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翻译系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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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传统文学典籍在全球范围内显示了其独特的魅力，并且赢得了广泛的关注。翻译的好坏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学典籍传播的成功与否。生态翻译学这一门崭新的理论，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本文意在在生态翻译学视阈下，构建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的翻译生态，用这一全新的理念诠释在翻译前、翻译中以及翻译后如何保持翻译的原生态以及目标语中的生态平衡，以期能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宣传起到推动的作用。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中国传统典籍;中华文化传播
　　doi：10.16083/j.cnki.1671-1580.2020.08.038
　　中圖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20）08—0168—04
　　一、引言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已经从经济领域延伸到了文化等各个领域。从中国的自然风光、城市建设到政治文明、文化内涵无不吸引着全球各国的目光。中国典籍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外宣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西方认识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阅读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的译本，但是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由于其语言特色、文化内涵以及历史背景等与目标语的巨大差异为翻译工作造成了不少的困难，其一是在翻译过程中很难在源语以及目标语之间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句等表达，这就很容易使目标语读者在阅读译文时产生理解性障碍：其二在于在中国传统文学书籍译成目标语的过程中没有被系统的理论指导，所以译文水平良莠不齐，这些都会制约中华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目前，虽然已有学者对翻译活动用各种理论进行指导研究，但是仍有欠缺之处。
　　“生态学”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 · Haeckel）于1866年提出，探讨有机体和附近环境的关系[1]。随后从生态学的范畴不断向各个研究领域扩展辐射。从最开始对动植物生态关系的研究到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人与社会的生态关系的研究，再到现在将生态学应用到科技、经济、政治、伦理等各领域问题的研究之中。生态理念的流行代表着人类生态意识的不断加强。
　　生态翻译学理论是由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胡庚申提出并建立起来的，是在恩创 · 哈格斯创建的“翻译选择适应论”基础上发展出的一个新的翻译研究范式，自提出之日起便吸引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且迅速发展起来。生态翻译学说的理论内核和中国传统思想极为契合。中国古代早已在若干典籍中流露出生态的世界观，如“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 · 尽心上 》），又如”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在此基础上，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指导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翻译是可行而且合理的，且又和中华传统文化深远的文化渊源相契合，能够更好地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二、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翻译系统
　　中国传统文学典籍浩如烟海，而且内容涉猎广泛，包括政治、经济、伦理、宗教等各领域。要想将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翻译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国门，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很难达到这个既定目标。于是笔者基于生态翻译学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翻译所构建出的新翻译生态环境，进行系统的解读以及研究，探讨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翻译的新境界。
　　胡庚申认为生态翻译学研究既是一种“喻指”，又是一种“实指”。“喻指”就是隐喻，胡庚申还认为生态翻译学就是将翻译生态比作自然生态进行的系统的理论研究;“实指”是指进行确定的研究，也就是对译者以及他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进行双向的研究[2]。所以在运用生态翻译学进行指导翻译时，就要运用自然生态领域中的认识经验，去对翻译领域实行解释、转换、重建，从而给翻译理论的研究带来新的发现。将自然生态领域中的概念、研究方法应用在翻译领域上，站在一个新的角度，除了对传统翻译研究中原文译文进行剖析之外，还要对译者以及译者所处背景进行生态层面上的诠释，这种研究方式对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全面性以及科学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翻译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学典籍、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的译文，以及译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生态层面上进行的一项研究。用喻指的手段，将三者各自独立的生态放到一个大的生态圈中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分析研究，以便于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活动，从而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学不仅可以走出国门，而且可以获得良好的读者反馈，让中华传统文化在纵向和横向都能够发挥其辐射作用。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翻译步骤具体是指，译者要将中国传统文学典籍原文从源语系统脱离出来，在译者“选择与适应”的干预下，将其译入到目标语系统中。横向来看，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分析，译者需要在译事前以及译事中，甚至在译事后去适应目标语生态环境、生存状态，把源语生态系统融入到目标语的生态系统中，并且协调控制其他环境生态要素，达到目标语系统生态环境的平衡;从纵向的角度上来看，生态翻译学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典籍翻译最终能够让其译文在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的基础上，且又能保证原文的不失真，从而使整个翻译生态圈可以达到动态上的良性循环。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翻译生态系统由源语系统、目标语系统和译者三部分构成。三个部分依序循环，相互制约，且相辅相成，是一个立体的、多维的翻译生态系统模型。其中，源语系统由古代汉语语言和文学典籍中的文化背景构成。源语系统中的文化背景，由于源语系统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的复杂性，文本类型的多样性及其独特性，在译事前，源语系统首先会能动地对译者进行选择，直到选择出合适的译者，选择出的译者应该具有对原文理解的能力，对原文中文化负载词的把握力，对历史文化背景的熟识程度达到最合适的译者。与此同时，这一“自然选择”过程筛选出的译者，也会对原文进行适应，他在翻译之前先要适应原文作者的写作风格、创作方式，以及把握原文的语言特点，还要对原文的内容做到充分的理解，并且稔熟于心。在译者对原文做到充分适应以后，也就是在译事前的“选择与适应”达到最优化之后，便可以进行到第二步，也就是译事中。 　　由于中国古代汉语语言文体的特殊性，文本类型的多样性，以及中国传统文学典籍中大量的文化负载词的出现，使其在译入到目标语国家的过程中具有极大的困难。这些困难不仅来自于源语系统，而且来自于目标语系统。其中在翻译中对目标语读者需求的把握、目标语读者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目标语读者对外来文化的理解程度等的考虑，都是影响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翻译生态系统融入到目标语系统生态圈的重要因素。所以，在此阶段，如图1所示，中国传统典籍的翻译要想达到其翻译生态的整体平衡，译者就要对目标语系统开始适应，以及对其译文进行动态上的操控、调整，译者在考虑上述的多重因素之后，在产出译文的同时还要兼顾，如果翻译活动完成，最终的译文能否在目标语系统中存活下来，成为目标语系统生态循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不能，这时就需要译者对译文进行重新选择，直至最终达到对目标语系统的适应。译者，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其在衡量、平衡目标语系统后，做出了让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翻译生态环境达到生态和谐的最优选择。
　　当译事行为结束，也就是到达了翻译活动的最后一步——译事后。然而此时，生态翻译学理论指出翻译生态系统的循环到这一步才算真正的刚刚开始。在前面提过的步骤中，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做出了选择与被选择的同时，也对原文以及译文进行了双向的适应，到此为止，可以认为译者已经完成对原文的译作。完成的译作会在目标语系统中传播，目标语读者会对译文进行阅读，随后目标语读者就会对译文进行反馈或批评。这一步正是衡量译者能力以及此次翻译活动是否成功的标杆，也是译作是否能够成功融入目标语系统生态圈的试金石。如果目标语读者反馈好，那么就意味着译文整合适应选择度高，就可以说译文在整个翻译生态圈中达到了“优胜”;如果反馈欠佳，译文就会经历“汰弱留强”，在翻译生态圈中无法存活下来，那么，就会开始重新一轮的翻译生态循环。这一阶段让整个翻译生态圈真正动了起来，达到了动态上的有机循环，翻译生态系统在这里才算是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循环。
　　通过以上这种方式，源语系统和目标语系统会根据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从而让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翻译生态系统保持了动态上的循环，最终达到维持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翻译生态平衡的目的。
　　三、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翻译生态系统构建的功能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翻译系统的构建是一个自然选择“留强汰弱”的过程。通过“适者生存”让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翻译优化，不断地提高译文水平，从而在中华传统文化外宣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其中坚力量，让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获得更高的接受度。
　　胡庚申指出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具体包括：生态范式、关联序链、生态理性、译有所为、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中心、适应/选择、“三维转换”以及“事后追惩”等等[3]。接下来笔者将对生态理性、译有所为以及“事后追惩”这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典籍翻译生态系统构建的功能加以叙述。
　　（一）生态理性
　　翻译生态理性是指注重整体/关联，讲究动态/平衡， 体现生态美学，关照“翻译群落”，以及提倡多样/统一[4]。此处以由Charles F. Horne英译版本的《易经》为例。
　　原文：《易经》
　　译文：The Yi King or Book of Changes
　　在这一版本中，译者将《易经》书名译为The Yi King or Book of Changes. 对于《易经》书名的翻译，译者在衡量考虑源语系统和目标语系统后，给出了两个译文。首先，译者先将《易经》译为The Yi King，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将“易”音译为“Yi”，然而“经”并没有译为“Jing”或“Scripture”，而是译为“King”。从源语系统来说，“King”与“经”（Jing）汉语上的发音相似，此处可以看出译者关注了整个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性，并且最终使翻译生态系统达到了动态上的平衡，体现出原文与译文之间的生态美学。从目标语系统来说，“King”这个词体现了《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学典籍中的地位。“翻译群落”中的译者运用灵活翻译促使译文成为翻译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中的重要一段。译文既展现出原文的内涵性和权威性，又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学典籍的神秘性。将译文完美融入到了目标语之中，达到了浑然一体的和谐状态。其次，译者还将《易经》同时翻译成“Book of Changes”，采用了归化的策略，将“易”的含义直接翻译出来，提高了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度，将源语以及目标语信息自然而然地进行了转换，进一步提高目标语读者对外来文化的容忍度，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的外宣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譯有所为
　　生态翻译学基础理论中提出的“译有所为”，从内涵上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译者从事翻译有其特定的动因（侧重主观动机），二是，翻译出来的东西可以做事情（侧重客观效果）[5]。基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译者在对中国传统文学典籍外译的过程中，有意识地保持整个翻译系统的生态平衡，使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翻译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并且对译作不断优化，达到使目标语读者更容易接受译作以及译作中负载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目的。最后使译文可以起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用，从而达到译有所为。以林语堂译本的《道德经》为例。
　　原文：道，可道，非常道。
　　译文：The Tao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the Absolute Tao;（林语堂，2009：2）
　　林语堂版本的译文在翻译中将“道”译为“Tao”。由此可以看出，译者在处理文化负载词“道”时，没有将其翻译出具体含义以迎合目标语读者，而是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直接音译过来。一些可读性很强的翻译文，却没有引起读者的关注[6]。译者没有将“道”翻译其含义的原因有二：首先，林语堂将中国传统典籍英译出于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音译后不仅保留了文化特色，而且目标语读者在阅读时会因为不懂含义而产生距离感，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敬畏感，达到尊重中国文化的效果;其二，当目标语读者在阅读后仍然对“Tao”一词耿耿于怀时，便会自行寻找有关资料，甚至其它中国传统文学典籍去阅读，通过这种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范围不光在纵向延伸，而且在横向也得到了扩展，最终达到了译有所为。 　　（三）“事后追惩”
　　胡庚申认为，“事后追惩”不是指具体的翻译方法或具体做法，而是指对于翻译理论或者对译者行为的要求或指导思想[7]。译者在翻译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结束后，“翻译群落”中的其他成员，如目标语读者，或是书店经营者等会对译文进行反馈或批评。整合选择适应度高的译文，在“自然选择”下优胜;然而，整合选择适应度低，没有达到良好的适应与选择循环的译文，在“事后追惩”机制的促使下，便会被淘汰，但是在翻译生态系统循环的推动下，会促使更多版本的译文进入翻译生态系统，并成为生态链的一部分，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翻译生态系统达到动态上的有机平衡，以其稳健的循环系统，激发更多优秀译文的创作。用人文为支撑，反过来又促进了生态文明新时期翻译学的繁荣和发展[8]。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翻译并不是单边性质的翻译活动，而是动态的、多边的翻译行为。宏观上，在翻译的过程中，应把握住整体观、全局观，注重译文与原文的关联性、目标语读者与文学典籍译文的互动性以及递进性，保持整个翻译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与稳健循环。但是，该研究在微观角度上尚有欠缺之处。例如，在保持原文原汁原味的同时，兼顾对目标语读者阅读体验的研究;除传统传播方式之外，纪录片等新媒体传播对传统文学典籍翻译的影响研究等等。这些研究都有待完善。
　　[参考文献]
　　[1]陈炎，赵玉，李琳. 儒、释、道的生态智慧与艺术诉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3.
　　[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29（06）：11-15+92.
　　[3]胡庚申.关于“译者中心”问题的回应[J].上海翻译，2011，（04）：7-9.
　　[4]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32（02）：6.
　　[5]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32（02）：7.
　　[6]庞宝坤.社会文化语境下英美文学经典重译[J].语文建设，2016，（33）：49-50.
　　[7]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32（02）：8.
　　[8]胡庚申.刍议“生态翻译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42（02）：125-131+160.
　　Abstract：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s unique attraction has caused attention among the globe. Consequently， whether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is being achieved is depended on its translation. Ecological translation is a new theory， which is also releva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thesis is trying to put ecological translation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translation ecosystem and making sense of how to keep the ecological balance between the source language ecosystem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ecosystem during pre-translation， while-translation and post-translation ，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ecological translation;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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