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方言中“待诏”一词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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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晓玲 谭玉龙
[摘 要]对宜昌方言进行考释，笔者发现“待诏”一词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多样化的历史发展轨迹。它的形成，既有历时发展的因素，又有文化地域的影响。探究其历史渊源，有利于解读宜昌方言，还原语言的本来面目，对于研究民族语言的源流传承，品味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充实和丰富汉语词汇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宜昌方言；“待诏”；历史渊源
宜昌地处长江中游，属于西南方言区，本地方言独具特色，是三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宜昌方言很好地承继了古汉语的发展，遵循了文化源流的轨迹。如宜昌人将剃头匠（或理发师）称为“待诏”，读作dai去声zhao阴平。这一称谓在宜昌的地方县志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如《五峰县志》载为“戴招”，《枝江市志》写为“带刀”，两者有细微的差别，但其正字应同为“待诏”。“待诏”一词，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多样化的历史发展轨迹，笔者拟对此做一浅析，以祈方家教示。
一、“待诏”本意
“待诏”一词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秦代。秦统一中国后确定皇帝的命令专称“诏”、“制”。此后，“待诏”一词便相应地产生了。颜师古注《汉书・楚元王传》：“（刘）歇强子德待诏丞相府”曰“于丞相府听诏命也”。从词性上看，在产生之初动词的色彩比较强。而在其后的演变中词性上趋名词性，作听候诏命之人。据瞿蜕园《历代职官简释》中的解释：“待诏主要是指比较接近皇帝，随时伺应召对的某些职事，又是仕途中的一种特殊安排”。援引这位学者的解释，这一时期“待诏”不能算作是一种正式的官职。据部分史书的记载，这一时期的“待诏”多是指一般的平民，而非朝廷特定官员。史书载，东方朔先后待诏公车、司马门，后任太中大夫，因醉后在殿中小便，“有诏免为庶人，待诏宦者署。”由此可见，东方朔是以庶人身份待诏的。但并不否定有些人是先入官后被“待诏”的，也就是“待诏”并非正式官职，“待诏者”有官有民。
二、“待诏”演变为宫廷之职
“待诏”经过演变逐渐成为了一种官职，如安作璋先生和熊铁基先生就曾论证“待诏”为汉代官员任用制度的一种方式，认为待诏是一种候补官，任内无正式俸禄，只享有一定的生活补助，并且这种补助的数量因所在官署不同而不同。大致讲，“汉代存在两种不同的待诏。一种是如学者所说的作为候补官的待诏。这种人待诏期间没有任何官职，他们等待的是皇帝将之任命为某种官的诏令。另一种是指已经出仕为官的人（有时也包括未出仕者），在某一时候“待诏”，但等待的不是任命为官的诏令，而是指定做某事的诏令。”汉代待诏的基本性质，是如学者所说的候补官。但确切的说汉代待诏者，有许多是具有某种特殊才能的人。待诏的任命多于皇帝的个人尚好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天子私吏”性质，不仅反映在他们“廪食太官”这一点上，从他们初仕所任之官的性质也有所反映，一定程度上说，待诏实际上是一种内朝官，是官员队伍中的后备军。
魏晋时代也有待诏，《晋书》卷九一《杜夷传》上有关于“待诏公车”的记载。早在汉代“待诏公车”就已出现，据此可以推测魏晋时期待诏制度承继两汉，总体变化不大。至南朝，“待诏”一词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南齐书》中《王融传》记载，王融曾上疏世祖曰：“常愿待诏朱阙，俯对青蒲，请闲宴之私，谈当世之务。”当时，王融的职务是中书侍郎，可见，齐时已有带官职（如中书侍郎）的正式官员待诏，这与汉代官员后备军的内涵已经完全不同了。齐梁时待诏人物均是文士，并都带有官职，或中书侍郎，或著作郎，或尚书功论郎，或记室参军，或司徒主簿，或谘议等。
唐代所有以技能供奉朝廷者有翰林之名，源于唐玄宗设置翰林待诏之后。翰林待诏名号的出现，就使传统意义上的待诏和翰林挂上了钩，以后唐代的待诏之所就有了正式名称，被称之为“翰林院”。唐代待诏之所从未有名号到通名翰林院，为唐代内廷供奉组织体系的一大发展。它表明唐朝对于待诏有了相对统一的组织管理。据《旧唐书》卷43《职官志》记载：“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弈，各别院以禀之，日晚而退。”可见，待诏的种类繁多。
三、“待诏”成百工尊称
宋朝之时，“待诏”渐渐流入民间，多指手工艺人其中包括理发师，而且还入了翰林。沈括在同一文里又写到：“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旨在其间。应供奉之人，自学士以下，工伎群官司隶籍其间者，皆称翰林，如今之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是也。”《水浒传》第四回：“智深走到铁匠铺门前看时，见三个人打铁。智深便问道：‘兀那待诏，有好钢铁么？’”这里待诏指铁匠。自宋代始，“待诏”一词趋向平民化，泛指民间各类手艺之人。元明之后，各类下九流的手工艺人也可称作“待诏”了。这与宋元明时代，平民意识的觉醒关系密切，这种称谓词内涵上的变化表现了幽微的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变化。
四、“待诏”成剃头匠专称
从明朝开始，诸如画工一类的手艺之人“待诏”的称谓渐渐消失了，相对之下，人们把剃头匠称作“待诏”倒成了流行的说法。《西游记》第四十六回：“纵有待诏跟进去，也只得剃得头便了，如何衣服也能趁体，口里又会念佛。”这里，“待诏”确指剃头匠。由此可见，在明朝人们普遍心理认同上的词义已经演化为了今天宜昌方言中所指向的剃头匠。
“待诏”这一方言词，在其形成上，既有历时发展的因素，又有文化地域的影响。追溯历史，这一独特的语言文化现象是人们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产生的，有着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深刻的文化意义。对这一方言词进行考释，有利于解读宜昌方言，还原语言的本来面目，对于我们研究民族语言的源流传承，品味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充实和丰富汉语词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薛艳丽.中国古代画工的“待诏”称谓”略论[J].艺术探索，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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