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交流中文化的亚位A性特征及其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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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大陆文化与日本岛国文化这两种异质文化相互交流、对撞、甚至冲突，从而刺激、改变、提高了两国人民对文化内涵的理解，但在交际实践中仍存在固有文化思想干扰等诸多问题。本文欲通过对中日交流中文化所具有的亚位A性特征的分析，结合异文化理解的相关理论来探讨其应对策略。
　　 文化的亚位A性包括两层涵义：所谓“亚位”，即人们在谈到某段历史或某一历史事件时，一般总是以“政治、经济、文化”或“经济、政治、文化”这样的顺序加以说明，“文化”大体总处在“亚位”；所谓A性，即人们普遍承认的相对于政治、经济的易变性，文化的作用则非一时一事，而更具恒久性；并且相对于政治、经济的表层性，文化则具有在其背后起作用的深层性；此外，文化的作用相对于政治、经济又具有超越性。
　　 众所周知，中日之间的交流早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很频繁了，许多日本的求学者（遣隋使、遣唐使）慕名而来，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并把它们带回日本，加以改造、吸收，从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岛国文明。这个时期的中日交流，显示出文化单向性传输的特点，这种特点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真正实现交流的大概缘自中日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诉求。中国先后掀起了四次日本研究的高潮：一为明代，盖因抗倭；二为甲午战后，为通过日本学习西文，即所谓“睁眼看世界”；三为抗战时期，属敌国研究，意在知彼以求胜；四为70年代后期开始至今，起初主要是学习日本实现现代化的经验，重点置于经济一面，随后是全面研究。
　　 世界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中国与日本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也展开了全方位的合作与交流。然而，相对于政治、经济的表层性，文化则具有在其背后起作用的深层性特征。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膨胀，使其欲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也有所作为时，引起了东西方普遍的怀疑和警惕。可谓“尚未施展拳脚，却先吃了一记扪心掌”。这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深刻反思，使他们意识到日本正面临一场危机。由于日本的特殊国情，海外贸易成为日本经济性命攸关的重要支柱。经济自身的张力，也要求进一步拓展海外事业。而世界传达给日本的信息却是：再要跨前一步，你就必须重新面对这个世界。表面上看来，贸易利益的冲突、世界市场的争夺不言而喻是惹引非议的直接导火索，但这远非是事情的本质。日本对其伴随经济“奇迹”而至的严重挑战，显然精神准备不足。同样，世界对日本巨大经济能量的释放，对其“特异之处”，也明显认识不足。因此与其说这是直接利益的冲突，不如说是经济伦理观念――即文化理念的冲突。
　　 近代以来，日本一直游移于东西方之间，其文化身份亦有“妾身未明”之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实行脱亚入欧，厕身于西方集团之间。但是，欧美国家仍在文化上把它视为“异己”，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东方国家，其文化内核与西方毫无疑问是异质的。正如经济伦理上形象的说法：“一手拿圣经，一手拿算盘”与“一手拿论语，一手算盘”。“算盘”固然是一致，“圣经”与“论语”毕竟不同。文化的异质性所带来的理解困难，可以说是引起摩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根源。
　　 在中国，人们普遍承认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独立自强、近代以来最早取得经济现代化成功的东方国家。但是，近代以来日本取得成功的过程中，它给中国，给亚洲其它民族、国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历史告诉我们：与它所带来的伤害相比，它所作的贡献可以说是无足称道的。因道义引起的民族感情伤害的平复非一朝一夕之事。再加上复杂的国际情势的因素，中日之间实际上仍横亘着一道无形的精神、感情的鸿沟。此时的日本，在亚洲，犹如一名腰缠万贯的富翁，但却是相邻民族的“弃儿”，再加上其在西方的遭遇，被赋予“国际孤儿”的头衔。正与它所属的这片孤悬海外的岛屿形影相吊，身处孤岛，四顾茫然，一种浃骨澈髓的孤独感笼罩着日本。这告诉人们――仅仅达到经济上的高指标是远远不够的，日本必须重新审视世界和自己，反省自己一些顽固的思维定式，接受它尚不熟悉的一些重要理念。此外，它还必须重新直面近邻国家的道义诉求。只有作出历史性的重大的战略调整，才能打破僵局，为国际社会所容纳，才能回归在精神上、文化上被认同的东方世界，也才能求得自身更加长足的发展。所以，从本质上说：日本在经济、政治上推行国际化，与我国推行改革开放一样，都是一种“外在”的东西，都必须要求在本国通过对自己民族文化内质的提高来进行。勿庸置疑，文化在政治、经济背后起作用的深层性特征凸现无遗。
　　 随着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世界趋于理性化，中日之间交流也随之更加理性与克制，这就给文化的作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当政治、经济磨擦时断时续地发生的时候，人们试图在文化领域中寻求一种超越，即寻求一种更加理想的人类不同民族、国家间和谐相处，共同繁荣的途径。而在文化本身的交流上也要寻求一种超越，搁置争议，加强对彼此文化的理解。站在“他者”的立场上，以一种“与人为善”的方式来谋求理解。不要拘泥于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的争论，超越含有大量文化差异知识的异文化间交际出版物对异文化理解的干扰，重视两国间文化的共通性，通过“异文化”体验来实现和加深理解。正如享延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言：对内自觉致力于民族文化的自省及其素质的提高，对外大力促进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以求得相互的理解与信赖，从而达到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目的。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多元文化的共生问题已经不容回避。鉴于中日交流中文化的这种特征，要求我们在文化观念、教育方法、行为方式等方面都要做出调整。
　　 首先，培养正确的异文化理解的文化观。近年来，对异文化理解教育的关注日渐高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关于日语和日本事情的研究论文和实践报告中，与异文化间教育相关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多，与日语教育相关的异文化教育学会的会员数也年年增加；另外，通览日本国会国语研究所发行的《日语教育学会杂志机关杂志论文登载一览》过去十几年的内容，其中关于异文化理解的内容近些年也持续增多。“类型化文化教学”受到了诸多批判，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问题终究是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自他双方相互理解的问题。因此，针对中日交流中的文化问题的处理，我们的视线要转向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亦即转变为异文化理解的文化定位。
　　 其次，改革传统的文化教育方式。传统的文化教育方式是“以学校中心”来展开的，带有“文化教育从属于学校教育”的一般性认识，主张在学校“教授类型化的文化”。而在国外关注度日益高涨的异文化理解教育从最初教授类型化的文化，渐渐转向了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按照终身教育学的观点，文化教育应更加关注学校以外各种场合的学习和教育活动，即将“教育”从“学校”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正式的）行为这样统一固定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另外，要摆脱“近代教育价值”观的束缚。要通过“非学校化社会”教育来实施文化教学。
　　 再次，建立“异文化”体验的机制。向来的学校教育价值观中，兴趣、娱乐、休闲等被视为同“文化学习”异质的东西，但在文化交流中，这些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和主题。其中包含了带有明确限定的教育目的，并伴有一定程度的组织性的非正规活动，基本上属于非正式活动的范畴。异文化习得正是在“异文化接触”中逐步形成的，促进非正式文化学习过程实现的机制在于形成性机能。下面以“旅行”为例对“异文化”体验机制略作考察。

　　 人们在外出旅行时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其规模、形式也各不相同。但是，从旅行经历中获得“文化习得”这一点上，却有着许多共通点。比如说，作为“旅行”的形成要素，包括：脱离日常活动空间；发生地点位置的移动；接触未曾接触过的“视界”和文化风土；用五官感受理解不同文化；通过活动接触新的价值体系等等。其中对形成性机能起作用的，比如说通过前两个要素，脱离自己的日常活动空间，再来审视自身认识构成所依托的社会文化背景。通过后两个要素找到和自己所归属社会文化的体验性差异，通过视觉、听觉、味觉、触觉最大限度地感受这种差异，从而从心底里接受当地所依托的“价值体系”。
　　 异文化接触中的“文化体验”包括“接触异文化”、“体味异文化”和“欣赏异文化”三个阶段。“接触异文化”并不是单纯的观光或者是接触“新鲜的东西”，它要达到一个心情转换和满足单纯好奇心的水平阶段；“体味异文化”则是通过五官来感受差异的多面性，是通过各种接触，磨砺“自我感性”的阶段；“欣赏异文化”则是通过持续集中的活动从总体上接受并理解差异背景中所隐含的价值体系的阶段，反省自我文化基础和文化认同的阶段。只有这样一种文化体验机制建立起来了，才有异文化理解真正“共感”达成的基础。
　　 最后，尊重中日交流文化的亚位A性特征，促进文化多元共生。由于文化具有的恒久性、深层性、超越性等亚位A性特征，用政治、经济的观点来看待文化是不恰当的。我们既不要陷入“文化差异论”的泥潭，也不要回避差异的存在。相反，在交际中我们要关注：第一，当事人的感性与他者或“异质文化”究竟有多大差异？与他者的“异”相比，“同”更能为行为者及其周围的人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当行为者觉得这种“变化”和“差异”令人不舒服，就会增加压力从而难以接受。相反，当他们觉得这种“变化”和“差异”令人“心情愉快”而欣然接受时，这才有了成为知性刺激和扩大视野机会的积极作用，从而由好奇心转变为对目标的兴趣关注。第二，要创造将两种文化视作是“差异对等”文化的共同前提。避免像“自我文化中心主义者”那样以自己的尺度来观察自文化和他文化，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孰优孰劣”、“孰是孰非”，而要用自己的五官，以一种欣赏的姿态来增加对异质文化本质的切身感受，促进文化的多元共生。
　　 跨文化交际中，我们会运用到认识变容学习理论。变容理论认为，当我们接触到与已经形成的认识构成无法对应的人、事、价值观时，通常会反省自我认识构成。这种认识构成是人们在对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事情进行对应判断时，经常参照的一个“准标准”。这种反省产生认识变化，即对原先认识构成加以否定、解体，在错误尝试中构建新的认识构成，认识变化又诱发行动变化，这就是变容理论。人类就是在这种反复的变化经历中，逐步走向成熟的。跨文化交际是自身“新接触事件”的连续，经常会出现与我们认识构成中无法对应的情形，“文化休克”就是典型例子。我们期待在异文化接触理论的观照下会有更加丰富的异文化接触和文化多元共生。
　　 中日两国是历史恩怨甚深的东亚邻国，文化的交流亦带有这种特征。“渡尽却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表达的是一种美好愿望，而它的真正实现，不仅需要政治等方面的共同努力，在文化一面，也需要深刻的自省和对彼此文化的更好理解。这不仅有助于双方正确认识、对待历史，对两国关系的未来，也是极具意义的。中日文化之间双向、平等、深入的交流已经也必将继续起到促进作用。
　　 然而人们在对中日交流给予一定的积极评价的同时，也表现出相当大的忧虑，这主要是认为日本所谓的国际化，不过是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作后盾，即便其在文化上所做的种种努力（如对中国的日本研究、教育人才的培养、日本研究资料、设国际交流基金等等）也包涵有强烈的政治意图。所以，我们在审视中日文化交流时应有一种历史和时代的把握。从历史有其延伸性的观点，我们对日本国际化存在的某些消极面应保持一种警觉；而从时代发展变化的观点，对日本为适应这种发展变化，通过加强交流，致力于民族文化内质向更好的方向改变，致力于通过文化的交流达到民族间的真正理解及相互信赖等所做的一切努力，我们应表示真诚的欢迎和给予积极的评价。
　　
　　注：该文系2010年江西省教育厅教学改革基金项目“外语＋专业开放式复合型人才培养创新研究”（JXJG-10-11-20）、赣南师范学院2009年校级教改重点课题“日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明清，赣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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