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石中的建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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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是一种古老的打击乐器，属“八音”中的革类。在众多的鼓类中，建鼓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建鼓在古时常用于战争、宫廷、祭祀、娱乐等场合之中，从目前各地出土的汉画像石来看，建鼓图像纹样屡见不鲜，这些丰富多彩的图片资料，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研究建鼓的形制、演奏方式及发展变化，提供了更为直观的线索和依据。
　　
　　一
　　
　　
　　“鼓”字最初写作“”，是以商代建鼓为原型的象形字。《说文解字》云：“鼓，郭也。春分之音。万物郭皮甲而出，故谓之鼓。从，支象其手击之也。”徐锴曰：“豆，树鼓之象。，其上羽葆也。”金文中“”写作。“置鼓于树立鼓架之上，今之树鼓依然沿用殷人置鼓之法，其形状极为明确，其上从是所饰羽葆，中像冒（蒙）以皮革之鼓面，其下像，此乃静立之鼓也……‘’本为一象形字，加手持木棒做击鼓姿势，表示此为棒击乐器，于是则变成象形而兼会意之‘鼓’字。”（田倩君：《中国文字》第三册）从鼓字的形状来看，我们不但可以了解“鼓”最初的形制、摆放位置和装饰物品，甚至鼓的敲击（演奏）方式，也能从中找到其缩影。
　　建鼓，《礼记・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悬鼓。”郑玄注：“足为四足也。楹为之柱，贯中上出也。悬，悬之也。”可见，建鼓在夏、商、周三代，其形制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建鼓用于战争中是在黄帝时期，当时的建鼓蒙夔皮（夔，指扬子鳄）。“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山海经・海经新释卷九》）夏时用鳄鱼皮蒙制的鼓也叫鼍鼓。《诗・大雅・灵台》载：“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鸟。王在灵沼，于鱼跃。业维枞，贲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雍。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蒙瞍奏公。”
　　根据出土文物可以得知，商代建鼓的鼓面形制是椭圆形，鼓的蒙皮处有三排乳钉固定于鼓框上。木质建鼓埋于地下很难保存，即使偶有出土，也腐朽不堪。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一双鸟饕餮纹铜鼓，鼓面是仿鳄皮而制。1977年，湖南崇阳也出土一商代铜鼓，其鼓面是仿牛或羊皮，鼓面光洁无纹。这两面商代晚期的鼓，是我们目前所见较早的仿木鼓而铸造的青铜鼓，弥足珍贵。
　　另河南省山彪镇出土一对铜鉴，铜鉴上也附有一战国时期建鼓图，图中描绘有2300年前水陆攻战场景。从画面上看，此时建鼓的立柱已明显加高，鼓面略高于人；立柱上端有装饰物――“羽葆”两根，随风飘扬。鼓座装有一“丁宁”（钲）。
　　1978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面距今2400年前的建鼓，这是我国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建鼓实物。此鼓木质鼓框，身长106厘米，口径74厘米。鼓身中间垂直贯穿一根直径6.5厘米的木柱，牢固地植入一个青铜制的群龙鼓座上。鼓座通高54厘米，底径80厘米。在8对青铜雕刻的主龙的对称缠绕之中，数十条小龙攀附大龙的头、身、尾各部。龙身上镶嵌有绿松石，制作非常精美。
　　在曾侯乙墓的西室还出土了一件乐舞图鸳鸯盒，在鸳鸯盒右腹中部绘有一面建鼓，立于一兽形鼓座上。建鼓右边立一兽，双手执桴正在击鼓。建鼓左面，一身形高大的巫师，腰佩长剑，头戴高冠，手舞长袖，伴随鼓节正翩翩起舞。《汉书・地理志》云：“楚地信巫鬼，重淫祀。”而身处楚地的曾国同样是巫风浓厚，此幅巫师击鼓图，正是当时祭祀乐舞场面的再现。而建鼓作为巫师手中的法器，则起到了呼唤神灵的作用。在鸳鸯盒左腹中部的图中，还出现了甬钟、石磬两种乐器。钟和磬都属宫廷乐器，建鼓与其二者同出土于曾侯乙墓，可见都具有同样的性质，被广泛使用于祭祀、宴飨等场合中。
　　“战国青铜器上的画像乃是汉画像的真正的先驱。”（马承源：《漫谈战国青铜器上的画像》）所以汉代之前的建鼓图像，大部分都出现在青铜器皿上，并多与战争场面有关系。例如1965年2月在成都市百花潭中学第10号战国墓出土的铜壶上，有一幅宴乐武舞图，此图第三层的水陆攻战图中有一建鼓，建鼓下挂有丁宁。一人跽坐，左手击鼓，右手击丁宁助战。又如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收藏有一件战国中期的铜方壶，上面也绘有水陆攻战图，图中竖一建鼓，一木柱贯穿于建鼓，并牢牢插在鼓座中，而鼓座上则有一丁宁，木柱上端羽葆飘扬，建鼓旁立一腰佩短剑、右手持戟的短衫武士，建鼓周围刻画了激烈的交战场面。以上几幅建鼓图说明，在战国时期，建鼓属于军乐器，并且常与丁宁共同使用。这时期建鼓形制的突出特点是：立柱加高，顶端设有两根“羽葆”（建鼓顶端用鸟尾做成的装饰物）。
　　
　　二
　　
　　在汉画像石中，有许多雷神与建鼓并存的形象纹样，而用建鼓来表现雷神行雨时的场面是中国民间最具特色的。
　　远古时期，先民们处于蒙昧阶段，认为雷声是上天神灵击天鼓作响而致。随着原始宗教的产生以及狩猎和战争的需要，人们急需一种能对人心产生威慑作用的器具，因此鼓便应运而生。《初学记》卷一引《抱朴子》曰：“雷，天之鼓也。”那么，能击天鼓并使之产生震撼声音的，便是雷神了。
　　《山海经・海内东经》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与此内容相关的汉画像石在山东和河南两地的汉墓中均有出现。如河南南阳英庄汉画像石墓前室顶盖上，绘有一幅“雷公鼓车图”，鼓车下云气簇拥，车中竖立建鼓，建鼓上装饰有华盖和羽葆。车中坐有两人，身生双翼，前为驭者，后为雷公，有三只翼虎拉着的雷车正在狂奔，犹如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电闪雷鸣，给人一种风驰电掣般的感觉。除此之外，在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石室屋顶和左石室屋顶也各有一幅“雷公出行图”，车上各竖建鼓一座，雷公坐于车上，执桴击鼓。山东安丘汉墓也出土两幅“雷公出行图”，分别位于墓前室封顶石中段和墓后室东间室顶西坡。这两幅图的特点是：车上各竖三座建鼓，车下飞云缭绕，雷公坐于车中，正在执桴击鼓。以上这五幅“雷公鼓车图”，车上均竖立建鼓。由此不难推断，建鼓因形制高大、声音洪亮，与雷神的形象相吻合，所以被认为是雷神的法器，而大都出现于“雷公鼓车图”中。
　　
　　商代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农业生产。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这时期实行了分工。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商人的名称也由此而来）。商族有崇尚鬼神的习俗，使得商代音乐有着鲜明的特点，因此商代的建鼓即是沟通人与神的重要乐（法）器，而汉画像中的建鼓舞也蕴含着连接神、人二界的含义。如在山东滕州出土的东汉晚期画像石中，其画像共分8层，中间建鼓纵穿3、4、5层。建鼓为虎座，贯穿建鼓的立柱粗硕，柱顶端置华盖，鼓下两侧各有一人，正执桴边鼓边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画像的第8层，西王母盘腿端坐正中，面目端庄和蔼，似在欣赏建鼓舞。又如山东滕州西户口出土的建鼓乐舞图汉画像石，从这幅石刻中不难看出建鼓是作为全图的中心，并贯穿于整个画面之上的。然而从建鼓虎形鼓座上来分析，从第1层开始鼓楹直贯于9层，在最高的第10层，西王母依文案而坐；在鼓的两侧，两人正手持鼓桴击鼓，在鼓点的配合下，击鼓人且鼓且舞，两人动作协调一致，舞姿舒展。配合建鼓舞的，是刻于两侧画像中的乐舞、宴享、庖厨、六博等场面。此幅图中的建鼓以夸张的手法，超凡的想像力，把建鼓喻为连接人间和仙境的桥梁，因为歌舞有娱神悦仙的作用，为亡灵顺利升天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在汉画像石中，主要描写的是天上、人间及地狱三界的故事，在这其中有些是描写天上西王母形象的纹样。人们认为西王母是永恒生命的赐予者，是善的化身，所以在汉代，民间出现了祭祀西王母的活动。在墓主的画像石刻上有西王母及建鼓图像并存的形象，是希望能借助建鼓的法力，到达西王母所在的仙界，使活着的人能够长生不死，被祭祀的先人能够早日升天。从这两幅汉画像石中的建鼓摆放位置来看，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两幅普通的乐舞图，而应理解为祭祀乐器中的升仙图。
　　除此之外，在汉代盛行的百戏中，建鼓是一常用乐器，它主要起着指挥乐队、敲击节奏、激发渲染气氛的作用。出土于山东省沂南县界湖镇北寨村的一块画像石上的汉代乐舞百戏图就较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作者以清晰的凸面线刻手法，再现了建鼓在东汉晚期乐舞百戏中的使用情况。难能可贯的是，此图为汉代建鼓表演方式的多元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图中，共出现了两种建鼓表演方式的纹样，即建鼓舞、建鼓与杂技相结合的表演。此图共有两面建鼓：一面建鼓在图的左上方，鼓面不太高大，鼓座呈十字交叉形，较小，椭圆形两面鼓被楹柱贯穿植入鼓座，楹顶装饰有两层华盖，上落一祥鸟，楹柱旁四根羽葆自然飘垂，一鼓员双手执桴正扬臂奋击，其动作上下协调，从其舞动的双臂和跳跃的步伐上看，这是一种边鼓边舞、并带有专业性质的建鼓舞。建鼓舞“是汉代最富于粗犷豪放之美的舞蹈之一。春秋战国时代虽已有建鼓，但从出土文物看，乐人多伫立击鼓，边击建鼓边舞蹈，看来是汉代的创造。汉以后不复见‘建鼓舞’形象”（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在图的右下角一辆飞奔的戏车上，也竖有一建鼓，此建鼓明显高于人，楹顶装饰羽葆，羽葆上伸出一木柱，木柱顶端有一方形木板，一人稳稳倒立于木板之上，显现出其高超的杂技技能。此鼓无人击奏，似乎更像百戏表演当中的道具。
　　
　　三
　　
　　关于在建鼓上设有装饰物，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就有明确的记载：“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由此来看，其鼓上的装饰物就是“建翠凤之旗”。而在汉画像石刻中的建鼓纹样多种多样，如上方有：羽葆、垂旒、飞翔的鸟翅状等，还有在鼓的立柱顶端设有伞盖的，等等。在建鼓的鼓座上，也装饰有各种动物，如：单虎座、双虎座、立羊座、四象方形座等。出现在汉画像石刻中的建鼓纹样有着众多装饰，这绝不是为了简单的美观，它蕴含着极深刻的含义。
　　
　　在汉画像石建鼓座中，装饰有虎座的建鼓数量最多。虎在古时是备受人们敬仰的一种动物，《礼记・郊特牲》就记载：“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在古时每年都有虎祭。虎在中国古代的星宿学中，为二十八宿之一，西方七宿中的一宿即西方白虎，它主宰着人间的兵戈和战争，是充满杀伐之气的战神。商周之际的灭纣兴周战争中，有一支勇猛善战的军队深得周武王赞誉，他们被称为虎贲和虎士，因此虎后来成为汉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汉画像石中的建鼓有各式各样的虎座，如立虎座、卧虎座、双虎共头座等。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曰：“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人们将虎附会成具有扫清鬼魅力量的神兽。另外，虎还以速度迅捷而著称，《周易・乾卦》曰：“云从龙，风从虎。”《淮南子・天文训》曰：“虎啸而谷风至。”高诱注：“虎，阳兽也，与凤同类。”在祭祀升天时，建鼓是帮助灵魂升天必不可少的乐器，把这种既能驱除鬼魅又速度极快的神兽置于建鼓之下，应是汉代人们心中最完美的组合。
　　在汉画像中还有以羊为鼓座的建鼓。《说文》云：“羊，祥也。”按中国人的观念，羊代表着吉祥。羊图案出现在汉画像石中，蕴含着对活人与死人都有的一种美好意愿和祝福。这类鼓座的建鼓虽然不多，但却另有一番特色。
　　在陕西绥德东汉墓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建鼓的鼓座是雕花鼓座，这是其他地区没有的。画面分两层，上层为出行图，中间有双阙门楼，门内有鹿、羊等动物相向而站立。在门楼的两侧各摆放一建鼓，上饰流苏羽葆，下有刻花鼓座。两鼓手跽坐，执桴作击鼓状。另外，在此墓墓门左右立柱各有一建鼓，形制和雕花鼓座建鼓风格相似，无雕花鼓座精美。其中一建鼓，鼓座上竖立两个小鼙鼓，其鼙鼓的鼓座美观精巧。此类建鼓的特点是：击鼓动作不大，动作较拘谨，舞蹈性不强。
　　建鼓楹柱上方装饰的羽葆，形状各异，姿态万千。从各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中的建鼓装饰羽葆来看，有呈飞翔的鸟翅状的，有三角状的，有装饰多层流苏状的，也有无装饰羽葆的。在形形色色的羽葆上方，大都站立一只或成群的吉祥鸟。《隋书・音乐下》称此鸟为祥鹭或鹄。羽葆上方站立鸟类画像石图主要出现在山东和江苏等东部沿海地区，这和早期东夷族以鸟类为图腾崇拜的习俗是分不开的。鸟能飞的天性，被认为是可以沟通天上和人间的使者，是人死后灵魂升天的载体。朱存明先生的《汉画像的象征世界》中说：“即使是作鸟头状飘起的垂旒也被看作是飞翔中的鸟，而含有灵魂飞升的意义。”此类建鼓往往是虎座或是双虎座鼓座的，这类建鼓再加上鸟之后，把虎与鸟组合在一起，是汉代人们心目中最完美的升仙工具了。
　　汉画像石中带有羽葆装饰物的建鼓大多具写实的意义，其纹样简单、纯朴。例如：河南方城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有一建鼓，其柱端上方的华盖就装饰有羽葆，另在柱的中间加有一横木，横木上面挂有铎四面、铃两只；两击鼓人执桴，边击鼓边起舞。这幅汉画像石中的建鼓图不但有装饰羽葆，而且还装饰有铎、铃，这种独具匠心的图案纹样设计，大大地丰富了建鼓的音色，使人观后耳目一新。
　　综上所述，建鼓是汉画像石乐器当中最具特色的一种。汉画像石上的建鼓形象，不但为我们考证建鼓的形制及其演奏方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而且还为建鼓在当时的使用场合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使我们更准确地认识到建鼓这一乐器在汉代所被赋予的特殊含义，对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建鼓的发展史及汉代的宗教文化都有极大的帮助。
　　
　　（题图：河南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上的建鼓舞图）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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