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纳税筹划的法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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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龚文龙 黄通菊
摘要：企业纳税筹划是企业在正确处理自身财务行为与国家征税行为之间互动关系的前提下，在国家税法的约束边界内，趋利避害，以实现税负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的行为。其法律本质在于：纳税筹划体现了公权与私权的对立统一，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平衡，体现了自由与秩序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企业 纳税筹划 税法 本质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4-0015-03
企业纳税筹划是企业纳税人通过合理规划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税款支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其根本任务是企业在正确处理自身财务行为与国家征税行为之间互动关系的前提下，在国家税法的约束边界内，趋利避害，以实现税负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科学认识纳税筹划的本质，有必要从法理的角度分析和理解相关的法律关系。本文着重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解析。
一、企业纳税筹划体现了公权与私权的对立统一
企业纳税筹划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在本质上表现为国家权力与企业权利的关系。两者分别属于公权和私权的范畴。一方面，国家以公共权力为后盾向企业征税；另一方面，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享有包括纳税筹划权在内的各项私权。纳税筹划集中体现了公权与私权的对立统一。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筹集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财政资金，国家通过税法规定了税务机关征税权力和纳税人的纳税义务。税务机关以税法为依据，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向企业课征各种税款。企业在缴纳税款后不能直接获得相应的等价物，一部分经济利益被无偿地转移给了国家。但是，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营利性市场主体，又必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动机的驱使下，企业将节减税收作为经营决策的一个重要目标。一切纳税筹划行为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目标。这样，国家的征税行为和企业的纳税筹划行为在目标上自然会发生一定的冲突：国家征税是为了筹集财政收入，而企业纳税筹划则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税收负担为目标。冲突的产生源于利益的差异，而国家和企业维护其利益的法律依据又大不相同：国家征税依据的是公权，而企业纳税筹划依据的私权。在法理学意义上，两者在目标上的冲突集中表现为公权与私权的冲突。
但是，对立和冲突只是国家税收和企业纳税筹划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纳税筹划在诸多方面也体现了公权与私权的相互统一。从一笔经济业务、一个企业或者一个期间来看，纳税筹划的确会导致企业缴纳的税款数额下降。但是站在整体和宏观立场上来看，纳税筹划不仅不妨碍正常的税收秩序，还有利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首先，纳税筹划有利于减少偷税等违法现象。企业的经济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利益最大化驱动并不因为税法的存在而消失。在这种驱动的作用下，企业必然想方设法降低自己的税收负担。其手段既可能包括纳税筹划，也可能包括偷税等行为。前者是合法行为，后者是违法行为。纳税筹划的产生和发展使企业在偷税等非法行为以外有了正道可走，偷税等不再是降低税收负担的唯一方式或最优方式。偷税等行为的减少所带来的财政收入增加远远超过了纳税筹划所带来的财政收入减少。从整体和长远的角度看，纳税筹划反而有利于财政收入的增加。
其次，纳税筹划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纳税筹划的各种手段中，一个重要的手段是积极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避免适用对企业不利的税法条款。一般情况下，税法之所以对某种行为给与税收优惠，是因为这种行为符合经济政策的导向，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之所以对某种行为课以较高的税负，是因为这种行为与经济政策导向不符，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属于限制之列。例如，对于在落后地区投资建立的企业给予优惠是为了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高污染项目适用较高税率是为了有利于环境保护。企业在纳税筹划中趋利避害，既降低了自身的税收负担，也遵循了经济政策的导向，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最后，纳税筹划有利于减少征纳关系的对抗性。由于税抗性是不可能的。但是，对抗性水平过高对征纳双方都是不利的，因此征纳关系的对抗性又必须得到合理的控制。税收筹划为纳税人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开辟了一条合法、正当的渠道，有利于减少纳税人对税法和税务机关的抵触情绪，使征纳双方的关系更加融洽。
在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税务机关的公权与企业私权的目标呈现出了很大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使两者的冲突得以调和，两者的关系更加和谐，从而更加有利于实现征纳双方的双赢。
除目标上的一致性以外，纳税筹划还体现了公权与私权在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任何国家权力无不是以民众的权力（权利）让渡与公众认可作为前提的”。在法理上，私权是一切国家权力的本源。私权是公权的基础，公权的行使是为了保障私权。没有私权，公权的存在便失去了必要性。纳税人以其享有的私权为基础进行纳税筹划，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征税是为了向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充足有效的供给同样有利于每一个纳税人，使之获得更多的利益。纳税筹划直接服务于纳税人的利益，而国家税收也间接地服务于纳税人的利益。因此，在价值取向上，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二、企业纳税筹划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平衡
税收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律的规定，强制、无偿地参与社会产品分配而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规范形式，具有强制性、固定性和无偿性三个特征。在税法中，大多数规定所涉及的都是纳税人的纳税义务。以纳税人义务为本位是税收法律制度最为鲜明的特征。但是，税法并没有剥夺企业进行纳税筹划的权利。
目前，尚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明确规定企业享有纳税筹划权。这是否意味着纳税筹划缺乏法律依据？答案是否定的。如前所述，国家征税以公权为依据，企业纳税筹划者以私权为基础。对于公权，凡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如税务机关无权在税法以外擅自开征新的税种，或擅自提高某一税种的税率。而对于后者，凡法无明文规定即自由。既然税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均未明确规定企业不能进行纳税筹划，企业就应当享有纳税筹划的权利。
不仅如此，纳税筹划还可以在税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中找到间接的依据。中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了纳税人享有的13项权利，其中有两项权利与企业纳税筹划直接相关。一是依法申请减税、免税权，即纳税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规定的要求和程序，有权向主管税务机关书面申请减税或免税，税务机关应按规定予以办理。这项权利使企业可以充分运用免税技术和减税技术进行筹划，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减免税规定降低税收负担。二是委托税务代理权，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委托注册税务师代办税务事宜。近年来，税务代理的业务范围明显扩大。除代理申报等传统业务外，纳税筹划也成为了税务代理业务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委托税务代理权使企业可以委托注册税务师进行纳税筹划。
除《税收征收管理法》以外，与企业有关的其他许多法规也间接赋予了企业进行纳税筹划的权利。例如，《公司法》规定企业享有自主经营的权利。以这一权利为依据，企业可以在筹资、资金营运、投资和分配活动中以税收负担最小化为目标，进行自主选择和决策。决策目标并不排除税收负担最小化。企业可以以此为目标，来决定是否做出某种行为，从而间接地决定是否产生某种纳税义务，或者在不同的纳税义务中作出最优选择。又如，《价格法》规定企业享有自主定价的权利。在很多情况下，商品劳务价格高低直接影响到纳税金额。企业在定价决策中可以把税收因素考虑进来，通过精心的筹划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三、企业纳税筹划体现了自由与秩序的有机结合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经济主体的一切决策活动都必须在法制的框架内进行，即必须遵循法律法规所要求的经济秩序。税法作为调整国家与纳税人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现了与征税和纳税有关的各种秩序要求。纳税筹划是一种涉税行为，必须遵循税法所规定的秩序。一切筹划只能在税收法律法规的约束边界内进行。突破边界就意味着违反税法，甚至可能演变为偷税行为，这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纳税筹划。这种情况下，企业不仅不能得到预期的经济利益，反而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在经济利益和社会形象上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纳税筹划必须是税法约束范围内的筹划，是遵循税法秩序的筹划。对税收法律秩序的尊重是一切筹划活动的底线。
但是，纳税人在底线以上，在约束范围以内并非没有任何自由。相反，税法本身就直接或间接的给纳税人留下了巨大的筹划空间。一些纳税人为了降低税收负担而选择突破底线和约束进行偷税，其原因除了经济利益驱动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税法熟悉程度有限以及对筹划空间的认识不足。事实上，纳税人在税法框架内享有充分的自由。虽然约束边界具有高度的刚性，但只要不突破这一边界，纳税人就可以使用诸多的手段来降低税收负担，同时也没有必要像偷税那样承担巨大的风险。下面以增值税的筹划为例进行分析：
众所周知，增值税既是最重要的流转税，也是对财政收入贡献最大的税种。正因为如此，国家对增值税实行极其严格的征管制度，对与之有关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按照刑法规定，偷税行为在数额上达到一定标准即构成偷税罪，最高刑期为七年。而对于增值税，则只要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包括为自己虚开、为他人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以及介绍他人虚开的行为，不论具体金额，一律构成犯罪，情节特别严重者适用的最高刑为死刑。可见，与增值税有关的法律边界刚性程度不可谓不高。纳税人如果破坏增值税征管秩序，将承担巨大的风险，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增值税同时也是筹划空间很大的一个税种。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企业可以采用多种方法降低增值税的负担。首先，企业享有进行纳税人身份选择的自由。对于不同的企业，由于经营业务特点不同，有的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更有利，有的则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更有利。企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税收负担更轻的身份。在混合销售行为中，有的企业选择成为增值税纳税人更为有利，有的则选择成为营业税纳税人更为有利。企业也可通过对经营业务的控制来实现身份的自由选择。其次，企业可以通过控制经营和财务活动，在税法条款的适用上趋利避害。例如，企业以商业折扣方式销售货物时，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可以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如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不论其在财务上如何处理，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由于开出发票的方式直接影响增值税税额。企业完全可以选择在同一张发票上注明折扣额的方式，以避免不必要的税收负担。最后，企业可以充分利用税法的各项减免税规定。中国现行增值税法规定了多种减免税的情形。在符合企业经营战略的情况下，企业完全可以积极创造条件，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优惠政策。
以上分析表明，增值税纳税人虽然受到税法的刚性约束，但在约束范围内仍然享有充分的自由。事实上，其他税种的情况也是如此。企业必须尊重税收秩序，但这并未剥夺企业的自由。为降低税收负担，纳税人完全可以选择在约束范围内进行精心的筹划。纳税筹划充分体现了自由与秩序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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