚”。
　　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些句子可以重新分析为两种语义关系：一是“NP+VP”形成一个整体，整个结构由陈述向指称转化，AP用来对整个指称化的事件进行评论，A指向整个“NP+VP”结构。二是“VP+AP”形成一个整体，对大主语所代表的人物进行评论，A指向VP。具体到以上句例中，每一句例都可以作两种分析：
　　栾黡汰虐/已甚——栾黡/汰虐已甚
　　楚王汰侈/已甚——楚王/汰侈已甚
　　献公爱之/甚——献公/爱之甚
　　吾事鬼神/丰——吾/事鬼神丰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战国初期的文献《左传》中出现了这种可以重新分析的“NP+VP，AP”，既与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的词汇复音化有关，也与汉语韵律结构的改变有关。在这类句式中，当NP、VP为复音节成分时，句子的句法结构与韵律结构有不一致之处，而无论哪种结构，句中的“甚”都指向VP，而不单独指向NP。杨荣祥（2005）认为，上古汉语中“NP+VP”陈述结构向指称转化很自由，而中古时期这种转化现象消失，这类句子的重新分析便与这种语法系统地演变有关。我们认为，这种转变导致的重新分析在中古时期表现得极为显著，但是这种转变的萌芽却应该是在上古汉语，以上句例便是这种萌芽的表现。同时我们认为，这种句子的重新分析不但与语法系统的演变有关，更是韵律结构与句法语义结构竞争与妥协的结果。 　　二、战国中晚期诸子散文：谓词性小主语主谓谓语句的形成
　　到了战国中晚期诸子文献中，既有《左传》中那样可以重新分析的句子，也有已经发展成主谓谓语句的句子。已经形成主谓谓语句的表现主要是大主语的独立，小主语和小谓语的复杂化及二者关系的紧密化。正是由于大主语的独立才使得这类句式在句法结构和韵律结构上取得一致。从语用角度来说，这一变化过程也是大主语名词话题性增强的过程。例如：
　　（4）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
　　（5）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孟子·尽心上》）
　　（6）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无悼王、孝公之听……（《韩非子·和氏》）
　　（7）是故秦战未尝不克，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开地数千里，此其大功也。（《韩非子·初见秦》）
　　首先，从句法结构的角度来说，句中NP不限于表人名词，VP结构趋于复杂化，我们在考察时发现，这一时期文献中VP结构大多为“好勇”“操心”“虑患”这类的动宾结构，而像例（7）中的主谓结构则比较少。
　　这一时期这类句式中NP与VP+AP脱离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这种脱离往往通过增强大主语话题性的手段来完成。赵建军（2013）指出，话题性的强弱受到后边陈述部分复杂性的影响，陈述部分越复杂，话题性成分后加停顿和话题标记的可能性越高，若陈述部分是几个小句，话题后加停顿更符合人的心理预期。以上句例便是通过这种方法来实现大主语NP与后边的陈述部分的脱离的。上列句子与《左传》中的句例相比，小主语和小谓语部分的复杂性普遍增强。同时，例（4）、例（5）通过加话题标记“也”“其”;例（6）通过语气上的停顿;而例（7）则通过陈述部分的多项并列，将谓语部分同主语隔离开来。
　　其次，NP的话题化及其与后边成分的脱离，不但使得句子的句法结构从主谓主语句变为了主谓谓语句，同时也使得句子的韵律结构发生了变化。随着大主语话题性的增强，以及小主语和小谓语的复杂化，句子的韵律结构后重的趋势更加明显，小主语和小谓语的结合日趋紧密。
　　再次，从语义关系上看，这一时期的句子小主语与小谓语的结合已经非常紧密，而小主语与大主语之间则已经没有结合的可能。从语义指向的角度来看，小谓语既可以作为述语，与前边的大主语形成陈述关系;又可以作主语，与后边的小谓语形成陈述关系，既可以指向小主语，也可以指向大主语。
　　综上所述，战国中晚期NP+VP+AP式主谓谓语句通过结构复杂化、加标记成分或语气停顿以及使用对比焦点等方式，使大主语逐渐独立，韵律结构基本呈现后重的趋势。具体表现为[NP/VP/AP]，韵律结构与句法语义结构达到一致。我们认为，NP+VP+AP式主谓谓语句从《左传》到诸子文献的发展，是复音化引起的句子韵律结构与句法结构的竞争与妥协的过程。首先，我们知道，殷商时期的汉语词汇是以单音节为主的，而西周早期复音化开始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复音化迅速发展（董秀芳，2011：9）。这一时期词汇复音化使得NP+VP+AP句的VP+AP部分不再是简单的形容词/心理动词+形容词结构，而变成为非常复杂的动词短语/主谓短语+形容词/比较结构，句式后段的复杂化迫使前段NP脱离出去，并辅之以各种标记性成分，使其成为話题。与此同时，SVO语序也以压倒性优势战胜SOV语序，而由SVO语序带来的的右重型韵律模式也日益形成，句法和韵律的双重发展使原来的主语从句变为了主谓谓语句。
　　三、汉魏六朝时期：谓词性小主语主谓谓语句的发展
　　NP+VP+AP式主谓谓语句在先秦时期经过了与主谓主语句的重新分析，最终在战国中晚期逐渐形成，而到了汉魏六朝时期，这种句式的发展主要体现在：“NP，VP+AP”句子数量的增加，小主语VP的复杂化，语义关系的固化。这一时期的“NP，VP+AP”主谓谓语句的发展与以下三种现象密切相关：汉语词汇复音化的第二个加速期;不断发展的动补结构;有标记的“NP+之+VP”结构的衰落。
　　首先，关于汉语词汇复音化的研究表明，汉语词汇复音化经历了两个大发展的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郭锡良，1994），这一时期复音词数量增加很大，各种构词法逐渐形成;二是中古时期，这一时期汉语词汇双音化步伐大大加快，复合构词法确立，双音节的合成词大量产生，种类日益增多，尤其是动词性双音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董秀芳（2011）指出，因为动词是句法核心，“认知凸显度大，独立性强，不容易与其他成分粘合成一个单位，这样由动词参与构成的短语就不容易实现从短语到符合词的转变”，因此，动词性双音词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名词性双音词。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复音词数量大大增加，但谓词性复合词的比例却并不大，这也是NP+VP+AP式主谓谓语句在先秦时期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在词汇复音化的第二个大发展时期——中古汉语时期，谓词性复合词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也为这一时期NP+VP+AP式主谓谓语句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这种句式最为关键的是小主语VP的合理性，在作主语这一句法成分上，谓词性双音词比谓词性短语和单音节动词要合理，王冬梅（2001）、张国宪（1994）（这二人的观点转引自董秀芳，2011：9）等的研究表明，双音节动词更容易名化，名词性更强，也更适宜出现在小主语位置上。这一点在我们的考察中也得到了证明。我们对东汉末年的《论衡》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世说新语》进行了考察，发现这些文献中这类句式的小主语都是复音节词或短语，其类型远比战国时期的丰富。例如：
　　（8）故君子不畏虎，独畏谗夫之口，谗夫之口，为毒大矣！（《论衡·言毒》）
　　（9）淮阳都尉尹齐，为吏酷虐。（《论衡·死伪》）
　　（10）今天动行与人相似，安得无为？（《论衡·自然》）
　　（11）凡诗人之作，刺箴美颂，各有源流。（《颜氏家训·文章》） 　　（12）医方之事，取妙极难。（《颜氏家训·杂艺》）
　　（13）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世说新语·德行》）
　　（14）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世说新语·德行》）
　　（15）宽尝甚病，韩生养视如仆状。（《论衡·骨相》）
　　这一时期的谓词性小主语主谓谓语句中，大量出现了“为X”双音成分充当小主语的情况，如“为人、为毒、为吏、为官、为政”等，这应该是受“为人”双音节词的类推而形成的，“为人”由动宾短语凝固成词的时代要早于其他“为X”结构，而且“为人”经常充当主谓谓语句小谓语。在“为人”的影响下，其他“为X”结构虽然还没有凝固成词，却也可以大量出现在小谓语位置上。此外，与战国时期小主语大多为心理动词或形容词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动词性小主语增多，且动作性较强，有动宾、并列、偏正等不同结构的动词性成分，如“动行、养视、取妙、遇子弟”等。
　　其次，上古时期与“NP+VP，X”功能一致的“NP之VP，X”在汉以后开始衰落，到中古汉语中已经消亡。据陈远秀（2017）的研究，“主之谓”是一种韵律格式，同时也是一种语体语法，其中“之”有补足音节、协调韵律的作用;“主之谓”句式又多用于正式语体。其补足音节的韵律功能因为复音化引起的韵律结构的改变而被消解，中古时言文分离造成大量的口语资料，而这些口语资料从语体上又与“主之谓”结构的语体色彩相抵牾。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NP之VP，X”逐渐衰落并退出历史舞台，而之前由这一句式所表达的内容则让渡给了“NP+VP，X”，使得“NP+VP，X”句式的数量增加。战国中晚期“NP+VP，X”发生了重新分析，一部分由主谓主语句重新分析为主谓谓语句，由“NP+VP，X”转变而来的那部分也应该参与了这种重新分析。这也是中古时期“NP，VP+X”主谓谓语句增多的一个原因。
　　可以说，无论是从句法结构、语义指向还是韵律结构上，中古时期的“NP，VP+X”与先秦时期的“NP+VP，X”都有一定的不同之处。我们可以通过对《世说新语》中的“江郎莫来，女哭詈弥甚，积日渐歇”与《谷梁传》中的“骊姬者，国色也，献公爱之甚”的比较分析，来窥探两者的差异。从句法结构上来看，“献公爱之甚”可以分析为主谓主语句“献公爱之/甚”，如果进行变换分析的话，它可以变换为“甚矣，献公爱之”，与其结构及功能相同的还有“天之爱民甚矣”等句例，都可以做这样的变换分析。而中古时期的“女哭詈弥甚”则只能分析为“女/哭詈弥甚”，且无法转换为“甚矣，女哭詈”。从语义关系上来说，“献公爱之甚”中“甚”可以有两种指向，而“女哭詈弥甚”中“甚”只能指向“哭詈”。这说明中古时期的“NP，VP+X”句式中VP与其后的成分进一步凝固，二者之间的语义关系也已经固化。也有人认为，“VP+X”是述补结构，而非主谓结构。我们认为，中古时期的NP+VP+AP式主谓谓语句与已经发展的动补结构之间确实有一定的纠结，但考虑到程度补语的产生时代要晚于此类句式，故不采用述补结构的分析。
　　春秋战国和中古时期是汉语词汇复音化的两个爆发期，而这两个时期恰恰与NP+VP+AP主谓谓语句的萌芽、形成和发展时期相对应。词汇复音化，尤其是动词复音化对NP+VP+AP式主谓谓语句的形成产生影响的途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复音化加强了词语的指称性，使得更多的复音动词指称性增强，从而可以更加合理地单独出现在小主语的位置上;二是复音化改变了汉语句子的韵律结构，使得NP+VP+AP句子的语法结构和韵律结构产生不一致，从而引起这类句式的重新分析，最终从主谓主语句重新分析为主谓谓语句;三是复音化可以增强指称性，指称标记“之”也可以增强指称性，在中古时期复音词大量产生，而指称标记“之”结构“NP之VP”却不断萎缩，直至消亡，这一结构的衰落与消亡加速了大主语和小主语的分离，使得谓词性小主语和小谓语的结合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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