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访学者与对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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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永生
出访学者在国际传播中具有怎样的作用?怎样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中外沟通的桥梁
学者在对外传播中因为其具有的独特优势，正在日益发挥架设中外沟通有效桥梁的作用。这种优势主要在于学者一般都通晓中外文化，了解双方国情，掌握国家政策。
在发达国家，学者虽然平均收入不高，属于中等偏上，但社会地位却十分重要。发达国家的社会里，当听说某人是某某大学的教授、副教授，甚至年轻的讲师，一般都会觉得很了不起，甚至怀着肃然起敬的心情。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公众眼里，他们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群体，他们对社会、对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学者、知识精英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同样重要，从本质上来说是知识使然。
学者们不仅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科技、文化和技能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而且，每个人都有较深的专业造诣，是知识、文化的载体和传播者、普及者。学者的出访与交流，是在向世界普及带有自身国家背景和特色的文化，在无形当中发挥了提升本国软实力的作用。同时，由于学者的知识背景，不仅对本国文化有专长，而且，很多学者也比较了解外国文化，了解出访对象国的国情与沟通方式。
笔者在日本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正好赶上新疆“7・5”事件，很多日本人，甚至日本学者、媒体人都误认为中国政府压迫少数民族。在笔者和他们的沟通交谈中，不得不向他们详细、反复地解释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和这个事件的成因，使他们心中的一些误解、疑虑得到某些改变与消除。因为，日本的一般公众看不到中国的电视和报纸，他们只能从日本媒体的片面报道中获得有限的信息，结果在认识这样的事件时，就形成了偏颇的看法。对于这种情况，国内的媒体即使喊破了喉咙进行传播也不会产生多大的效果。而作为外交官的说辞又会被认为是代表中国政府的片面“宣传”，也很难得到他们的认可，因此，这种情况下学者的传播手段就具有了独特的作用和影响力，成为中外民间交流沟通的一种有效渠道。
事半功倍的效果
出访学者的交流活动相对灵活，成本也较小，但是，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却不可以小看。因为学者在对外交流活动中，接触的大部分都是对方国家的精英，而对方国家的精英，可以在无形中发挥很大的社会作用。有的时候，这种作用比我们正式的外交交涉还具有影响力。一个中国学者在和对方国家的一个教授的交流和对谈中，如果能够改变―个教授的观点，那么，也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个教授属下和课堂中众多学生的观点。如果能够改变一个记者的观点，这个记者从原来撰文贬低中国，而转化成客观地介绍中国，那影响的可能就是数千人、数万人，甚至更多。这种影响力和传播力对于本国软实力的提升有时难以估量其作用。
笔者在日本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经常参加各种规模、各种层次的学术会议，也参加过经济界的高层会议，在日本最高层次的经济组织经团联的会议上发表专题演讲。一次，在中日两国关于历史问题的一个研讨会议上，对于日本学者歪曲历史问题的研究主张，笔者以摆事实、讲道理的学术精神进行反驳和诘问，竟让那位日本学者承认了自身研究的缺陷和不足，而其他在场的歪曲历史问题比较嚣张的一些日本学者因为拿不出反驳的事实，也哑口无言。
这种做法可能要比我们过去用大批判的形式反驳来得更加实在，更加让人信服。这说明具有学术功底和学术理据、以理服人、平等身份的学术交流更容易让人心服口服，更能够发挥传播的影响力，而又没有那种大批判高压下的负面作用。当然，在一些特定的时期，针对特定的事件高压强硬也是必须的，但却不能经常使用，要有所节制。否则，表面上的强硬或高压虽然有时会给人以扬眉吐气的表象，但也会产生无穷的负面效果。
另外，学者的身份有其独特的作用。在一般的场合，对方会认为你是一个可以平等交流、以学术为背景、不带政治色彩的交流对象。这比起职业外交官来说，极大地增加了交流的便利性和灵活性，也比那种生硬的政策宣示更容易让对方理解和接受。在这种潜移默化的交流和传播中，达到了最好的效果。当然，作为学者自身也要掌握方法和分寸，对于政治问题也要尽可能将其学术化地交流和沟通，从学术的角度维护国家利益。否则，一旦被对方认为没有独立的学术研究精神，属于政府的代言人，或者是附和者，交流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政策建议
鉴于自身的访问研究和交流实践，笔者认为，在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今天，中国政府应该通过多种渠道和途径促进本国软实力的提升。其中，对于学者的出访研究和交流活动应该作为提升我国软实力的一个途径而给予足够的认识和政策支持力度。尤其应该资助更多的学者走出去，积极参与更多的对外交流活动。这种活动只有具备更大的规模，才会产生更多的效果。
同时，对于可以得到国外资助的学者，国家和单位要给予宽松的政策，支持他们的交流和研究活动，要相信他们的爱国立场和素质。只有给予更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舆论氛围把人们的爱国热情最大地调动和发挥出来，才能够事半功倍的创造出最大的社会效益。
当然，学者不是官员，如果仅仅将学者定位为为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做解释、做注脚，那么，则极大地浪费了学者应该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和智力生产力。国际上通行的认识是――学者的言论只代表其自身的研究和看法，不代表政府和国家，我们应该提倡这样的舆论氛围。
中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建立官产学一体化的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模式。大力引进学界的智力人才，制定相应的政策修改与新政策的制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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